胞外基质（ECM）所产生的空间障碍能够限制癌细胞侵袭的速度。美国加州大学的Amit Pathak等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基质，具有确定的硬度和几何形状，能用于分析ECM硬度和通道宽度对细胞迁移的影响。在ECM硬度一定的情况下，细胞受限在窄小通道中的移动速度反而快于其在大通道中或不受限地在2D表面上的移动速度，这归功于细胞-ECM牵引力的极化作用。空间受限使得细胞的移动速度随着ECM硬度的增强而增快，这与在空间无限制的ECM中情况相反。抑制非肌肉肌球蛋白Ⅱ则能消除这种牵引力的极化作用。 该研究为阐明ECM在癌细胞侵袭的作用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并证明了限制ECM的空间能改变细胞迁移速度。
端粒酶的活性控制着端粒的长度，在干细胞、衰老和癌症中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Katrin Hoffmeyer等最近报道Wnt/β-连环蛋白（catenin）信号和端粒酶亚基Tert之间的分子联系。β-连环蛋白缺失的小鼠胚胎干细胞（ES）的端粒很短；相反，表达活性β-连环蛋白的ES细胞的端粒很长。Hoffmeyer等发现β-连环蛋白通过Klf4调控着Tert的表达。Klf4是多功能转录网络的关键因子。β-连环蛋白在肠癌小鼠模型以及人类癌细胞中与Tert启动子相结合。 该研究首次揭示了干细胞和致癌潜在性之间的联系：β-连环蛋白调控Tert的表达，从而控制端粒长度。这对于再生疗法和癌症治疗非常关键。
甲型流感病毒H5N1亚型主要感染禽类，偶尔感染人，但目前还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该病毒的血凝素（HA）蛋白可以和宿主细胞特异性受体结合，是影响宿主范围的决定性因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病理生物学系的Masaki Imai等开展研究，探寻影响流感病毒在哺乳动物间传播的HA分子机制。研究标本为重组H5 HA/H1N1病毒，包含来自于H5N1病毒的H5 NA片段（有4个突变部分），以及来自于2009年大流行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其余7个基因片段（可在雪貂间飞沫传播）。该病毒可识别人型受体，在雪貂间有效复制，造成肺损伤和体重减轻，但不具有致死性。研究表明，随着病毒传播，H5N1病毒可能突变，在人与人之间传染，从而造成流感大流行。
美国加州大学、韩国Sungkyunkwan大学医学院、德国Aachen大学医院和南加州大学的科研人员近来发表论文称，在肝纤维化好转过程中，肝组织中的成纤维细胞会逆向转变为非活动表型的静止成纤维细胞。研究人员是在研究CCl4大鼠肝纤维化模型时发现上述现象的。 在肝纤维化好转过程中，半数的由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HSC）转化而来的成纤维细胞并未发生凋亡，而是获得了一种与HSCs类似但并不相同的表型。如果再次暴露于促纤维化因子，这些转型的成纤维细胞能够快速被重新激活/转化为成纤维细胞，促进肝纤维化的进展。
狼疮抗凝剂（LAC）可引起妊娠的SLE患者出现不良的妊娠结果。美国纽约康奈尔医学院特种外科医院的Michael D.Lockshin等在对2003-2011年间入组的144位妊娠的SLE患者观察后发现，其中28位出现妊娠不良结果。其中，接受和未接受LAC治疗的患者发生不良妊娠事件的比例分别为39%和3%（P<0.0001）。在IgG aCL≥40 units/ml的患者中，仅有8%出现类似LAC的不良结果，而LAC的阳性率为43%（P=0.002）。此外，IgM aCL，IgG 抗-β2GPI以及IgM 抗-β2GPI不会使患者出现不良妊娠结果。
研究表明，在美国有超过3200万人存在自身抗核抗体（ANAs），且ANA流行频率在妇女，老年人和非裔人群中最高。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Minoru Satoh等在对1994-2004年间4754位美国人血清样本的评估中发现，ANA的总体流行率为13.8%，与白人相比，非洲裔美国人的流行率较高。ANA的发生率可随年龄而增加，女性高于男性，且两者的比例峰值在40-49岁之间，但在老年人群组中逐渐下降。此外，肥胖者中ANA的流行率低于正常体重人群。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使患儿死亡风险以及功能障碍风险增加，研究表明，经低温治疗的新生儿脑病患儿18~24个月龄时的死亡率和致残率均显著下降。 来自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儿科Shankaran等进一步研究提示：新生儿脑病患儿经低温处理后6~7岁时也同样受益。 研究纳入中重度新生儿脑病患者，低温组儿童97例（出生后接受为期72小时的33.5℃全身低温治疗，然后缓慢复温）、对照组93例（接受常规护理）。主要研究结果为死亡率和中重度致残率（IQ评分低于70）。 结果：随访至6~7岁，其中低温组患儿死亡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28%和44%；死亡或显著残疾也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41%和60%（P<0.05）。存活的患儿中，两组患儿中重度致残、大脑执行功能障碍及视觉空间障碍发生率无差异。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是急性心梗的主要抢救方案，ACC/AHA建议将入院至首次PCI时间（DTBT）控制在90分钟内，或控制发病到首次PCI时间（OBT）在3小时内。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Hiroki Shiomi等联合26家医院开展队列研究，3391例起病后24小时内接受了PCI术的患者进入观察，复合终点为死亡或充血性心衰发作。 结果：OBT小于3小时者到达观察终点的发生率（13.5%）显著低于OBT>3小时者（19.2%），P<0.001。OBT降低是减少到达复合终点的独立影响因素，OR为0.70，P=0.002。DTBT小于90分钟组到达复合终点的几率（16.7%，270/1671）与大于90分钟组（18.4%，282/1720）无差异，P=0.54，RR =9.2%。 此项研究表明，控制OBT比控制DTBT更加重要。
为证明经心脏穿刺心内膜下自体骨髓单核细胞（BMCs）移植对心衰是否有效，美国德克萨斯心脏病研究所Emerson C牵头的心血管细胞治疗研究网络（CCTRN）在前期基础上继续开展了一项II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FOCUS-CCTRN试验）。 92例限制性心绞痛和/或充血性心衰患者入组，接受骨髓穿刺后，经心脏注射到心内膜下1亿个骨髓细胞的治疗或安慰剂对照治疗（两组例数2：1）。6个月后，两组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LVESV）的变化差异为−0.9 mL/m2，P=0.73；最大耗氧量差异为1.0，P=0.17；可逆性的心室缺损差异为−1.2，P=0.84。心肌灌注缺损的百分比、总灌注缺损面积、固定灌注缺损面积、局部室壁运动和临床症状的改善等指标亦无差异。 结论：与安慰剂相比，心内膜下BMCs移植并未给慢性缺血性心衰患者带来收益。
对于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患者，手术治疗预防全身性栓塞的时机和效果尚存在争议。为此韩国蔚山大学Sung-Han Kim博士领导的一项临床试验，旨在比较早期手术和常规治疗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的临床转归。 共有76例患者纳入实验，分别接受早期手术治疗（37例）或常规治疗（39例）。首要观察终点是在随机分组后6周内患者出现医院内死亡和/或者出现栓塞事件。早期手术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分别有1例患者(3%)和9例患者(23%)出现首要观察终点事件（P=0.03）。6个月时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栓塞事件或感染性心内膜炎复发的复合终点发生率在早期手术组为3%，相比之下，在传统治疗组为28%（P=0.02）。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与常规治疗方法相比，感染性心内膜炎和巨大赘生物患者的早期手术治疗能够有效减少全身性栓塞的风险，并显著性减少总体死亡事件及栓塞事件。
乳腺癌术后放疗是乳腺癌治疗方法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大学Anderson癌症中心Smith等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早期乳癌患者保乳术后，与常规全乳放疗比较，近距离放疗使患者保乳失败风险增加2倍，并发症更多，但总体生存期无显著差异。该研究纳入67岁以上早期浸润性乳癌患者92735例，保乳手术后，接受近距离放疗（植入放射源进行放疗）6952例，全乳放疗（WBI）组85783例。 结果：近距离放疗患者5年内接受全乳切除风险是WBI组的2.19倍（3.95% vs 2.18%）；并发感染及非感染性并发症分别增加1.76倍和2.03倍；5年内乳房疼痛、脂肪坏死、肋骨骨折发生率均显著高于常规WBI组（p<0.01），但两组5年总体生存率相当，分别为87.66%和87.04%。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好发于女性的自身免疫性风湿疾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卫生中心Bernatsky等多中心队列研究发现SLE患者乳癌患病率显著低于普通人群。为探究其基因原因，对SLE相关的10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进行分析，发现SLE相关的SNPs和乳腺癌发病无重要相关性，如有相关性，可能是复杂的相互作用和/或后天因素所致。研究纳入乳腺癌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数据，集中3659例乳腺癌患者和4897对照组。 结果：与对照组比较，乳腺癌样本中rs9888739等位基因（胞嘧啶）（染色体16p11.2）、rs6445975（鸟嘌呤）（染色体3p14.3）核苷酸置换与SLE患者乳腺癌风险下降有一定相关性，但两者均未达到Bonferroni校正P<0.005的统计学差异。
德国萨尔大学医院Philipp M Lepper等的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表明：无糖尿病史的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患者，其入院时血糖水平高者发生死亡的风险更高，发生急性高血糖者可能需要更密切的关注。 该研究纳入了德国社区性肺炎监测网络（CAPNETZ）自2003年到2009年登记的6891例CAP患者，其人群以性别年龄吸烟等校正分层，比较自入院后28天、90天及180天患者死亡情况。和入院血糖正常的CAP患者相比较，血糖水平在6-10.99mmol/L患者90天死亡率较高（危险比HR=1.56，95%CI:1.22-2.01；P <0.001）；血糖水平在14mmol/L以上时，患者90天死亡率风险更高（HR=2.37，95%CI:1.62-3.46；P <0.001）。患者入院前患糖尿病死亡风险升高，但和入院时血糖水平关联不大。
台湾嘉义长庚纪念医院Meng Lee等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和常人相比较，糖尿病前期和中风预后相关，但其相对风险并不太高。荟萃分析搜索数据来源于Medline等，文献发表时间从1947至2011年7月。最终纳入分析的数据包括15项前瞻性队列研究，760925例参与者。分析结果表明：其中8项（糖尿病前期定义为空腹血糖在5.6-6.9）研究表明，糖尿病前期着中风风险和常人无差异（RR=1.08，95%CI：0.94-1.23；P=0.26）；其中5项（糖尿病前期定义为空腹血糖在6.1-6.9）研究表明，糖尿病前期者发生中风的风险升高（RR=1.21，95%CI：1.02-1.44；P=0.03）;当糖尿病前期定义为IGT和（或）IFG（8项）时，研究表明，糖尿病前期者中风相对风险升高（RR=1.26，95%CI：1.10-1.43；P＜0.001）。
在国际临床实践指南（CPGs）制定中有经济利益冲突（FCOIs）的专家，对是否因该有所回避，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加拿大魁北克省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的Derek J. Jones等组成的上消化道出血国际共识会务组，在一次会议中进行了相关研究探索。该会议成员由来自15个国家的34名专家组成，计算宣称或没有报告FCOIs的投票专家数等情况。62%的专家报告至少有1项FCOIs。21条专家推荐意见中有8条可能有潜在的FCOIs，大部分有FCOIs的专家回避了其中的6条推荐意见的讨论，这些讨论中无FCOIs专家占了大多数（专家数19～26；中值，22）。是否采取回避措施不影响投票结果，但是有可能使相关讨论不能更充分。伦理框架的设定可能对处理利益冲突和会议的丰富性有所冲突，需要平衡利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一篇有关国际三大药审机构新药审评的比较分析报道称，FDA的新药审批效率要高于EMEA和加拿大卫生署。文章分析了2001年至2010年期间，FDA、EMEA和加拿大卫生署等三家药审机构批准的新药申请。十年间，上述三家药审机构共批准了510项治疗新药申请。其中FDA批准225项，EMEA批准186项，加拿大卫生署批准99项。这些申请中，共有289种为创新药物。在FDA所批准的申请中，完成首次审查的中位时间为303天（四分位数间距范围185～372天），EMEA为366天（四分位数间距范围310～445天），加拿大卫生署为352天（四分位数间距范围为255～420天）（三家机构间比较的P值<0.001）。FDA的总审查中位时间也短于EMEA或加拿大卫生署（P=0.002）。
翼展达70cm的大型昆虫一度统治了石炭纪和二叠纪的天空。出现这样的巨型物种与高氧浓度有关。对于会飞的昆虫这种代谢率高、对氧气需求高的生物而言，氧浓度是控制体型的关键因素。加州大学的Matthew E. Clapham等研究发现，体型与大气氧浓度的关联只存在于昆虫进化的头1.5亿年，直到侏罗纪末期，之后昆虫的体型就与氧浓度没有关联了。甚至在白垩纪早期氧浓度升高的情况下，昆虫的个头呈减小的趋势。而这时正是早期鸟类出现的时间，鸟类的飞行方式更为灵活。在新生代昆虫的体型进一步缩小可能与蝙蝠的进化、白垩纪生物大灭绝或者鸟类的进一步分化有关。昆虫体型与氧浓度脱钩并与鸟类的繁荣相关联提示生物因素，如捕食和竞争取代氧浓度成为了影响体型最重要的因素。
关于生活史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如何分配资源以提高适应性：生存、成长、繁衍。进化生态学的先驱David Lack在《鸟类繁殖的生态适应》（1968）中指出，鸟类的繁殖数量反映了对环境因素的适应，例如食物的多寡和被捕食的风险。但后续的研究并不总是支持Lack的理论。英国雷丁大学生命科学院的Richard M. Sibly等通过对980种鸟类的物种发展史和繁殖能力的精细测量，测试了大量物种的生产力随体型、发育和生活方式的预测因子。发现生产力与体型和父母照料的能量需求无关，与外源性死亡有关。发育史的强信号提示相似的生活史特征在分支中趋向保守但在不同分支中有独立发展。结果总体上同时支持了Lack的和后续的鸟类生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