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动脉高压以肺动脉平滑肌细胞（PASMCs）增殖增加和凋亡抵抗为特征，由于研究者在分子水平上对该病的发病机制认知不足，延缓了肺动脉高压新型疗法的开发。 近日，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名为FoxO1的转录因子可以调节血管壁中细胞的分裂，研究发现FoxO1的失活主要是通过磷酸化与核外排机制进行的。通过静脉注射或吸入紫杉醇来增加FoxO1的活性，或者通过基因治疗重建FoxO1的转录活性，都可以在体外修复PASMCs的表型，而这与体内细胞周期的调控、骨形成蛋白II型受体（BMPR2）及其信号转导，反向的血管重构以及右心肥大等的改变有关。因此，PASMC FoxO1是导致肺动脉高压的多重信号通路的关键调节元件，提高FoxO1活性有望治疗肺动脉高压。
在非编码序列发生的体细胞突变在肿瘤中非常少见，但最近的研究发现，在端粒酶逆转录酶（TERT）调节的DNA位置发生了这种突变。在近期的《自然•遗传学》杂志上，瑞典哥德堡大学的Nils J Fredriksson等研究人员公开了他们对于14大类、共505个肿瘤基因组的体细胞突变与表达的相关性研究。这项系统性的筛选工作分别测定DNA调控区的基因突变情况以及RNA水平变化，并将二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在一些基因转录的位置发生了周期性的启动子突变，但TERT位点的突变出现了异常，表现为与RNA表达水平的升高具有强烈的、全基因组相关性。
丹麦Christian Munck博士等将大肠杆菌暴露于5种不同的单一抗生素及10种不同的抗生素药物配对方案，以分析产生药物抵抗的新机制，建立预测模型。 通过分析所有产生药物抵抗的大肠杆菌的全基因组，Munck博士等发现了造成药物抵抗水平差异的关键的基因突变事件，并发现微生物在产生对某一种药物产生抵抗时，往往会对另一种药物产生更高的敏感性（附属敏感性）。 研究认为，大肠杆菌的某些重要基因的突变事件是引起联合治疗方案药物抵抗和附属敏感性的主要机制，而且这种机制可以向外延展至其他药物联合治疗方案产生药物抵抗。如果临床可以提前判断或终止这些关键基因的突变，则可以有效预测治疗效果和选择合理的药物进行联合治疗。
近期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研究表明：转移性癌症药物抵抗肿瘤细胞，在药物治疗前已经存在于肿瘤中。 癌症靶向治疗，是癌症治疗的新的方法，可以快速强有力地清除肿瘤，但是多数癌症仍因为药物抵抗原因复发。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癌症对靶向治疗药物抵抗，是由于癌症中药物抵抗细胞亚群的预先存在造成的，但是目前对其遗传特征知之甚少。 研究发现，耐药突变细胞亚群广泛存在于转移性癌症细胞。研究人员通过计算耐药突变细胞的预期数和中位数发现，大多数可检测的癌症中均包含10个以上的耐药突变细胞亚群。
乳腺肿瘤分泌的C-C趋化因子2（CCL2）能够使得分泌CCR2的炎性单核细胞募集至原发肿瘤和转移位点。在小鼠中，中和CCL2能够将单核细胞留在骨髓中，从而抑制转移。瑞士Friedrich Miescher生物医学研究所的Laura Bonapace等人发现，中断CCL2的抑制会加速肿瘤转移和死亡。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单核细胞从骨髓中释放出来，原发肿瘤中肿瘤细胞动员的增强，以及新血管的生成增强了肺部转移细胞的增殖。然而，抑制CLL2和IL-6则能够显著减轻转移并且提高生存率。该研究结果提示，在以抗CLL2药物作为单药治疗时，必须小心谨慎。
最近，《科学》杂志报道了两项关于肺癌的演化和变异的研究。 美国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Andrew Futreal等研究人员，以及英国伦敦大学癌症研究所的Charles Swanton等研究人员，分别对11例和7例局灶性肺癌的多个区域进行了全外显子组测序和全基因组测序，从而确定它们的克隆组成。两项研究均发现，在同一个肿瘤的不同部位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异，也就是说，出现了分支进化，但是，不同区域共享驱动突变的比例也很高。这种变异似乎是由非经典癌症基因的变化造成的。因此，如果只从一个肿瘤区域抽样可能存在潜在的“克隆类型错觉”的风险，尽管可以应用单项活组织检查来评估肿瘤的遗传组成，仍然应该考虑每个患者的异质性水平，从而预测疾病的进展。
最新发表于《美国心脏病杂志》的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对于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术前应用他汀类药物，可以降低患者发生造影剂引起的急性肾损伤（CI-AKI）风险。 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的Giacoppo D等研究人员检索MEDLINE/PubMed、EMBASE和Cochrane Library等数据库中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冠脉介入患者术前应用他汀类药物和安慰剂或其它方案、术后发生CI-AKI风险。 研究合计纳入8项随机对照试验，4984例患者。他汀组（n = 2480）CI-AKI的发病率为3.91％，对照组（n = 2504）为6.98％，他汀类药物可以降低46％的相对危险度（RR 0.54，95％CI 0.38〜0.78，P = 0.001）。亚组分析表明，对于肾小球滤过率（GFR） <60 ml/min的患者，他汀类药物保护作用更强；他汀类药物的类别和N-乙酰半胱氨酸对结果没有影响。
《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人工合成甜味剂也许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有助于减肥或预防糖尿病，恰恰相反，人工合成甜味剂可能会导致葡萄糖耐受不良和一些代谢性疾病。 Eran Elinav博士等人对人工合成甜味剂展开研究，按照FDA批准的食用量，研究人员给小鼠的水中添加了三种最常用人工甜味剂。结果发现，与饮用水或糖水的小鼠相比，饮用人工合成甜味剂水的小鼠出现葡萄糖耐受不良。采用不同类型的小鼠和不同剂量的甜味剂重复这一实验，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研究人员称，葡萄糖耐受不良小鼠肠道菌群的成分发生了改变，某些细菌对甜味剂作出反应，分泌一些物质可引起与糖过量相似的炎症反应，促使机体利用糖的能力发生了改变。
一项多国研究证实，有血栓倾向的孕妇在产前预防性应用达肝素，不会带来益处，反而会增加轻微出血风险。 自从十五年前发现易栓症会增加胎盘介导的妊娠并发症风险后，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有易栓症的孕妇是否应该在产前接受血栓预防？ 孕期预防血栓，低分子量肝素是个好选择，因为它不经过胎盘、对母体的安全性好。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Rodger教授等对5国36家医疗中心的289例合并易栓症的孕妇开展了TIPPS试验，她们随机接受产前预防性服用达肝素或不用药。分析显示，达肝素不会减少先兆子痫、小于胎龄儿、流产或静脉血栓栓塞的发生率。安全性方面，轻微出血的发生风险达肝素组比对照组高出10.4%。 从这个结果来看，对于有易栓症的孕妇是否应该在产前接受血栓预防，回答是否定的。
研究显示，接受药物洗脱支架（DES）的患者延续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至1年以上无明显获益，反而增加出血风险。 研究者将2440例接受DES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根据血小板检测的结果调整治疗，另一组采用常规的抗血小板治疗。随访1年后，没有中断DAPT指征的患者按1:1进行二次随机，一组中断DAPT，单用阿司匹林治疗（中断组），另一组继续DPAT 6-19个月（延续组）。主要终点是死亡、支架内血栓、心肌梗死、中风或紧急血运重建术，采用意向治疗分析。 共有1259例患者进入第二阶段研究，中断组624例，延续组635例。中位随访时间为17个月。主要终点中断组27例（4%）；延续组24例（4%）。延续组STEEPLE大出血事件发生率高于中断组，大的或小的出血事件发生频率也是延续组更高。
《美国血液学会期刊》近期发表文章指出，未来临床试验可能采用凋亡细胞疗法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GVHD仍是同种异体骨髓移植（BMT）后发生的最严重的排斥反应，近一半病人会发生GVHD。该反应主要由宿主抗原呈递细胞（APCs）介导移植供体T细胞产生，虽然BMT前进行大剂量放化疗可使APCs明显减少，但残留的少量造血APCs可被激活，引起供体T细胞的炎症反应，从而最终造成GVHD。研究者推测，将供体移植物进行体外光照（ECP）, 细胞暴露于甲氧补骨脂(8MOP)和紫外线（UV）辐射下诱导细胞凋亡，或许可用来预防GVHD。也有研究表明，在小鼠模型BMT后，注射少量ECP作用后的供体细胞，可诱导供体T淋巴细胞来抑制急性期GVHD。
糖尿病患者冠脉血运重建术的最佳治疗方案一直未能确定。 为比较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的长期效果，研究人员搜索了文献库中1990年1月1日～2014年6月1日之间的对照试验，比较多血管或冠状动脉左总干进行PCI（药物洗脱支架或裸支架）和CABG的糖尿病患者。主要观察指标为全因死亡率、非致死性心梗、中风和增加PCI。 研究人员使用贝叶斯网络荟萃分析对40项研究进行整合，旨在说明在支架选择上的变化。结果发现，PCI的死亡率较CABG高，心肌梗死数量两者相当，但PCI的中风发生率更低。 若仅从长期存活预期考虑，CABG似乎是糖尿病患者血运重建的首选方案，但若考虑到剩余不确定性和中风风险，临床应结合糖尿病患者的病情综合考虑。
英国研究人员Gayatri Amirthalingam等人发现，孕妇接种百日咳疫苗对预防新生儿百日咳效果显著。2012年英国爆发百日咳，英国政府推出孕妇免疫计划，让孕妇接种百日咳疫苗。研究者对2008年1月1日～2013年9月30日患百日咳的入院婴儿及实验室确诊病例进行了分析，从而评估疫苗预防新生儿百日咳的有效性。结果发现，26684位孕妇于2012年10月1日～2013年9月3日生产，产前孕妇注射疫苗覆盖率为64%。对2012年10月1日后出生的婴儿，孕妇接种疫苗对预防小于3个月新生儿百日咳的有效率为91%，小于2个月婴儿有效率为90%。另外，2013年1～9月比2012年同一时间百日咳患儿人数少（328例vs72例），3个月以内百日咳患儿住院人数也少（440例vs 140例）。研究人员称，孕妇接种疫苗可预防新生儿百日咳，对孕妇实行百日咳疫苗接种意义重大。
克唑替尼是一种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为了确定其在ROS1重排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中的作用，麻省总医院的Alice T. Shaw等人从一项克唑替尼I期扩展研究人群中选择了50例ROS1重排检测阳性的进展期NSCLC患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客观有效率为72%，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19.2个月。在30个检测的肿瘤样本中，研究人员共鉴定了7种ROS1融合伙伴基因。ROS1的重排类型和克唑替尼临床应答之间未观察到相关性。克唑替尼安全性与其在ALK重排NSCLC患者中的安全性相似。 克唑替尼在进展期ROS1重排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具有明显的抗肿瘤活性。
美国联邦感染性疾病军事医学研究院（USAMRIID）的一项研究证实，以汉坦病毒DNA疫苗接种转基因牛可产生高效价的人源化中和性抗体，后者可有效治疗汉坦病毒感染所导致的严重的汉坦病毒肺出血综合症，大大减少感染模型动物的死亡率。 在接种转染色体牛（TcBs）1个月后，TcBs体内产生了高效价的中和性抗体（滴度＞1000）。在第四次接种疫苗后的第10天，研究人员收集了TcBs的血浆，用于生产纯化的α-HPS TcB人IgG抗体。 之后，研究人员在动物感染安第斯病毒（ANDV）5天后开始给予抗体治疗，剂量20000单位/kg，结果8只动物中有7只存活；对照组给予相同剂量的正常的TcB人IgG抗体，8只动物全部死亡。
重症患者静脉血栓最常用的预防用药包括低分子量肝素（LMWH）和普通肝素（UFH）。LMWH的价格高于UFH，但如果这两种药物对患者结局的影响有很大不同的话，花费多一些也是值得的。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Robert A. Fowler等比较了两药的成本-效益后发现，无论是内科还是外科的重症患者，用LMWH达肝素预防静脉血栓的效果都更佳，而且总体花费与UFH相似，甚至更少。 这项研究对5国23家中心的2344名患者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情况下（78%），用LMWH的预防策略效果最佳，且花费最少。 无独有偶，最近一项多中心、盲法、随机试验PROTECT显示，LMWH达肝素和UFH在降低腿部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上没有差异，而达肝素的使用会降低肺栓塞和肝素所致血小板减少症的发生。
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系的Carlos A. Botero等人近期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称，信奉神灵的人类社会的空间流行情况能够通过其历史、社会和生态学数据进行预测。利用高分辨率的数据组，研究人员认为，资源丰富度、生态学风险、文化传播、共同起源以及政治复杂性都能够对全球信奉神灵信仰的全球分布产生影响，并且系统估计了其影响的效果。该论文中使用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框架。该框架有助于我们利用全球不断增长的生态学、语言学和历史学数据来理解人类物种行为的形成力量。
如今，使用临终关怀的肿瘤患者比以往更多，但是临终关怀以外的护理强度正在增加，临终关怀的时间正在降低。临终关怀对医疗卫生利用率的影响以及花费的不确定性妨碍了临终关怀的进展。为了比较那些进行临终关怀和未进行临终关怀的恶性肿瘤患者对卫生保健的利用程度和花费，布莱根妇女医院的Ziad Obermeyer等对全国死于2011年的受益于联邦保险的具有代表性的20%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这些样本中，那些接受临终关怀的患者其住院率、特护病房入住率、临终的侵入性治疗等都显著降低，并且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其总花费也显著降低。
面包酵母可用来生产吗啡、可待因等止疼药。阿片样物质的生产受到罂粟供应链的限制，因此，斯坦福大学的Christina Smolke教授和她的同事希望找到一种生产这类药物的替代方法。他们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在酿酒酵母中表达来自于罂粟和恶臭假单胞菌M10的基因，然后将酵母培养在从罂粟中提取的一种阿片样物质中间分子——二甲基吗啡上。酵母合成了足够高水平的一些自然和半合成的阿片类药物，使得这一方法可能用于制药工业。研究人员称，下一步将通过生物工程技术，使酵母利用单糖来生产这类止痛药，从而彻底摆脱对罂粟的依赖。
激酶IRAK4或其配体MyD88蛋白的失能可能中断病原检测和引发炎症的关键途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携带这些基因失能突变的患者仅对一小部分病原体易感。贝勒大学免疫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采用了一个系统方法来研究患者全血在体外对于Toll样受体激动剂（TLRs）、白细胞介素1受体（IL-1Rs）和全病原体的应答。患者对于纯化的Toll受体激动剂的反应较低，而对于全病原体的表现则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对后者的反应进行进一步的划分，研究确定了一个对于MyD88及IRAK4功能丧失患者的狭窄的模式识别转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