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风时，神经元凋亡部分是由于通过谷氨酸受体通路流入了过量的Ca2+。据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Weihong Tu等的研究报道，死亡相关蛋白激酶（DAPK-1）的激活对这一Ca2+流入途径起到了促进作用。 该研究发现，中风后的脑皮层中，DAPK-1与谷氨酸受体蛋白结合的复合物含量增加。细胞同时表达DAPK-1和谷氨酸受体导致谷氨酸受体亚单位NR2B磷酸化，从而使进入细胞的Ca2+增加。 体外细胞培养显示，在缺氧和葡萄糖的条件下（模拟中风时的情况），缺乏DAPK-1的皮层神经元更不易凋亡（与表达DAPK-1的神经元相比）。缺乏DAPK-1的实验鼠中风后，神经元凋亡程度及梗死灶范围均较表达DAPK-1的实验鼠为轻。用一种可进入细胞抑制DAPK1与谷氨酸受体相互作用的肽治疗中风鼠，结果显示，脑损伤减轻、神经功能得到改善。

口吃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与遗传因素有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立耳聋和其他交流障碍研究所的Changsoo Kang等在一个大的同血统巴基斯坦家族中，检出了N-乙酰葡糖胺-1-磷酸转移酶基因（GNPTAB）的一个错义突变，该基因编码与口吃相关的GlcNAc-磷酸转移酶[GNPT（EC2.7.8.15）]的α和β催化亚单位。这些基因编码生成甘露糖-6-磷酸信号的酶，这种信号引导多组水解酶进入溶酶体。这个系统的缺陷与粘脂贮积症有关，后者是罕见的溶酶体贮积症，最常伴有骨、结缔组织和神经系统症状。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Raghavan Murugan等研究发现，急性肾损伤在非重症肺炎患者中也很常见，与免疫应答水平较高、死亡危险增加相关。 研究共纳入1836名重症和非重症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631名患者出现了急性肾损伤，这631名患者中329名为重症感染，302名为非重症感染。非重症感染患者中，16%～25%出现急性肾损伤。总的来说患有急性肾损伤的病人年龄要大一些，有着更多的共病，生物标记物的浓度也要更高一些（如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等），即使感染不严重的急性肾损伤患者也是如此。进一步分析发现，急性肾损伤相关死亡危险变化较大。所有患者刚入院时该死亡危险显著较高，随时间逐渐下降。从未入住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死亡危险也显著增加（HR=1.29）。

美国华盛顿大学William Ehlenbach等人对急诊或危重疾病（如严重感染、心脑血管病等）住院的老年人今后发生痴呆的风险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研究，从1994至2007年共有2929位年龄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参与研究，受试者被分为3组：无住院记录组（1601人）、非危重疾病住院组（1287人）、急诊或危重疾病住院组（41人），研究开始时这些受试者都未患痴呆症，在平均6年的随访时间内这3组出现痴呆的人数分别为：146人、228人和5人。调整相关影响因素后，研究发现与第1组相比，第2组受试者痴呆风险增加40%，第3组受试者痴呆风险增加130%。研究者表示因急诊或危重疾病住院的老年人日后发生痴呆的风险显著增加，但目前还不清楚急诊或危重疾病住院导致认知能力衰退的相关机制。

德国蒙斯特大学的Daniela Kiski等对应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阻滞剂是否增加暴露于造影剂后造影剂肾病发生进行了研究。研究共纳入412位患者，其中269人（65.3%）服用RAAS阻滞剂。应用RAAS阻滞剂患者与对照组平均年龄、肌酐水平、性别、患糖尿病患者比例或左心室射血分数无显著差异。单变量分析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应用RAAS阻滞剂治疗的患者暴露于造影剂后72小时内发生造影剂肾病显著增加（11.9% vs 4.2%，p=0.016）。多变量分析显示，RAAS阻滞剂是造影剂肾病独立的预测因素（OR=3.082，p=0.016）。应用RAAS阻滞剂治疗的患者暴露于造影剂的72小时内更易发生造影剂肾病。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Hyejung Jung等对多伦多大学狼疮诊所数据库中1970年～2004年诊断为SLE的患者，进行了一项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纳入血栓患者组54例（动脉血栓32例；静脉血栓22例），匹配非血栓患者组108例。校正病程、随访时间、疾病程度等混杂因素，多变量分析结果显示：SLE患者发生血栓的风险因素包括年龄较大、超过50岁、血压升高；但是应用抗疟药后，血栓风险减少69%。

荷兰学者Breet等在1069名预先经过氯吡雷格治疗的行选择性冠状动脉支架植入的患者中，评估了6种血小板功能检测方法预测动脉血栓形成事件的能力。以全因死亡、非致命性心肌梗塞、支架内血栓形成及缺血性中风作为研究的主要终点。1年随访结束时，利用血小板凝集度透光率、VerifyNow和Plateletwork进行测试的患者中达到主要终点的比例较高；IMPACT-R、Dade PFA collagen/ADP 及Innovance PFA P2Y则无法对患者是否达到主要终点进行区分，但以上6种方法都无法对患者出血的风险进行预测。因此，对出血风险较低的患者而言不推荐用测试血小板功能的方法来指导临床治疗。

近日，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实验中绕过诱导多功能干细胞这一步骤，首次直接将实验鼠皮肤细胞转化为神经细胞。研究人员在体外仅用Ascl1、brn2（也称Pou3f2）和Myt1l等三种转录因子，可将约20％的实验鼠皮肤细胞转化为神经细胞。这些神经细胞不但可以表达神经蛋白，而且可与实验室中的其他神经细胞形成突触。绕过诱导阶段而将细胞直接转化，对理解细胞分化及再生医学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

拉索昔芬是一种非甾体类、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对于绝经后女性，可以减少骨质吸收、流失，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美国加利福尼亚太平洋医学中心的Steven Cummings等就拉索昔芬对绝经后女性骨折危险、乳腺癌和心血管疾病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该项随机试验，共招募8556例年龄在59岁～80岁之间的女性，股骨颈或椎骨的骨密度（T score）小于等于2.5，随机接受拉索昔芬或安慰剂。结果发现，在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患者中，0.5mg/d的拉索昔芬可以降低椎骨及非椎骨骨折风险、ER阳性乳腺癌发病风险以及冠心病和卒中风险。

美、德研究人员就动脉内膜切除术和动脉支架治疗颈动脉狭窄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短期疗效方面，动脉内膜切除术优于动脉支架；长期获益方面，两种术式基本相似。 研究人员从各大数据库筛选出了1990年1月1日到2009年7月25日间的相关研究，分析结果显示：短期内，动脉内膜切除术的死亡和中风风险较动脉支架为低（OR=0.67，P=0.025），这主要得益于动脉内膜切除术的中风风险远比动脉支架低，而动脉内膜切除术的心肌梗死、神经损伤发生风险高于动脉支架。长期疗效方面，两种术式的中风或死亡风险相差不大（HR=0.90，P=0.314）。

来自GLADEL的队列研究显示，抗疟药对狼疮（SLE）患者生存期具保护性作用，用药时间越长，患者死亡风险越低，生存期越长。 该研究共纳入1480例SLE患者，平均年龄29.5岁，其中1141例（77%）患者使用抗疟药物治疗，平均用药时间48.5个月。随访55个月，89例（6.0%）死亡，应用抗疟药物组患者的死亡率显著低于非抗疟药物组（4.4% vs 11.5%；P<0.001）。抗疟药物使用6～11月、1～2年及>2年者，SLE患者的死亡风险依次为3.85、2.7和0.54,非抗疟药物组死亡风险为3.07。校正混杂因素后，发现抗疟药能使SLE患者死亡率下降38%。

南非德班夸祖卢-纳塔尔大学的Salim Abdool Karim等在南非德班的一项开放标签、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显示，对同时患有结核病和HIV感染的患者，在结核病治疗期间启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 研究将同时患有结核病和HIV感染的642例病人分组，分别在下列两个时间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一部分病人在结核病治疗期间（综合治疗组），另一部分病人在完成结核病治疗后(序贯治疗组)。 结果发现，与序贯治疗组213例病人中的死亡率（27例死亡，12.1例死亡/100人-年）相比，综合治疗组429例病人中的死亡率下降56%（25例死亡，5.4例死亡/100人-年）。两个研究组在随访期间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似。　

匈牙利国家康复学院的Z Barta等开展研究，了解影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181位英国女性狼疮患者入组，其中47人（26％）发现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伴有颈动脉斑块的狼疮患者躯体功能、活力、情感和心理健康均显著降低（P<0.05）。但在排除患者年龄、传统风险因素尤其是吸烟因素后，以上相关性消失。吸烟狼疮患者的躯体功能、活力和精神健康状况较差、更易出现躯体疼痛。 因此研究者认为，吸烟可能降低狼疮患者生活质量，应对吸烟的狼疮患者进行戒烟干预。

罕见疾病包括成骨不全、神经肌肉疾病、苯丙酮尿症、血友病A和B、淋巴管肌瘤病和白化病等。中国罕见病患者至少有10万人，目前仍没有针对罕见疾病的专有法规，相关治疗药物也很少，多数患者不能获得及时的治疗。2009年2月28日，第三个罕见疾病日上，中国罕见疾病慈善基金协会联合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呼吁成立罕见疾病月，以引起社会各界对罕见病的重视。全国人大已经在讨论罕见疾病立法的议案，为改善罕见病患者的现状提出了解决办法，包括明确罕见疾病病种、建立保险机制和筛选、预防及诊疗网络，政府机构主动引进罕见病治疗药物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国外药厂新药申请进入，支持和鼓励本土药厂进行药物研究和开发等。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ouglas Staiger及其同事对近30年美国医生的工作时间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从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间医生工作时间相对稳定，平均每周工作55小时（54.6～55.9小时），但从1997年到2007年的10年间医生工作时间逐年减少，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减少7.2%，降至51小时。研究者指出医生收入下降可能是工作时间减少的一个潜在原因，校正通胀等因素后，与1996年相比，2006年医生收入减少了25%。医生工作时间减少可能导致患者所需的医疗服务无法得到满足，一旦任其减少，政府最终可能面临不得不增加医生人数的局面。

中国高昂的医疗费用正在被全球所瞩目，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畸形的药物定价机制。中国政府通过物价局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控制药品价格，政府常通过降低医生和护士等医疗人员所付出的医疗服务的价格以平衡药物价格。由于政府补贴仅占医院收入的8%左右，医院只有提高药品和医疗耗材的价格，以维持运营。 2009年10月9日，中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试图改革目前的医药定价机制，并声称，应当适当上调医疗服务的价格，对药品和医疗耗材的价格加以更严格的控制。政府的这种努力，值得期待。

德国研究联合会（DFG）是德国主要的研究基金机构，他们计划大幅度限制研究者在基金申请书中罗列的论文数目。自2010年7月开始，申请年度基金，申请者可以只列出跟项目申请相关的2篇发表论文，最多不能超过5篇显示其研究生涯的代表论文。DFG希望该项新规定将有助于缓解他们评议人员所面临的审批负担和科研人员为了获得资助资金尽可能多地发表论文的压力。DFG负责人强调：他们关注的是论文质量，而不是数量。

窒息游戏（The choking game），是通过自己或者朋友，利用手、塑料袋与绳索等工具勒住脖子，让自己或对方无法呼吸，直到快窒息那一刻才松手，从而享受到大脑缺氧重获氧气瞬间时产生的兴奋感觉。由于游戏者难以掌控勒颈的强度与时间，轻则昏厥，重则伤残致死。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道：1995年～2007年，全美至少82人因窒息游戏而丧生，大部分为11～16岁的男生。俄勒冈州公众健康部门对八年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约6%学生玩过该游戏，2.6%学生帮助他人玩过。有心理健康风险因素（4.0%）或物质滥用（7.9%）的孩子玩过窒息游戏的比例远高于正常孩子（1.7%），若同时具有这两种风险因素的孩子参与比例更高达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