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哈佛干细胞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报道，一种胰岛素抵抗小鼠模型，能够快速诱导β细胞的增殖和扩增。利用这种模型，他们发现一种荷尔蒙——betatrophin，主要表达于肝脏和脂肪中。在其他胰岛素抵抗和怀孕小鼠模型中，betatrophin的表达与β细胞的增殖有关。小鼠肝脏中的betatrophin的暂时表达能够显著且特异性地促进胰腺β细胞增殖、扩增β细胞数量并促进葡萄糖耐受。 该研究揭示，利用betatrophin进行治疗能够替代胰岛素注射的方法，实现增加糖尿病患者体内内源性β细胞数量的目的。

最近，哈佛干细胞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利用异时异种共生模型，探索了衰老导致心脏肥大的作用机理。在与年轻小鼠共享循环系统4周后，年老小鼠的心脏肥大发生了逆转，伴随着心脏缩小且发生了分子重构。心脏肥大的逆转并非归功于异种共生所产生的血液动力或行为上的影响，而是受益于血液中的因子。利用配子为基础的蛋白质组学技术，研究人员确定了TGF-β超级家族中的GDF11在年轻小鼠的循环系统中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如果将衰老小鼠体内的GDF11恢复至年轻小鼠的水平，则能获得异种共生的效果，逆转心脏肥大。该发现为治疗衰老相关疾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的Andrew J Ramsay等人对127个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CLL）患者的外显子测序及另外214名CLL患者的桑格测序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有3.5%的个体发生了POT1基因（编码端粒保护蛋白1）的体细胞突变，并且在无IGHV突变的个体中，这一数字达到了9%。POT1编码端粒的组成成分，并且是第一个被发现的在肿瘤中发生突变的端粒结构。POT1突变主要发生在编码两个寡核苷酸/寡糖结合折叠处，影响结合端粒DNA的关键残基。POT1突变的CLL细胞含有大量异常的端粒和染色体，这表明POT1突变赋予了CLL细胞具有恶性增殖的特征。CLL细胞中POT1突变的发现为以后临床治疗CLL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美国Maxson JE等采集了部分正在接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的慢性嗜中性粒细胞白血病（CNL）和非典型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CML）患者的粒细胞，并进行了基因测序筛查。结果发现，在CNL和非典型CML患者中，集落刺激因子3受体（CSF3R）的基因变异很普遍，可能是诊断这些肿瘤的一个潜在有效指标。 该研究显示，在27例患者（CNL或非典型CML）中，16例患者出现了CSF3R的基因激活变异。这些变异分散在CSF3R的两个不同区域内，并导致了下游激酶通路（通过SRC家族-TNK2或JAK激酶）的变化及对激酶抑制剂的感受性差异。研究显示，如果一个CNL患者携带有JAK-活化的CSF3R基因变异，给予JAK1/2抑制剂治疗，则临床预后改善明显。

小肠上皮细胞（IEC）与微生物共生关系的改变与肠道和系统疾病有关。细菌产物（微生物相关分子模式,MAMPs）和Toll样受体（TLRs）的相互作用对维持IEC的内平衡至关重要，但TLRs如何在时间上调节其功能以适应生物钟还未可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Atish Mukherji等人通过对IEC生物钟功能和分子的详细研究发现，IEC的完整性对微生物与IEC的相互作用来说是必须的。在IEC中，RORα激活子和RevErbα抑制子的反向表达使得TLR的表达具有生物节律，这能够暂时将无节律的微生物信号转换成有生理节奏的JNK和IKKβ活性，并阻止RevErbα的激活。再者，通过AP1和NF-kB的激活，与RORα、RevErbα一起保证生物钟处于平衡状态。微生物信号的缺乏能够诱导糖尿病前期综合征，这主要由于生物钟破坏从而使得回肠中皮质酮过量产生。

韩国首尔大学、大邱加图立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和延世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近来在《Cell》杂志撰文称，肠道细菌产生的尿嘧啶在维持肠道菌群稳定和调节粘膜免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肠道菌群的平衡维持并非易事。宿主既要保护益生菌，又要时刻提防病原菌。在以果蝇为模型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细菌产生的尿嘧啶可作为配基，刺激果蝇肠道内双氧化酶（DUOX）依赖的活性氧自由基的产生，导致肠道炎症。在肠道感染非益生菌时，这种由尿嘧啶所介导的急性（可控制的）免疫反应，对快速清除致病菌、肠粘膜细胞修复和宿主存活至关重要。在正常情况下，肠道菌群不会产生尿嘧啶（亦不会激活DUOX），从而保证正常菌群的和谐共生。当机会菌入侵时，机会菌所释放的尿嘧啶则会引发慢性炎症。

结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其临床表现及预后迥异。荷兰阿姆斯特丹医学中心、英国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近来在《Nature》杂志撰文称，预后不良的结肠癌系由一种特定分子表型的锯齿状癌前病变发展而来。 研究人员采用非监督分类策略对1100个结肠癌标本进行了分类，确认了三个主要的分子亚型；两个亚型此前已确认，其特征表现为染色体不稳定和微不稳定癌症。新确认的亚型主要的分子特征表现为微卫星稳定，肿瘤细胞含有相对较多的CpG岛。更为重要的是，该亚型的结肠癌与结肠锯齿状腺瘤存在高度相似的基因表达特征，包括参与基质重塑和上皮-间质转化的基因表达上调。临床分析显示，该亚型结肠癌预后不良，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靶向治疗抵抗。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受体γ(PPARγ)是PPARs的一个亚型，目前国内外许多研究证实其在小鼠及人体内的骨质更新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PPAR的其他亚型在该过程中的作用还不清楚。最近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的Carina Scholtysek等研究发现，PPARβ/δ是骨更新与成骨细胞/破骨细胞信号传导的主要调控者。在成骨细胞中，PPARβ/δ可激活Wnt信号及β-catenin信号的表达，导致骨保护素（OPG）表达增加。相应的，PPARβ/δ缺乏的小鼠Wnt信号活性及血浆OPG水平降低。药理活化的PPARβ/δ可诱导绝经后骨质疏松小鼠模型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RANKL，TNFSF11）与OPG比例恢复正常，恢复正常的骨代谢及骨密度。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和瑞典卡罗琳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对父母患抑郁症或在怀孕期间服用抗抑郁药物与后代自闭症发生风险的相关性展开研究，研究发现，与普通人群相比，患抑郁症的孕妇后代自闭症发生风险高49%（OR=1.49），但对于父亲患抑郁症，其后代自闭症发生风险无显著差异。怀孕期间服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和非选择性单胺再摄取抑制剂（三环类抗抑郁药，TCAs）可增加后代自闭症发生风险（OR=3.34，P=0.003）。研究人员表示，虽然此研究显示孕妇患抑郁症或在怀孕期间服用抗抑郁药物——SSRI或TCAs与后代自闭症发生风险有相关性，但这并不足以确立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的Casper Roed等人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儿童期罹患过细菌性脑膜炎会导致成年期的教育水平与经济独立水平低下。若儿童期为肺炎球菌感染和流感嗜血杆菌感染的患者，这种相关性更为显著。但是，对于儿童期感染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人来说，低教育水平或许与家庭关系更为密切。 该研究对丹麦各地2784例患者进行研究。这些患者在1977年至2007年间被诊断为细菌性脑膜炎，诊断时年龄小于12岁。同时，研究者也在人群中选出年龄性别相匹配的一群人作为对照组。研究发现，和普通人群相比，3种类型的脑膜炎均和较低的教育成就及自给自足能力有关。其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更多的发生在低教育程度的家庭，因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患儿的父母比普通人的教育成就更低。

英格兰和威尔士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非常规工作时段急诊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儿童的死亡率并不高于在常规工作时段内入住的儿童。该研究入组了29个儿科ICU的8.6万儿童。研究显示：近一半儿童是在非正常工作时段入住ICU，而且与常规工作时段入院的儿童相比，在常规工作日晚上和周日入住ICU的儿童，死亡率没有增加（OR1.1,P=0.013）。不过，研究还发现，与一年中其他月份相比，11月、12月和1月ICU儿童死亡率增加13% (OR 1.13, P<0.001)。利兹大学的Roger Parslow指出：“为什么冬季会有这样的结果”目前还不清楚。尽管如此，该研究样本量非常大，Parslow仍坚信在正常工作时段以外紧急入院的儿童与在正常工作时段内入院的儿童具有相同的生存机会。

英国的J Douglas I等进行了一项患者自身对照的病例分析研究，以评估奥利司他的急性肝损伤风险。94695例服用奥利司他的患者被纳入分析。共发生988例急性肝损伤，其中335例为确诊病例，而653例为疑似病例。对于所有病例，在首次应用奥利司他前90天内，就已有肝损伤风险升高，RR为1.50。在治疗后头30天内，风险还在升高（RR=2.21）。如果将治疗头90天的风险与首次治疗前90天进行比较，则肝损伤风险没有增加（RR=1.02）。如果仅限于分析确诊病例，则也没有证据显示治疗期间肝损伤风险有所升高。 该研究表明，在奥利司他治疗前后短时间内，急性肝损伤发生风险均较高。这提示，治疗开始后出现的肝损伤风险增加可能反应了与患者决定开始治疗相关的健康状况的改变，而不是任何药物原因所导致的。

来自意大利风险预防研究协作组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于有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或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每天服用n-3多不饱和脂肪酸并不能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该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中，意大利860名全科医生加入了随访研究。符合条件的患者为伴有多种心血管危险因素或动脉粥样硬化，但没有心肌梗死的男性和女性。患者被随机分配到n-3脂肪酸（1克）组或安慰剂（橄榄油）组。主要研究终点是心血管原因死亡或心血管疾病原因入院。 共纳入12513例患者，随机分配到n-3脂肪酸组和安慰剂组。5年随访期间主要终点事件：n-3脂肪酸组733/6239（11.7％），安慰剂组745/6266（11.9％）（校正风险比 0.97，P＝0.58）。

维生素 A 缺乏症在印度北部学龄前儿童中较为常见，约有 2%～3% 的儿童在1岁～6岁期间死亡。印度乔治国王医科大学的Shally Awasthi等进行了一项DEVTA试验（Deworming and Enhanced Vitamin A），评估了定期补充维生素 A 是否能够降低儿童死亡率。 该试验受试者为学龄前儿童。对分配入视黄醇组的 36 个街区和 36 个对照街区进行比较发现，在 5 年的研究期间，每家儿童保育中心的 1岁～6岁儿童的死亡数分别为：视黄醇组 3.01 例 vs 对照组 3.15 例（绝对降幅 0.14，死亡率比 0.96，P=0.22）。1岁～6岁儿童死亡的绝对风险分别为：视黄醇组 2.5% vs 对照组 2.6%。

近日，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临床研究，比较了同安慰剂相比预防性低剂量青霉素是否有预防腿部蜂窝织炎复发的效果，发现青霉素能有效预防腿部蜂窝织炎的复发，但是一旦停止药物治疗，保护作用很快消失。 这是一项随机对照双盲试验，在英国和爱尔兰28家医院进行，纳入的274例受试者均是至少有2次腿部蜂窝组织炎复发的患者。受试者随机接受青霉素或安慰剂，随访期3年。结果表明，在预防期，青霉素治疗组的136例患者中有30例出现复发(22%)，与之相比，安慰剂组的138例患者中则有51例出现复发(37%) (HR 0.55；P=0.01)。在非治疗随访期内，首次复发率方面无组间差异(两组均为27%)。

最近，英国阿伯丁大学的A M Grant等的研究表明，腹腔镜胃底折叠术对慢性胃食管反流（GOPD）的短期症状改善优于药物治疗，手术的优势在随访5年后仍持续存在。该研究共纳入英国21家医院病程超过1年且每年回复调查问卷的GORD患者810人，受试者随机被分在手术治疗组（胃底折叠术）和药物治疗组（由负责治疗的临床医生确定治疗方案）。研究发现，随访5年后，手术治疗组改善GOPD症状优于药物治疗组。REFLUX评分结果手术治疗组优于药物治疗组（第5年，平均差异8.5，P＜0.001）。健康状态问卷（SF-36和EuroQol EQ-5D问卷）也显示手术治疗组优于药物治疗组，但在第5年时二者无显著统计学差异。两组吞咽困难、胃肠胀气和不能呕吐的发生率相似，外科手术的副作用不普遍，且通常在手术后短期内发生。

10年前，在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发现了一具离奇的6英寸长的骨骼。关于骨骼来源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流言，最近来自于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表明，这具骨骼属于人类。 去年秋天，斯坦福大学免疫学家Garry Nolan对这具骨骼的基因开展了研究。最初猜测它来源于上千年甚至上万年前的人类，但是，DNA告诉我们，这是现代的DNA，最终确认来源于人类，其线粒体表明其母亲来自南美洲。 X线表明该具骨骼可能有两个来源：6岁～8岁的严重侏儒症，或者早衰死胎。

据英国制药工业协会（ABPI）估计：2012年，英国医药公司向医生、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支付了近4000万英镑（6100万美元），包括赞助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人员参加医学教育、培训和发展、讲课、顾问等费用。《金融时报》称：医药行业对医生等群体的资助有推销药物动机，可能会导致医生开不规范处方。但是，ABPI首席执行官Stephen Whitehead介绍，公布这些数据并不是为了打击药企的资助行为，相反，当NHS预算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时，药企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与卫生专业人员进行密切合作有助于药企进行咨询、学习临床经验和学术进展，并开发好的新药品。ABPI公布以上数字，旨在确保药企和卫生工作人员之间关系的公开透明，并确保两者关系正常健康发展。

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CHS）报道，2000年～2010年，美国阿尔茨海默病的年龄校正死亡率从18.1/10万增加到了25.1/10万，增加了39%。 NCHS的资料显示，2010年，阿尔茨海默病是83494例死亡的主要原因，并是另外26488例死亡的次要原因，使得该病成为美国第六大死亡原因，及65岁以上人群的第五大死亡原因。 随着年龄的增加，死于该病的风险也增加。2010年，85岁以上人群死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是65岁～74岁人群的50倍，是75岁～84岁人群的5倍。从2000年到2010年，阿尔茨海默病导致的死亡在65岁～74岁人群增加了6%，在75岁～84岁人群增加了32%，在85岁以上人群增加了48%。 死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还随人种、种族和性别而改变。女性死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比男性高30%。

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2009年～2010年收集的数据显示，美国20岁以上的成人中有1/3处于糖尿病前期，但只有11%知道自己是糖尿病前期。 糖尿病前期指血糖或血红蛋白A1c水平高于正常，但还没有高到可以被定义为糖尿病的水平，这一人群发展为2型糖尿病的风险较高。这一前驱疾病在美国的发生率呈上升态势。 糖尿病前期的知晓率在所有亚组研究中都处于低水平，包括那些有已知糖尿病风险因素（如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 “由于绝大多数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不知道自己的状况，所以改善糖尿病前期的知晓率非常重要，是鼓励这些糖尿病前期者向健康生活方式转变或参加旨在预防2型糖尿病的改变生活方式项目的关键的第一步，”该报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