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密歇根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协作完成的一项人体研究证实，一种荧光标记的可特异性地与食管癌前病变及癌变组织结合的合成肽，有望用于Barrett’s食管及早期食道癌的诊断。这种肽的优点之一是它具有显示扁平癌性病灶的能力。在向患者食道内“喷洒”这种荧光标记肽后，借助一种新的成像技术，医务工作者可以通过分析食管内荧光的分布情况，确定患者食管局部是否存在癌前病变或癌变。 研究人员对25名患者的食道组织中怀疑有病变的区域喷洒了这种荧光肽，之后通过内窥镜对这些区域进行成像。影像结果表明，合成肽可让恶变前组织及癌组织变亮，正常组织则不会显像。
神经干细胞(NSCs)是一类具有分裂潜能和自更新能力的母细胞，此外，NSCs可作为基因载体，用于颅内肿瘤和其他神经疾病的基因治疗，利用NSCs作为基因治疗载体，弥补了病毒载体的一些不足。美国加州贝克曼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可以将NSCs作为处理抗胶质瘤前体药物的载体，用于胶质瘤的辅助治疗。研究称，将转基因表达胞嘧啶脱氨酶（CD）的人NSCs克隆（HB1.F3.CD）植入小鼠体内后，植入的NSCs能够定位至胶质瘤局部，并将前体药物5- 氟胞嘧啶转化为5-氟尿嘧啶，从而增加胶质瘤局部化疗药物的浓度和化疗效果。与对照组相比，植入HB1.F3.CD NSCs的小鼠，其体内的胶质瘤体积只有前者的三分之一。 一系列体内外安全评估试验结果显示，HB1.F3.CD具有正常的核型、趋肿瘤性和CD表达，在基因表达和功能上是稳定的。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研究者认为，HB1.F3.CD NSCs移植联合5-氟胞嘧啶在小鼠体内用于胶质瘤的治疗是安全有效的。
内质网（ER）的一些腔隙与线粒体存在直接接触。这些脂质筏样的内质网区域被认为是线粒体相关ER膜（MAMs），它们在脂质合成、钙稳态以及凋亡信号中发挥重要作用。已有研究显示，在阿尔茨海默病（AD）中MAMs功能出现紊乱。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AD研究中心的Louise Hedskog等人发现，MAMs在AD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两种与MAM相关的蛋白，果糖磷酸激酶酸性簇分选蛋白2和σ1受体，在神经元的存活中发挥关键作用。在AD大脑以及模型小鼠大脑中，该MAM相关蛋白上调，并且这种上调出现在蛋白斑形成之前。纳摩尔浓度的β-淀粉样肽能够增加受体以及离子通道蛋白的表达，并且能够增加MAMs的数量和线粒体中钙的浓度。
神经元的丢失是许多神经病变和中枢神经疾病的最终结果。最近，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研究人员利用一种阿尔茨海默病（AD）小鼠模型对此开展了研究，观察该小鼠的脑部成像并实时追踪单个神经元的死亡过程。研究人员认为，脑部的氧化应激是导致AD发病过程中神经元衰退和死亡的罪魁祸首，而氧化应激反应是由淀粉体所介导的。通过对一系列氧化应激的基因编码的探索，研究人员通过其增加了的氧化还原潜力从而确定了易感神经元。他们发现，在斑块附近的神经轴突中的氧化应激反应最强烈，并能传播至细胞中，激发一系列在24小时内导致细胞死亡的过程。 该研究表明，在AD中，淀粉样斑块附近的氧化应激反应促进了大范围毒性的产生并选择性导致细胞的死亡。
法国巴黎APHP-Hospital Robert Debré的Silvia Romanello等开展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婴儿腹绞痛史与6岁～18岁儿童和青少年患偏头痛相关。 2012年4月～6月，208名6岁～18岁、被诊断为偏头痛的儿童入组。对照组为471名相同年龄段、轻微外伤的儿童。此外，还对120名紧张型头痛患儿进行了第二项研究，以检测婴儿腹绞痛与儿童偏头痛关联的特异性。结果显示，相较于无偏头痛的儿童，患偏头痛的儿童曾经历婴儿腹绞痛的几率更大（72.6% vs 26.5%；OR 6.61；P＜0.001），无论是无先兆偏头痛（n=142；73.9% vs 26.5%；OR 7.01；P＜0.001）还是先兆偏头痛（n=66；69.7% vs 26.5%；OR 5.73; P＜0.001）。这一关联未在紧张型头痛患儿中发现（35% vs 26.5%；OR 1.46；P=0.10）。
美国圣弗朗西斯科麻醉医学中心的Martin London等对非心脏手术患者围手术期应用β-受体阻断剂的有效性开展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共纳入2005年1月至2010年8月，美国104家医疗中心的136745位接受血管、普外、神经、整形、泌尿或耳鼻喉手术的患者，共有55138位受试者（40.3%）在手术当天或次日服用了β受体阻断剂，45347位（33.2%）在手术7天内服用β受体阻断剂。研究发现，对于接受非心脏手术的患者，与未使用β受体阻断剂者相比，使用β受体阻断剂的患者30天全因死亡风险降低27%（RR=0.73；P＜0.001），心血管事件（致命性Q波心肌梗死或心跳停止）发生风险降低33%（RR=0.67；P＜0.001）。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Catherine M. Clase等的研究表明，在CHADS2积分中加入对肾功能障碍的评估，并不能更好地预测房颤患者卒中或栓塞的风险。 该研究纳入了推导队列和验证队列两个队列，共计纳入27823例非瓣膜性房颤患者。推导队列14264例，平均年龄73岁，59%男性，肌酐清除率≥30 mL/min，随机分为伐沙班或华法林组；验证队列13559例，平均年龄71岁，57%男性，接受或不接受华法林治疗。 肾功能障碍（肌酐清除率<60 mL/min）为2分， CHADS2加入肾脏功能障碍评分后则成为R2CHADS2（共8分）。 结果表明：在推导队列中，2年内卒中或栓塞风险为4%，肌酐清除率降低是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验证队列中，并不能证实这一结果。
怀孕期间使用阿片类药物（美沙酮或丁丙诺啡）会增加新生儿戒断综合症（NAS）的发生风险。美国塔夫茨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研究了COMT、ABCB1和OPRM1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对戒断综合症新生儿住院时间及治疗的影响。研究发现，与AA基因型相比，携带OPRM1 A118GAG/GG基因型的患儿住院时间缩短8.5天（P=0.009），接受任何治疗的可能性减少（48% vs 72%；OR=0.76；P=0.006）；此外，与AA基因型相比，携带COMT 158AGAG/GG基因型的患儿住院时间缩短10.8天（95%CI：18.2～3.4天；P=0.005），接受2种以上药物治疗的几率减少（18% vs 56%；OR=0.68；P=0.001）；而ABCB1基因SNPs对患儿住院时间及治疗无显著影响。
美国的Taylor TH等开展了一项有关早期应用别嘌呤醇治疗急性痛风发作的随机、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57例急性痛风发作患者（平均60岁，均为男性）被纳入本研究，被随机分为别嘌呤醇早期组（在痛风发作后10天内，应用别嘌呤醇300mg/d，n=31）和安慰剂延迟组（在痛风发作后11天-30天内，应用别嘌呤醇300mg/d，n=26），两组均联合吲哚美辛、秋水仙碱。主要终点为主要受累关节的疼痛评分（VAS，1-10天）和任何关节的痛风复发。 结果发现，在痛风发作2-10天内或任何单日（1-10天），两组的VAS评分均没有显著性差异（-0.16cm）。此外，两组患者在痛风复发方面也没有差异（7.7% vs. 12%，P=0.61）。 该研究认为，早期应用别嘌呤醇治疗急性痛风发作不会增加疼痛和痛风复发。
英国的Cunningham D等招募1080例弥漫性大B细胞性淋巴瘤患者（ⅠA-Ⅳ），进行了一项Ⅲ期、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以评估联合利妥昔单抗是否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生存预后。入组患者按照1:1的比例，分别被随机分为R-CHOP-14方案组或R-CHOP-21方案组。 结果发现，在平均46个月的随访期内，R-CHOP-14组和R-CHOP-21组的2年总体生存率（OS）没有显著性差异，分别为82.7%和80.8%（HR=0.90），而且2年无进展生存率也没有差异（75.4% vs. 74.8%）。此外，两组在其他临床指标方面（包括：高国际预测指数、预后不良分子特征等）也没有显著性差异。 该研究认为，联合利妥昔单抗的剂量强化方案（R-CHOP-14）不能进一步改善新诊断弥漫性大B细胞性淋巴瘤患者的生存预后。
载脂蛋白E基因（APOE）的等位基因或许可以通过apoE蛋白亚型改变β淀粉样蛋白（Aβ）的积聚从而改变阿尔茨海默病（AD）的起始。apoE不同亚型与脑脊液中可溶性的Aβ（sAβ）的物理相互作用可能会影响Aβ的代谢，这为APOE如何影响AD风险提供了一个可能机制。然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Philip B. Verghese等人发现，apoE与Aβ的相互作用很少发生在溶液和人类脑脊液中。尽管在细胞外apoE 很少与sAβ发生相互作用，但它能够通过星形胶质细胞来调节sAβ的代谢。研究人员发现，相当大一部分apoE与sAβ竞争结合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1（LPR1）。这项研究显示，apoE影响sAβ的代谢并非通过直接与sAβ结合，而是通过作用于其他相关受体。这为apoE影响AD发病风险的机制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先前研究表明，对于高危人群，阿奇霉素的应用与心血管原因导致的死亡风险增高相关，但尚不清楚阿奇霉素对于普通人群是否会产生同样的作用。为此，丹麦哥本哈根流行病学博士Henrik Svanström领导的研究团队做了一回顾性项队列研究。 该研究纳入1997年至2010年间丹麦成年人（18岁～64岁）的就诊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估算心血管原因导致的死亡率比。对1102050次使用阿奇霉素与未使用抗生素，以及1102419次使用阿奇霉素与7364292次使用青霉素Ⅴ分别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与未使用抗生素相比，正在使用阿奇霉素的心血管因素死亡危险显著升高，与使用青霉素Ⅴ相比，正在使用阿奇霉素与心血管原因死亡风险升高无关。 研究人员认为，对于中青年普通人群，阿奇霉素的使用与心血管原因死亡风险增高无关。
为了确定是否给予对早期肠内营养相对禁忌的危重病人以肠道外营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Gordon S. Doig等开展了一项多中心、随机、单盲临床试验。该试验采集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1家医疗单位的ICU从2006年10月至2011年6月的1372例病例，这些病例都是对早期肠内营养相对禁忌症的危重病人。对这些病人随机给予标准护理或者早期肠道外营养，并观测60天的死亡率、生活质量、感染及身体组分等指标。结果显示，两组之间60天死亡率差别不大，早期肠道外营养组60天时的生活质量稍高于标准护理组，而临床意义并不显著。早期肠道外营养组需要机械辅助呼吸的时间明显较短，而且肌肉消耗和脂肪损失都少于标准护理组。
台湾大学的研究者研究了在单纯抽气-引流之外附加米诺环素胸膜粘连术能否降低气胸复发的比例。此研究选取了台湾两所医院从2006年12月31日至2012年6月30日之间初发的自发性气胸病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108例）给予单纯抽气-引流，试验组（106例）在进行单纯抽气-引流之后又给予300mg的米诺环素胸膜粘连术。观察指标为1年内气胸的复发率。结果显示，对照组1年内复发率为49.1%，而加用米诺环素组复发率为29.2%，并且两组都没有治疗相关副作用。因此，单纯抽气-引流加米诺环素胸膜粘连术对初发的自发性气胸来说是一种更加有效并且安全的治疗方法。米诺环素胸膜粘连术应该被附加至初发的自发性气胸的标准化治疗方案中。
布法罗大学全科医学中心的Anne B. Curtis等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右心室起搏，双心室起搏对房室传导阻滞和收缩功能不全患者更有效。 该研究纳入了有房室传导阻滞起搏指证的患者，随机分组到标准右心室起搏或双心室起搏。主要研究终点是任何原因引起的死亡时间、需要静脉治疗的心力衰竭急诊、或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指数增加15％以上。 研究显示，纳入的918例患者中，691例随机分组并平均随访37个月。右心室起搏组190/342例（55.6％）发生主要研究终点事件，双心室起搏组160/349例（45.8％）发生主要研究终点事件。和右心室起搏组相比，双心室起搏组的患者主要研究终点事件明显降低（危险比0.74）。心脏同步起搏器和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ICD)组的结果没有差异。
一项研究表明，患有前列腺癌的男性若同时携带BRCA2突变基因，则前列腺癌转移更快，也更致命，这类患者需要进行手术或放疗之等积极治疗，而不是积极监测。 在这项迄今为止最大的对携带BRCA2突变基因与否的前列腺癌患者的比较中， 研究者发现，与非携带者相比，携带BRCA变异的男性更易诊断为晚期前列腺癌。携带BRCA变异基因的男性癌症扩散可能性也是非携带者的2倍。相较于非携带者，BRCA变异携带者5年癌症恶化率是非携带者的3倍。BRCA2变异携带者在确诊后死亡更快。
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再次重申：对无症状的成年人，现有证据不支持进行口腔癌筛查。 在美国，75%的口腔癌发生都与吸烟或酗酒有关，自1979年以来，由于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禁烟运动及酗酒人数的减少，口腔癌的发生率也随之下降，但与人类乳头瘤状病毒（HPV）相关的口腔鳞癌的发生率有所上升。 虽然口腔癌筛查的初衷是早期发现癌症以及时治疗和改善预后，但USPST发现，并没有证据显示筛查能起到降低发生率和死亡率的效果。该组织还声称，虽然还没有足够证据来证实筛查的害处，但警告说害处可能在随后的口腔活检和治疗中出现，如导致手术、放疗和化疗的并发症等。
有学者主张应将血浆25(OH)D 的浓度提高到75~150 nmol/L才有利于骨骼健康。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饮食与营养学院的Sina Gallo等开展的一项随机双盲对照研究表明，在健康、足月且母乳喂养的婴儿中，仅 1600 IU/d剂量的维生素D补充可使97.5%的3个月龄婴儿血浆25(OH)D含量维持在75 nmol/L以上，其他400、800或1200 IU/d剂量均不能达到这一目标。然而，维持血浆25(OH)D含量于75 nmol/L以上的同时，也会引起高钙血症。 2007年3月~2010年8月间，132例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地区、母乳喂养的健康新生儿随机入组，分别每天补充400、800、1200和1600 国际单位（IU）的维生素D，随访11个月。结果：3个月时，上述四组婴儿分别有55%、81%、92%和100%血浆25(OH)D浓度达到75 nmol/L以上，所有组别97%以上婴儿血浆25(OH)D浓度均超过50 nmol/L。但1600 IU组的高钙血症发生率增高。
药企与医疗人员之间的特殊关系，由于GSK事件又一次被推向风口浪尖。据英国制药工业协会（ABPI）估计，2012年整个英国医药公司向医生、护士或其他医疗技术人员支付了约4000万英镑作为报酬或其他费用。这些钱包括对英国国民健康体系（NHS）员工出席医疗教育项目和培训发展赞助、相关演讲费用、以及对咨询委员会的赞助。 医药企业承诺，到2016年前，药企自己会披露欧洲范围内向卫生技术人员提供的特定款项，并具体到个人款项。 ABPI行政长官Stephen Whitehead说：“与卫生技术人员工作关系密切可帮助企业与临床专家协商，倾听其专业意见。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全透明处理是正确的，也是合适的，我们带头将它变为现实。”
意大利Humanitas临床研究中心的Maurizio Gasparini等研究发现，与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CD）标准检测间隔编程策略相比，长检测间隔使得抗心动过速起搏（ATP）、电击率、以及不当电击发生率降低。这一编程策略或许是标准策略的恰当替代方法。 该随机、单盲、平行组试验纳入1902例接受ICD作为一级、二级预防的患者，随机进入长（n=948）或标准（n=954）检测间隔编程组。结果显示，中位随访12个月期间，长检测间隔和标准检测间隔组分别经历了23次和37次ATPs（/100人年）（发生率比IRR 0.58；P＜0.001）；19次和30次电击（/100人年）（IRR 0.77；P=0.06），两组治疗事件发生几率有显著差异（P＜0.001）；长检测间隔组不当电击发生率降低（5.1 vs 11.6/100病人年）。病死率和心律失常性晕厥率组间无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