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血干细胞（HSC）维持着机体血细胞的形成，是骨髓移植的功能性单位。然而，尽管在临床上已获得广泛应用，HSC的移植有着内在的风险。美国哈佛大学Jonah Riddell等人研究发现，Run1t1、Hlf、Lmo2、Prdm5、Pbx1、Zfp37等6个转录因子的瞬时表达，能使高度特化的血细胞具备转化为淋巴系、髓系祖细胞或粒细胞的效应细胞的潜力。这些重编程的细胞（也称为诱导干细胞）具有克隆多系分化的潜能，且能用于移植。单细胞分析发现，最优条件下诱导的HSC的基因表达谱与内源性造血干细胞相似。这些结果表明，某些特定因子的表达能使高度特化的血细胞具有HSC的功能。这一研究成果表明，在临床上应用血细胞重编程作为可移植干细胞的来源是可行的。

来自第二军医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名为lnc-DC的长链非编码RNA调控了人类树突细胞（DC细胞）的分化。尽管目前的研究已经确定了一些转录因子和细胞因子在DC细胞群的生成与稳态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在DC分化和功能中起作用的非编码RNA，尤其是lncRNAs仍然知之甚少。研究人员利用诱导外周血单核细胞分化为人类树突细胞的模型，进行转录组微阵列分析和RNA测序，鉴别出了唯独表达于人类DC细胞中的一种长链非编码RNA，并命名为lnc-DC。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证实，lnc-DC是通过激活转录因子STAT3来介导这些效应的。lnc-DC直接结合到细胞质中的STAT3上，通过阻止STAT3结合SHP1及被去磷酸化，促进了STAT3 tyrosine-705位点磷酸化。

恐惧记忆可以引导小鼠在遇到消极事件时产生适应性行为。海马体形成了一种针对预测的消极事件环境的神经表征。这种表征包含了环境的多种感觉特征，但又必须以某种方式将消极事件本身的感觉特征排除在外。研究人员利用特定类型细胞成像和小鼠海马CA1区失活的方式来研究这种选择性。厌恶刺激通过类胆碱能神经输入激活了CA1区的中间神经元的靶向树突，从而抑制椎体细胞末梢树突接收内嗅皮层的厌恶感觉刺激。厌恶刺激中，中间神经元的靶向树突的失活增强了CA1区椎体细胞的应答，从而阻止了恐惧学习。研究认为，皮质层下的树突抑制的激活可以作为在恐惧学习中海马区排除厌恶刺激的一种机制。

随机振荡是基因表达所特有的，而且也可以驱动细胞命运的特化。HIV的潜伏状态是HIV治愈的主要障碍之一。美国Gladstone研究所Leor S. Weinberger教授发现，筛选基因表达中的“噪音”，有助于发现药物的协同作用。 Weinberger教授利用这种基因表达噪音来调节潜伏HIV的再激活。通过对多种生物活性小分子库的筛查，研究人员发现有80多个化合物可以调节HIV基因表达噪音，而且不会改变平均表达。这些能够调节噪音的化合物可能会在传统的筛选过程中被忽略，然而它们可以与传统转录激活子一起发挥协同作用。 研究还发现，相对于目前最好的再激活联合药物，噪音增强子可以更有效地重新激活潜伏细胞，而噪音抑制子则可以稳定细胞潜伏状态。因此，噪音调节化合物可以为药物发现提供新的线索和标准。

童年常受到欺负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健康问题，比如失眠、食欲差、腹痛、头痛等。相反，那些欺负别人的儿童无论在生理上个还是心理上则显得更健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C反应蛋白(CRP)是身体的低级系统炎症的一种标记物，常常与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症状有联系。最近，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探索了欺负经历对体内CRP水平的影响。 结果显示，虽然CRP水平都会随着儿童的成长而上升，但受欺者的CRP水平增长更为剧烈，高于无欺负经历的对照组，相反，欺负者的CRP水平的增长则低于对照组。 该研究结果提示，儿童在欺负中所充当的角色（受欺负者或欺负者）可能成为成年期低水平炎症的风险因素或保护性因素，而低水平炎症可能对长期健康有负面的影响。

来自美国杜克大学、杜克临床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于极低体重早产儿，预防性应用氟康唑无益于改善侵袭性念珠菌病预后。 研究者于2008年11月至2013年2月开展了一项随机、盲性、安慰剂对照试验，研究氟康唑对早产儿的作用。来自美国32个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361例出生时体重低于750g的早产儿被纳入研究，随机接受氟康唑（治疗组）或安慰剂（安慰剂组）治疗，每周两次，共六周。评价存活婴儿在校正年龄18至22个月时的神经发育状况。 治疗组和安慰剂组的复合主要终点（死亡或侵袭性念珠菌病）发生率分别为16％和21%（优势比为0.73，p =0.24）。治疗组侵袭性念珠病发生率较低，为3％，安慰剂组为9％。两组的其它次要终点累积发生率和神经损伤无显著差异。

美国贝勒医学院和得克萨斯儿童医院的研究人员对数百个健康妇女的胎盘研究后发现，胎盘并非是无菌的，相反，这一组织内的微生物种群与口腔内的较为接近。利用基于16S rDNA和全基因组鸟枪测序法的元基因库研究发现，胎盘中的菌群主要为非致病性细菌，包括硬壁菌、软皮菌、蛋白菌、拟杆菌、梭杆菌等。大多数细菌具有许多功能，如有利于胎儿健康发育的维生素和辅助因子(例如，生物素及叶酸)。这项发现推翻了一个长期以来的观点，即胎盘是一个无菌的环境。研究人员同时表示，尽管这些微生物不属于致病性的种群，但胎盘微生物组的组成与孕期感染，如孕早期尿道感染、早产等有关。

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怀孕时母亲饥饿会影响后代基因组。研究人员让怀孕末期的小鼠只摄入一般怀孕时需要的一半的热量，并产下后代小鼠。但这样的母鼠产下的小鼠体重偏低，在发育过程中也出现一些代谢异常的情况。随后研究人员对第二代的雄性小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第二代雄性小鼠的Lxra基因发生了化学修饰，而这个基因调节着肝脏中的脂肪代谢。这些“外在的”改变可通过精子遗传到下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小鼠肝脏中合成脂类的基因表达降低，使得它们对葡萄糖不耐受，从而出现了糖尿病症状。该研究结果表明，母源性营养不良的后生效应能影响后代和第三代。为了后代健康，请母亲在孕期内正常饮食。

胆囊切除术后疼痛是一个普遍的临床难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医科大学的Cotton PB等组织了一项多中心、随机、假手术对照的临床试验，以评估内窥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下括约肌切开术能否降低胆囊切除术后肝功能正常且胆道无扩张的括约肌障碍患者的腹痛。 214例患者被随机分配（2:1），接受括约肌切开术治疗（141例）或假手术（73例），随访1年。结果显示，治疗组和假手术组分别有32例和27例患者达到治疗成功（23% vs. 37%，P=0.01）；分别有37例和25例患者接受重复ERCP干预（26% vs. 34%，P=0.22）。接受括约肌切开术患者的各种临床特征与治疗成功没有明显相关性。 该研究认为，在ERCP和测压下进行括约肌切开术并不能有效降低胆囊切除术后肝功正常且胆道无扩张患者的腹部疼痛。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Bennell KL等组织了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以评估物理疗法是否能改善髋骨关节炎（OA）的疼痛和躯体功能。102例社区招募的髋关节OA患者（疼痛VAS评分≧40）被随机分为两组，分别接受积极的物理疗法或虚假治疗。受试者均需完成一个为期12周的治疗（10个疗程）以及一个为期24周的随访。 结果显示，治疗13周时，在改善疼痛和躯体功能方面，不仅两组间均没有显著性差异，而且虚假组患者的改善值略高（平均差异6.9mm和1.4分）。此外，除了物理治疗组患者的平衡台阶试验改善更显著外，两组在其它的次要终点也没有显著性差异。该研究认为，物理治疗不能显著改善髋关节OA患者的疼痛和躯体功能。

先前有两项III期临床试验表明，甲苯吡啶酮能延缓特发性肺纤维化的疾病进展，但另一项临床试验却并不支持此结论。为验证该药的疗效，加利福尼亚大学Talmadge E. King等人开展了一项III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甲苯吡啶酮可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研究人员将555名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给予口服甲苯吡啶酮和安慰剂52周。结果显示，与安慰剂对比，甲苯吡啶酮能延缓疾病进展，主要表现为能改善患者的肺功能、运动耐量、无恶化生存期等指标。甲苯吡啶酮可能会引起胃肠道和皮肤相关的不良反应，但很少导致停药。

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的研究发现：对于左室射血分数(LVEF)在30%～35%以及＜30%的心衰患者，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CD)能降低其全因死亡风险，提高生存率。近期，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 在这项回顾性分析中，共有3120例LVEF 30%～35%的患者和4578例LVEF＜30%的患者，对照组分别为816例和2176例，主要终点为全因死亡率。在LVEF 30%～35%的患者中，两组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4.4年和2.9年；预防性植入ICD可显著降低患者的3年全因死亡率（51.4% vs 55%）。而在LVEF＜30%的患者中，预防性植入ICD组患者的3年全因死亡率显著下降（45% vs 57.6%）。 这项研究为心衰患者降低全因死亡风险、提高生存率提供了帮助，尤其对LEF低于35%的患者，ICD治疗更有意义。

克利夫兰医疗中心的研究者发现：对于2型糖尿病的治疗，胃减肥手术比单纯的药物疗法更有优势，还能减少糖尿病药物的依赖性。 在这项试验中，150名肥胖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3组：药物治疗、胃转流术、袖状胃切除术组。结果显示，三年后38%的胃转流术组和24%的袖状胃切除术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降至6%以下，九成手术患者不再需要口服糖尿病药物或胰岛素来控制血糖。而药物治疗组中，只有5%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降到了6% 以下，55%的患者仍需要胰岛素。在体重指数、腰围、血脂等方面，手术组三年后结果也比药物治疗组好。 这一研究为控制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和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

克罗恩病是一种炎症性肠病（IBD），由于患者体内的免疫系统攻击胃肠道而致病。在克罗恩病患者肠道内，健康的组织与受损部位紧挨着，但这些健康区域与炎症区域到底有何区别，目前仍不明确。 最近，Parikh等研究人员对比了这些健康组织和炎症组织中的信号传导通路有何不同，结果发现了一个治疗克罗恩病的潜在靶点。 研究显示，在IBD患者体内的非炎性组织中，其p21Rac1 尿苷三磷酸酶（GTPase)信号通路被强烈地抑制了。利用药物抑制p21Rac1能够改善IBD。此外，p21Rac1抑制剂还能增强患者及健康人群的自身免疫功能，包括吞噬作用、杀菌作用以及IL-8的产生等。 该项研究表明，抑制p21Rac1的活性有助于增强自身免疫的杀菌能力，并改善IBD症状。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Ⅲ期双盲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表明：丙肝患者在聚乙二醇干扰素+利巴韦林方案无效时，可以应用ABT-450、利托那韦、ombitasvir、dasabuvir和利巴韦林联合方案治疗。 研究者将早期聚乙二醇干扰素+利巴韦林治疗复发、部分响应或无响应的HCV基因1型患者纳入试验，按照3：1的比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安慰剂组。394例患者接受了至少一次的药物或者安慰剂治疗。治疗组中，286/297的患者在治疗结束后12周内有持续病毒学应答，比例为96.3％。该比例不劣于和优于早期其它研究的比例。其中，复发患者的比例为95.3％（82/86例），部分响应患者为100%（65/65例），无响应患者为95.2%（139/146例）。 治疗组部分患者出现瘙痒症和血红蛋白值降低，3例患者因不良事件退出治疗。

母亲在怀孕期间吸烟不利于后代肺部发育，使得后代终生肺功能减弱，哮喘风险增加。早前一些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模型显示，维生素C能阻止尼古丁对后代肺功能的影响。Cindy T. McEvoy教授等人开展的研究显示，吸烟的孕妇可以通过补充维生素C来改善新生儿的肺功能。研究人员于2007年3月-2011年1月在太平洋西北部的3个地点进行了随机双盲试验，将159例吸烟孕妇（维生素C组76例，每天摄入500mg维生素C；安慰剂组83例）和76例非吸烟孕妇的新生儿纳入试验，评估婴儿出生第一年的哮喘发作情况，并在婴儿1岁时进行肺功能检查。结果显示，吸烟孕妇补充维生素C有利于改善新生儿肺功能及降低呼吸系统发病率，并且是简单易行、费用低廉的好方法。

东京大学大学院医学部Kenji Shibuya、Stuart Gilmour和Akira Oshima近来在《柳叶刀》杂志发表共同署名文章，呼吁日本政府相关部门应重新思考在福岛地区进行的甲状腺癌筛查，并对此前政府宣称的辐射未导致甲状腺癌发生率增加的言论以及2014年4月启动的常规甲状腺检查项目提出了三点质疑和担忧。 三位学者认为，福岛地区开展的甲状腺筛查，由于缺乏大样本的对照，可能不能如实反映辐射对健康的影响。其次，甲状腺癌的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可能不会有根本性改变。最后，如果不能对新的研究方案进行修订，并告知医生和大众过度诊断的风险，当下的甲状腺检查项目依然无法评估放射性暴露与甲状腺癌的发生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福岛地区公众的焦虑和担忧也依然无法消除。

《自然》杂志报道称，中国和美国两个独立的研究团队分别发现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抗体。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自2012年出现该病毒以来，截止2014年4月26日，已有261名患者感染该病毒，在亚洲、北非和欧洲导致近100人死亡。目前没有抗该病毒的疫苗或药物。美国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和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了7个可识别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关键蛋白的人抗体，可用于阻止病毒识别并进入培养的人体细胞。中国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则发现了另外两种中和抗体。抗体识别同一个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蛋白的不同部位，联合作用可阻止病毒感染细胞。两个团队都宣称，一旦抗体证明对人类安全有效，即可用于治疗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

大肠埃希菌（E.coli）ST131是一种全球播散的多重耐药菌，可引起高比例的尿路和血流感染。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化学与分子生物科学学院的一项研究证实， E. coli ST131不同的地理株可能源自2000年前的一个单一的共同祖先。 研究者从2000年到2011年在全世界的6个地理区域收集了E.coli ST131地理株，并对这些地理株的基因组进行测序。结果显示，单一谱系的E.coli ST131与其他B2遗传谱系的肠外E.coli菌株存在明显差别。有意思的是，研究者鉴定出的在遗传学上彼此存在密切关联的三个E.coli ST131株，在地理起源上却没有明确的相关性。流行最广泛的ST131株具有氟喹诺酮抗性、明显的毒力因子以及确定的可移动遗传元件。该研究结果表明，全球的E.coli ST131株系来源于同一个祖先，并证实了可移动遗传元件在该菌的进化中的作用。

现在我们过度开发可再生资源，其实损害的是我们下一代的福祉。然而，不像其他公共产品博弈，后代只能承受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什么样的机制可以维持我们与未来的合作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新的实验范式“跨代产品博弈”。一排连续的群体（一代代人）可以分别提取资源以至耗尽，或者为下一代人留下些资源。穷尽资源可以最大化当代人的报酬，但是所有后代便会一无所有。研究人员发现，如果索取决策是由个体进行的，资源几乎总是会被摧毁。这种与未来合作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有一小部分个体总是希望索取超过可持续发展限制的资源量。相反，当资源索取策略是通过民主投票产生的，那么资源可一贯保持可持续状态。投票较有效的原因有两点：大部分合作者可以限制背叛者；保证条件合作者的努力不会徒劳。因此，该研究的结果对于保护跨代公共产品的公共政策设计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