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11及其受体IL-11R表达于人类癌细胞中。然而，IL-11在肿瘤发展中的作用目前并不清楚。美国弗雷德里克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的Barbara Onnis等人发现，IL11能够促进缺氧条件下肿瘤的发生。IL-11 mRNA表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HIF-1。HIF-1和AP-1的相互作用介导了IL-11基因启动子的转录激活。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人肿瘤细胞表达一个IL-11Ra功能性亚基，在缺氧条件下，它能通过IL-11激发信号转导。 沉默IL-11基因能大大削弱缺氧所造成的影响，并能显著降低异种移植模型中肿瘤的生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结果与部分敲除人前列腺癌中STAT1所产生的表型相似。这表明，这条信号通路可能在缺氧的情况下对IL-11功能的调控具有重要作用。

治疗过度肥胖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胃分流术，但手术的费用和相关风险限制了其广泛的应用，这也促进了对低侵袭性疗法的研究。人胃中存在上万亿的微生物，在进行胃分流术后这些微生物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尚未可知。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Alice P. Liou等人运用胃分流小鼠模型，探讨了其中微生物的变化。胃分流术能够诱导那些并不依赖于食物的微生物发生大量、快速的变化。在小鼠中观察到的现象与人相似。将这些手术后改变的微生物群落转移到非手术的无菌小鼠中，能够导致这些无菌小鼠体重降低和脂肪减少。分流术也与短链脂肪的变化相关。 这些发现表明，胃中特异性微生物的改变能够对能量的平衡和肥胖产生积极影响。这为治疗肥胖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骨髓间充质细胞（BM-MSCs）会促进骨髓瘤细胞的生长，但其在骨髓微环境中，致肿瘤作用的机制尚不清楚。美国哈弗大学医学院Aldo M. Roccaro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骨髓间充质细胞胞外体（exosomes）促进了多发性骨髓瘤的进展。 体外及体内试验显示，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BM-MSCs释放的含有高水平肿瘤蛋白、细胞因子及粘附分子的胞外体转运入MM细胞内，促进了骨髓瘤细胞的生长。研究结果阐述了BM-MSCs在促进MM疾病进展方面的机制。

成胶质细胞瘤（GBMs）是一种致命的癌症，伴有大量的血管新生。肿瘤血管含有2类细胞：内皮细胞（ECs）和周细胞。 勒纳研究所的Shideng Bao等研究人员发现，GSCs能分化产生周细胞，维持血管的正常功能和肿瘤的生长。选择性清除由GSCs分化而成的周细胞，则能破坏心血管生成，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肿瘤的生长。研究人员分析了人类GBM样本，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周细胞都是由新生细胞衍生而来。GSCs通过SDF-1/CXCR4信号轴实现了向ECs的分化补充，并在转化生长因子β的作用下转化生成了周细胞。 因此，GSCs促使生成了血管周细胞，有助于血管周围微环境的形成。治疗靶向GSC衍生的周细胞也许能有效抑制肿瘤的生长，增强抗血管生长疗法的疗效。

英国邓迪大学的James Chalmers博士等近期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呼吸道感染患者，克拉霉素可增加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 研究共纳入1343位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急性发作患者、1631位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一年随访期间，171位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268位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与未使用克拉霉素者相比，COPD急性发作患者使用克拉霉素后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高50%（HR=1.50，95%CI：1.13～1.97），急性冠脉综合症发生风险高67%（HR=1.67，95%CI：1.04～2.68）；社区获得性肺炎使用克拉霉素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高68%（HR=1.68，95%CI：1.18～2.38），急性冠脉综合症发生风险未明显升高。

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超声成像可以减少腰椎穿刺或硬膜外导管插入手术失败风险。研究从MEDLINE等多个数据库检索到14项相关随机对照试验，并进行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其中5项研究评估腰椎穿刺以及9项评价硬膜外置管术。共纳入1334例患者，其中超声组674例，对照组660例。分析发现： 超声组624例病例中有6例手术失败，对照组610例病例中有44例手术失败；在亚组分析中，腰椎穿刺手术（0.19 ，P=0.002)或硬膜外置管手术（0.23，P=0.003）的风险降低情况相似；超声成像也大大减少了穿刺中的创伤风险（RR 0.27 ,P=0.005）及尝试穿刺次数（平均差-0.44，P <0.001）和穿刺针重新定向次数（平均差-1.00 ，P <0.001）。研究认为：超声成像减少了手术失败风险（RR 0.21，P <0.001）。

加拿大的Turin TC等分析了一项社区居民的队列研究数据（519312例受试者， 4年期间至少有三次门诊时的eGFR评估），以评估随访期间受试者肾脏功能的变化（eGFR的年度绝对变化值和年度变化率）与全因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与eGFR稳定的受试者相比，eGFR年度最大减少值≤5mL/min/1.73m2的受试者的死亡风险明显升高（校正其它变量和基线时，肾功能后的风险比率HR为1.52）。研究还发现，eGFR年度最大增加值≧5mL/min/1.73m2的受试者的死亡风险也显著升高（HR=2.20）。此外，该种变化趋势在肾功能年度变化率中也存在。 该研究认为，肾功能下降和升高都可能会独立增加受试者的死亡风险。

哈佛大学Dariush Mozaffarian博士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较高的血浆长链ω3多不饱和脂肪酸（ω3-PUFAs）水平与老龄人群整体死亡率降低相关，尤其是冠心病相关死亡。 研究纳入4个美国社区中2692位成人，平均年龄74岁。结果发现，较高的血浆ω3-PUFAs水平与受试者整体死亡率降低相关，血浆整体ω3-PUFAs水平最高1/5个体与最低1/5个体相比，整体死亡风险比0.73（趋势p值<0.001）。与磷脂ω3-PUFAs血浆水平最低的1/5个体相比，血浆水平最高1/5个体在65岁后平均多存活2.22年。

美国糖尿病协会（ADA）设立的糖尿病ABC控制目标，即糖化血红蛋白浓度（A1C number）低于7.0% ，同时保持血压（blood pressure）低于130/80mm H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于100 mg/dL。但研究人员发现，美国糖尿病患者ABC控制目标不佳，虽然美国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浓度低于7.0%的患者从1988年～1994年43.1%上升到2007年～2010年的52.5%。血压低于130/80mm Hg的糖尿病患者从33.2%上升至51.1%，LDL-C低于100 mg/dL的糖尿病患者从9.9%上升至56.7%。但同时将这三个指标控制在正常范围内的总人数不到19%，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博士James L. Rosenzweig表示，80%的糖尿病患者没有达到糖尿病控制的ABC目标，糖尿病控制情况仍不容乐观。

美国一新研究显示：采取激素替代疗法（HRT）乳腺癌女性死亡率并不少于未接受激素治疗的乳腺癌患者。2002年，女性健康倡议（WHI）报道称，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接受激素治疗的乳腺癌女性其死亡率至少与使用安慰剂女性相当。但观察性研究的建议相反，HRT相关的乳腺癌预后较好。为了进一步证实两者相关性， 加州Harbor大学临床中心Rowan Chlebowski博士等招募了与WHI临床研究受试者具有相同特点的40000多女性进行观察研究。研究发现，与不应用激素女性相比，接受HRT女性乳腺癌发病率更高；虽然在确诊乳腺癌之后，接受和不接受HRT治疗女性在确诊乳腺癌生存期几乎相当。

为了探究多激酶抑制剂—regorafenib对接受过所有标准治疗仍进展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疗效，美国梅奥诊疗中心的Axel Grothey等开展了一项名为CORRECT（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标准治疗失败后给予regorafenib或安慰剂治疗）的多中心、随机、安慰剂对照3期临床研究。 研究共纳入16个国家的114个中心的753例患者，随机分配接受regorafenib（n=500）或安慰剂（n=253）治疗。结果显示，Regorafenib组中位总生存期为6.4个月，显著优于安慰剂组的5个月（HR=0.77；P=0.0052）。而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Regorafenib组为93%（465例），安慰机组为61%（154例）。 Regorafenib是首个能延长经所有标准方案治疗后病情仍进展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生存期的小分子多激酶抑制剂，为难治性结直肠癌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方式。

转移性乳腺癌可以使用激素类、细胞毒类或生物制剂类进行治疗。临床上常通过拍片来评估疗效，但影像学不能评估肿瘤载量，因此需要高特异性及敏感性的生物标记物评估肿瘤载量。英国剑桥大学肿瘤科Dawson等比较了接受系统治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肿瘤影像学以及癌抗原15-3（CA 15-3）、循环肿瘤细胞和循环肿瘤DNA检测结果，结果发表在3月13日《NEJM》杂志上。 试验入组30名患者，在29名存在体细胞基因突变的患者中成功探寻到循环肿瘤DNA；在21名中探寻到CA 15-3；在26名中探寻到循环肿瘤细胞。相对于CA 15-3和循环肿瘤细胞，循环肿瘤DNA与肿瘤载量有更高的相关性。循环肿瘤DNA在10/19名患者中更早检测出治疗的反应性。 研究者认为，循环肿瘤DNA是转移性乳腺癌中固有的、高敏感性的生物标记物。

美国密西根大学血液肿瘤科Maha Hussain等研究者观察接受间歇性雄激素剥夺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效果是否好于持续性治疗，结果发表在4月4日《NEJM》杂志上。 入选新诊断、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患者，PS评分0～2，PSA≥5ng/ml。患者接受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和抗雄激素抗体治疗7个月。随后对PSA≤4ng/ml的患者随机分入间歇性或持续性治疗组。 总计1535名患者的数据可被纳入分析,其中765名分入持续性治疗组，770名分入间歇性治疗组。中位随访时间为9.8年。持续性治疗组中位生存时间为5.8年，间歇性治疗组中位生存时间为5.1年。间歇性治疗组3个月时具有更好的勃起功能和心理健康（P＜0.001，P=0.003），但此后无差异。研究者认为间歇性雄激素剥夺治疗略好于持续性治疗。

北京协和医院Huabing Zhang博士开展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临床医疗中出现他汀类药物不良事件的患者，再次用药大多可以长期耐受。2000年至2008年间，在美国布莱根妇女医院和麻省总医院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的107835例患者入组， 18778例患者（17.4％）出现他汀类药物相关不良事件，其中11124例患者至少暂时停用他汀类药物，6579例患者停药后再次使用他汀类药物12个月，大多数再次用药的患者（92.2％）在药物不良事件发生后12个月时仍继续服用他汀类药物。再次使用与发生过不良事件药物相同的他汀类药物的2721例患者中，1295例患者在药物不良事件发生后12个月时仍在继续使用相同的他汀类药物，其中996人使用同等甚至更高剂量。

不良生活方式（吸烟、酗酒、饮食不当和缺乏运动）对健康有害，纠正这些行为的主要方式为健康咨询。为了评估咨询医生进行培训是否能够改善咨询质量，英国国家预防研究所等多家机构共同支持了一项随机对照研究。 威尔士地区13家中心的1308例患者进入干预组，由经过培训的医生和护士进行负责咨询和培训。14家中心的1496例患者进入对照组，由未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提供咨询。 结果显示，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有44%和41%患者报告从咨询中收益，优势比（OR）为1.12，组间无差异。但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有更多患者反复咨询（91% vs 55%，OR=12.44），表达了更加强烈的改善意愿（72% vs 49%，OR=2.88），且有更多的患者已经尝试去改变（39% vs 32%，OR=1.40）。

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最近公布了新版的对抗儿童反社会行为指南，强调要培训家长，通过早期干预来预防问题恶化。 NICE指出，在每20个5～16岁的少年儿童中，就会有一个存在心理和行为障碍，主要表现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ADHD）；在青春期，严重者会出现药物滥用和违法行为。而这些儿童期的品行障碍往往会预测成年后的心理问题，很多在儿童阶段存在人格障碍者到了成年以后会出现反社会行为，成为社会隐患。 指南中提出了行为障碍的评估标准及父母或监护人的培养计划，并建议在9岁～14岁的儿童中进行重点筛查。指南同时指出，干预越早越好，幼儿阶段就应该开始。此外，除确诊ADHD患儿可处方利他林或托莫西汀等，其他并不推荐进行药物干预，主要是行为干预。

日本神户发育生物学RIKEN中心的研究人员对利用培育多利羊(Dolly)时所采用的技术进行改进，使用一种被称作体细胞核移植(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SNCT)的技术进行连续25代的克隆,从而利用一只初始供者小鼠培育出581只克隆小鼠。SNCT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克隆技术：含有将进行克隆的个体遗传信息的细胞核植入到一个活的且细胞核已被移除的卵细胞中。应用该技术能培育出具有正常寿命的健康克隆小鼠,而且它们能够被无限次地依序克隆下去。

2013年的《国际肾脏》公布了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该文报道，在体外成功地利用人胚胎干细胞培养出人肾细胞，特别是在人工条件下且没有使用动物或器官的情形下产生这些肾细胞的。然而，在此之前，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同期的《国际肾脏》还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该文认为，该研究表明这种由人体胚胎干细胞分化来的肾近端小管细胞样细胞类似于从新鲜的人肾脏样品中分离出的肾近端小管细胞，两者之间具有极其相似的基因表达谱和蛋白表达谱。此外，鉴于人胚胎干细胞可能在体外培养时无限地生长，因而发现了一种潜在的无限制的人肾细胞来源。作者Pollock CA认为，生物人工肾是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另一个方向。

在饮酒后，人体会快速将酒精转变为醋酸，从而在血液中循环并且为大脑和其他器官提供能量。最近，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13C 核共振波谱仪来检测慢性酗酒是否与脑部对醋酸盐的摄入和氧化增加有关，从而提供了一种潜在的饮酒后代谢补偿或腺苷效应。研究纳入了7位重度酗酒者和7位轻度酗酒者。受试者被给予【2-13C】醋酸盐2小时后，当核磁共振波谱仪显示脑部的13C N-乙酰天冬氨酸的含量处于自然水平且出现了13C标记的谷氨酸、谷氨酸盐和醋酸盐，研究者对其进行了扫描。结果发现，重度酗酒者脑部的醋酸盐比血液中的醋酸盐浓度约高了2倍，也是标记的谷氨酸和谷氨酸盐的2倍。 这表明，重度酗酒者体内的醋酸盐转运和氧化速度比轻度酗酒者的更快。

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老年患者正日渐增多，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是HLA8个等位基因都匹配、但无血缘关系的年轻人（MUD），还是高龄、HLA相匹配的亲属（MSD），谁更适合做捐献者呢？为此，MD Anderson癌症研究所Amin M. Alousi教授作了一项研究。 纳入年龄≥50岁，需要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白血病或淋巴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接受MSD≥50岁作为供体（1415例）或MUD≤50岁为供体（757例）。结果显示，MUD为供体的受者发生2～4级，3～4级及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风险较高（p均＜0.0001）。非复发死亡率、复发率及总体死亡率均与功能评分（performance score）有关，90～100分之间的患者，以MSD为供者的疗效较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0分以下的患者，两者无统计学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