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能够降低HIV感染者的传染性，但这一作用只在患者检测、治疗并成功控制病毒后才会体现出来。因此，在感染后最初几个月的高传染期，会出现相当大一部分的HIV传播（即早期传播），这被认为是对HIV“治即防”策略的严重威胁。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Jeffrey W. Eaton等用数学模型探讨了HIV早期传播对ART减少HIV新发传染效果的影响。 结果发现，尽管早期传播的增加在开始ART治疗后最初几年内的确导致HIV新发感染率降低效果减弱，这也与科学家们的担心相一致，但长期来看，早期传播的比例并未影响HIV新发感染率的降低。 ART长期干预效果和早期传播数都在最根本的传播驱动因素的控制下——人群的风险行为和他们对病原体的反应。

肝细胞癌（HCC）是导致全球癌症死亡的第三大因素，其发病显示出较强的地域、遗传和性别特征。不同的人种其患HCC的流行病学因素也不同。然而，全球的HCC基因组遗传改变的蓝图目前并不清楚。日本国立癌症中心研究所的Yasushi Totoki等人发现，端粒酶逆转录酶TERT可能是HCC发生的关键的非遗传依赖的标记物。他们收集了不同人群的503个肝癌基因组，揭示了30多个驱动基因以及11个核心信号通路分子。此外，他们还收集了另外608个肝癌的数据。结果阐明了先前未被发现的肝癌发展过程中的遗传相关突变过程。TERT启动子突变、TERT病灶扩增以及病毒基因组整合发生在68%以上的肝癌中，这表明TERT可作为肝癌发生的关键的非遗传依赖的标记物。

霍乱至今仍然是危害全球的传染病。霍乱弧菌的感染过程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入侵过程，伴随体内正常菌群的破坏。因此，对于霍乱恢复过程中的菌群生长过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Ansel Hsiao等人通过检测居住在高疾病负担区域的孟加拉成年人在霍乱恢复过程中粪便中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来分析正常菌群随愈后时间变化的情况。 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菌群的变化呈现出一种累积与成熟的过程，这一模式与当地健康儿童的肠道菌群发育的模式类似。为了确定这一变化的机制，研究人员采用无菌小鼠接种人体菌群的模型模拟了霍乱恢复期人体的菌群生长情况，结果发现，其中的一种细菌——布氏瘤胃球菌的生长繁殖始终保持相对于霍乱弧菌的冗余。

由美国马里兰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带领的国际研究小组发现了与腹泻性痢疾相关的微生物，以及其他能防御腹泻的微生物。 研究人员对来自孟加拉国、冈比亚、肯尼亚和马里的年龄小于5岁的992名患有中、重度腹泻的儿童进行研究。研究人员使用高通量16S 核糖体RNA基因组测序技术检测患儿排泄物样本中的“有益”和“有害”微生物群，并与那些没有腹泻的儿童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了几种已知可引起腹泻的微生物和之前没有被认为可导致腹泻的微生物，包括链球菌和颗粒链菌属。研究分析也指出了瘤胃乳杆菌的保护作用，相比发达国家人群，这种细菌在发展中国家的人群中更为普遍。研究人员表示，需要深入研究以评估该细菌的潜在治疗作用。

长期使用大麻可能会影响大脑结构，但迄今并没有确切的研究结果。德克萨斯大学脑健康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长期使用大麻会造成复杂的神经适应性改变，而发病和大麻使用持续时间的长短会对这些改变造成独特影响。研究人员将48例大麻使用者以及62例相应年龄、性别的非大麻使用者纳入试验，检测他们的脑灰质体积，以及异常脑灰质区域之间的脑白质的完整性。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大麻使用者的双侧眶额脑回的体积显著减小，眶额叶皮层网络的功能连接更高，刺激眶额叶皮层神经的神经束的结构连接也更高。大麻使用者眶额叶皮层功能连接的增强与更早的发病年龄有关。然而，要了解这些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纵向研究。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Alejandra Castanon等发现，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的切除深度增加可能带来早产风险。研究者选取了英国12家医院的早产（20～36周）的产妇和足月生产（38～42周）的产妇进行研究，发现在进行过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阴道镜切除手术的产妇中，手术较小（深度<10mm）的孕妇与进行活组织检查的孕妇相比，早产风险没有增加，二者的绝对风险分别为7.5%和7.2%。接受中等、大或极大切除手术的孕妇（深度10～14mm，15～19mm，≥20mm）的孕妇绝对风险则分别为9.6%、15.3%和18.0%。深度超过15mm或切除体积超过2.66cm3的手术可造成早产和极早产的双重风险。早产的风险与从手术到怀孕的间隔时间长短无关。研究表明，应对进行大范围切除手术的妇女进行密切的生产监测。

美国研究人员Bowen Chung等人研究发现，12个月社区合作医疗计划(CEP)对抑郁症患者来说并不优于6个月的CEP。先前的研究显示，与医疗资源服务（RS）相比，6个月CEP对抑郁症患者有益，但目前尚不清楚12个月CEP效果如何。Bowen Chung等对美国1018位抑郁症患者进行了研究，将患者随机分为CEP组(n=514)和RS组(n=504)。主要研究结果为6个月、12个月时心理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分（MHRQL）。研究发现，6个月时，CEP组MHRQL改善显著优于RS组。12个月时，与6个月CEP相比，12个月CEP并未得到一致的疗效结果，因此不能认为12个月CEP优于6个月CEP。但研究人员表示，鉴于社区资源不足等因素，CEP对抑郁症患者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目前减肥手术的长期风险和收益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多个小的随机临床试验显示，与非手术治疗相比，减肥手术可以持续降低肥胖患者体重，改善 2 型糖尿病。大型长期观察性研究则显示，目前尚不清楚影响手术的风险因素，如体重、糖尿病、血脂、手术类型等对手术的影响，也不清楚减肥手术后的长期并发症、长期生存、以及心血管事件等的发生率。 总之，减肥手术的长期收益和风险尚不清楚，目前还没有哪个单一研究模型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还有待今后开展大量研究。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性血管炎（AASV）主要侵犯小血管，可累及肺和肾脏。对于具有重度小血管炎（累及器官或威胁生命）的患者，临床常规应用环磷酰胺或利妥昔单抗，联合高剂量糖皮质激素进行诱导治疗，随后给予低剂量激素联合硫唑嘌呤或甲氨蝶呤维持治疗。对于轻中度AASV，甲氨蝶呤、来氟米特或霉酚酸酯也是有效的。 血管炎患者的死亡率与最初的疾病严重度密切相关。早期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血管炎活动和感染，晚期死亡的主要病因是心血管并发症、感染和癌症。 大血管炎患者的死亡率较低，但致残率较高。大剂量糖皮质激素会引起明显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超过80%。近年来，随着对血管炎发病机制理解的进步，患者的治疗预后也在不断改善。

近年来，有关治疗复发性多发性硬化症（MS）的药物（包括口服的病程改善药物等）不断上市。已有证据显示，对于复发性MS，口服剂型的特立氟胺具有很好的疗效和安全性。最近，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Jiwon Oh博士等系统回顾和分析了有关特立氟胺的作用机制、药代动力学、治疗各类MS的临床研究以及特殊人群的用药安全性等内容，文章发表在《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进展》杂志。 他们发现，多项Ⅲ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单药治疗，还是联合其他药物，特立氟胺都能有效治疗复发性MS。此外，由于特立氟胺是口服剂型，且其母药来氟米特已在临床应用10余年，因此特立氟胺的药物耐受性及患者的依从性均良好。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指对异恶唑青霉素如甲氧西林、苯唑西林和氟氯西林耐药的金黄色葡菌球菌株。MRSA对目前已经批准的所有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有交叉耐药。《美国医学会杂志》近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皮肤和软组织MRSA感染给出的用药建议如下：对于单个小脓肿及其他较轻的MRSA皮肤和软组织感染，单独使用切开引流通常有效。如无效，则建议口服甲氧苄氨嘧啶/磺胺甲恶唑（TMP/SMX）、米诺环素、多西环素、克林霉素或利奈唑胺。对于更复杂的皮肤和软组织感染，如怀疑由MRSA引起，则应静脉注射万古霉素进行经验性治疗，也可选择静脉注射利奈唑胺、达托霉素和头孢洛林。

哈佛医学院Mark M. Yore等人的研究表明，内源性脂质FAHFAs具有抗炎症和抗糖尿病效应。 研究人员对对II型糖尿病小鼠的脂肪组织的脂质分析表明，这些小鼠体内羟基脂肪酸的支链脂肪酸（FAHFAs）水平是正常水平的16～18倍。FAHFAs根据羟基脂肪酸上分枝的酯类位置的不同而形成了同分异构体，如棕榈酸- 9-羟基硬脂酸酸（9- PAHSA）。 PAHSAs在体内合成，并且受空腹和高脂饮食调节。PAHSA的水平与胰岛素的敏感性高度相关，其在胰岛素抗性患者的血清和脂肪组织中含量较少。PAHSA可降低小鼠血糖浓度，在刺激GLP-1和胰岛素分泌的同时，提高葡萄糖耐受，亦可缓解脂肪组织的炎症发生。在脂肪细胞中，PAHSAs通过GPR120通路增加胰岛素刺激的葡糖糖摄取。因此，提高胰岛素抗性患者的PAHSA水平可对胰岛素抗性和II型糖尿病患者起到预防和减轻症状的效果。

美国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的F. Stephen Hodi博士等研究证实，一种免疫疗法可显著改善转移性黑色素瘤这种致死率非常高的疾病患者的整体生存期及存活率。 研究纳入245名不可切除的黑色素瘤Ⅲ或Ⅳ期患者，随机接受易普利姆玛单药或联合沙格司亭治疗。 中位随访13个月后发现，与单药组相比，联合治疗组的整体生存期有了很大改善。1年存活率也一样，联合治疗组和单药组的1年存活率比预期分别增加了36%和33%。但两组在无进展生存期方面没有差异，中位数均为3.1个月。值得注意的是，单药组不良事件的发生更常见。 研究表明，对于不可切除的Ⅲ或Ⅳ期黑色素瘤患者的治疗来说，在易普利姆玛的基础上加用沙格司亭不但可改善患者的总体生存期，并且可使毒性降低。

临床全基因组测序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疑似遗传性疾病患者的诊断评价。 贝勒医学院的Yaping Yang等人对2012年～2014年间临床全基因组测序分析的连续2000例患者进行观察性研究。患者主要为儿童，临床表现多样，最常见的为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如发育迟缓等。主要观察指标为全基因组测序的整体和表型分类诊断率、遗传模式，遗传事件的频谱和偶然发现的报告。 结果发现，在527名孟德尔疾病模式的患者中，有280名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181名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65名是伴X染色体遗传，1名是线粒体遗传。在504名分子诊断的患者中，58%的变异是新的且以前没有报道过，30%的阳性病例发生在2011年以来被报道过的疾病基因之中。 全基因组测序为大量的疑似遗传疾病患者的评估提供了分子诊断的条件。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阪崎肠杆菌的感染情况超过了预期，且对成年人和婴儿均有影响。 之前的研究表明，美国阪崎肠杆菌的感染率很低。1998年，在医院内10660例出生低体重的婴儿中仅1例感染。而2002年的调查显示，阪崎杆菌感染率为10万例婴儿中1例。 然而，这种调查结果可能并不准确，毕竟这种疾病比较罕见，研究病例数的代表性不够。因此，在2010年，美国各州的Foodnet 临床实验室收集了从2003年1月1日到2009年12月31日的阪崎肠杆菌的感染病例数据。 结果显示，发病率为每10万例0.66例。80岁及以上人群的发病率最高，为3.9例/10万例；其次为70～79岁年龄段的人群，为2.11例/10万例，最后是婴儿，为1.81例/10万例。

警察是一个危险的职业。2011～2012年，美国警察的病死率是私营企业雇员的3～5倍，其中，心源性猝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研究人员查询了1984年～2010年间官方网站上超过4500名美国警察的死亡总结，观察心源性猝死数，比较紧张的执法工作与常规/非紧急活动导致心源性死亡的相对风险。 结果表明，共有441例心源性猝死的警察，与冲突相关的占25%；体能训练占20%；追捕犯罪嫌疑人占11%；医疗救援行动占8%；日常工作占23%；其他活动占11%。紧张的执法工作与常规/非紧急活动相比，冲突的心源性死亡风险是34～69倍；追捕的风险是32～52倍；体能训练的风险是20倍；医疗救援行动的风险是6～9倍。 紧张的执法工作导致的心源性猝死风险明显高于常规/非紧急活动，冲突和追捕是最大风险因素。研究人员建议警察在心血管疾病预防方面做出努力。

近期，发表于《内科学年鉴》的一项系统分析表明，在抗流感病毒的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研究中，研究者在涉及利益冲突时，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更倾向于制药企业。 研究人员对发表于2005年1月~2014年5月的关于使用神经氨酸酶抑制剂预防或治疗流感的文献进行了系统分析，共纳入了26篇系统综述，其中13项为预防性应用，24项为治疗性应用，共涉及37个不同的评估方面。研究发现，在涉及利益冲突的8个评估中，其中7个评估为正面评估；而在非利益冲突的29个评估中，只有5个为正面评估。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对于涉及利益冲突的结论评估，更容易得出倾向性结论。

护士健康研究Ⅱ通过对4554名女性开展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有妊娠期糖尿病史的妇女可通过适度锻炼减少其极高的2型糖尿病（T2DM）发病风险。 这些护士通过填写调查问卷汇报自己体力活动和久坐行为。随访16年后发现，体力活动每增加5 MET-h/wk——相当于每周100分钟中等强度、50分钟剧烈运动，能使T2DM风险降低9%，即使在校正了体重指数后，这一关联依然显著。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体力活动的女性，T2DM风险降低47%。步行和其他更剧烈的运动有相同的益处。 然而，花在久坐行为上的时间过长，比如看电视，会导致体重指数增加、T2DM风险增加。每周看电视10小时以下、且多运动的女性相比于每周看电视10小时以上、很少运动的女性，T2DM风险降低62%。

我们的大脑获取和储存新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已有的知识。虽然过往研究表明，现有的记忆在被动休息期间会自发地得到再激活和加强，但是，这种自发的“线下”处理对于未来所要学习的知识是否有利呢？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部的Margaret L. Schlichting和Alison R. Preston利用功能性MRI来研究再激活和大脑区域间偶联是如何支持未来学习相关知识的能力的。他们发现，过往记忆的“线下”处理与后续学习的良好效果相关，特别是当后续学习的知识与过往知识有关时。该研究在机制上揭示了过往知识是如何辅助（而非干扰）新知识的学习的。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治冲突、以色列民族和巴勒斯坦民族之间的民族宗教冲突似乎难以得到解决，尽管两方实际上是能够做出一些让步从而解决问题的。近期，刊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证实了导致冲突难以解决的基本认知偏倚：圈内人往往把圈内侵犯行为归因于圈内的爱，而非圈外的恨；而往往把圈外的侵犯行为归因于圈外的恨，而非圈内的爱。这一偏倚的归因模式导致他们更加坚信“冲突不可调解”，于是无意谈判，也无意做出妥协。而且，如果给予经济激励来刺激对于圈外的评估，那么这一偏倚的归因模式便削弱了。研究认为，理解这一偏倚以及理解如何减弱这一偏倚，或许有助于解决全球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