胚胎捐赠，也被称为胚胎收养，是指行人工受精的父母将剩余的冷冻胚胎赠与他人的行为。对无法生育者而言，这是一份富有同情心的馈赠。但是，由于法律和伦理的诸多限制，这样的馈赠行为很少发生。2010年，全美有记录的胚胎捐赠记录不足1000例。美国生殖医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认为，“胚胎销售，在道德上是无法接受的”。当前情况下，胚胎捐赠必须征得胚胎父母的同意，且必须是以非盈利为前提的。此外，捐赠的胚胎来源还必须是自用的，即并非为了捐赠而有目地“生产”。在辅助生殖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胚胎捐赠已经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障碍。所有的限制条件都源自伦理道德和法律。
据估计，目前全世界的冷冻胚胎有数百万之多。虽然人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冷冻胚胎到底能存活多少年，但是有证据显示它们至少可以在体外维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生命。这样便不可避免地要引发伦理争议，因为这意味着有一天，兄弟姐妹之间可以相隔数代人后才出生。由此，在科学家、神学家和父母们中掀起一场关于这些胚胎的伦理道德地位的辩论。大量富余的冷冻胚胎已经成为医院和父母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医院担心冷冻胚胎会意外融化、父母们承担的保险费和储存费则在不断上涨，如何处理全球巨大的人类胚胎储藏成为困扰医患双方的大问题。最近，人们意识到人类胚胎还有其他的科学甚至商业用途，它们可以作为制作干细胞的材料，并被用于拯救生命的一些疗法中。但这样的做法还存在法律等诸多限制。宗教保守主义者和反堕胎人士则不断谴责生育产业，抨击其“毫无节制地过量生产胚胎”。一些人则号召更多的人“领养胚胎”，即将捐赠的胚胎移植到不孕妇女的子宫中去。
胚胎银行
“日益繁荣”的商业化生殖细胞库（精子库、卵子库），为胚胎的工业化“生产”和“定制销售”打开了大门。就这一点而言，以营利为目的的胚胎银行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事实上，2012年11月，洛杉矶时报即报道了一个从事胚胎“销售”的诊所，“为了大幅削减成本，这家诊所利用同一批精子和卵子，制备了多个受精卵，分别给予了不同的家庭”。该报道还指出，“控制胚胎的是诊所，而不是客户。这样一来，诊所只需支付捐赠者和实验室的一次费用，所生产的胚胎却可以同时卖给多个患者”。
目前，有关销售胚胎的法律还非常有限。由于没有联邦法律的限制规定，国家器官移植法并不适用于胚胎捐赠。因此，从表面上看，胚胎捐赠在几乎所有的州似乎都是合法的。在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罗里达州，胚胎销售是存在明显商业价值的辅助生殖行为，并被认为是一种非法行为。在纽约，人工胚胎只能应特定患者的要求“定制”，且只能用于其自身的受孕。除此之外，禁止用生殖细胞“生产”胚胎。从这一规定上看，可以理解为禁止胚胎定制，但是这种解读在文字上有些暧昧。
因此，基于目前的立法空白，联邦立法机构和相业组织应该互相协作及早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定，以应对当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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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胚胎 vs 新“生产”的胚胎
胚胎捐赠和胚胎销售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依赖现有的剩余胚胎还是“生产”新的胚胎。一些观察家认为，由于缺乏人性（在这种情况下，孕育胎儿更像是一种工业化生产，产品是胎儿），并可导致扭曲的亲子关系，后者可能是不为社会所接受的。但是，这样的问题不会在短时间显现。随着时间的延长，购买者可能对售卖的胚胎提出“定制”要求，亦或增加一些优生学的观念，以满足父母对胎儿的特殊要求（如希望生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娃娃）。
营利 vs 非营利性质的胚胎捐赠
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是胚胎捐赠和胚胎售卖最明显的区别。一旦胚胎被售卖，胚胎即成为了一种可以产生利润的商品，而捐赠过程则变为了一种交易。这样一来，胚胎捐赠则会遭遇伦理问题。事实上，胚胎售卖比生殖细胞售卖更令人不安。首先，一旦胚胎能够销售，捐赠将不复存在（尽管目前尚无证据表明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且，由于可供捐赠的胚胎数量有限，捐赠量的进一步减少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其次，一旦胚胎售卖被允许，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更多的人会被刺激“捐赠”生殖细胞，以便“生产”更多的胚胎，满足胚胎市场需求。再者，胚胎售卖会“扭曲”生殖的自然价值，人类繁衍的自然行为将因此染上铜臭。这也将彻底颠覆人们原始的生殖价值观。当然，反对的声音会认为，用出售胚胎来诋毁繁衍后代，可能与生殖权利和人类胚胎干细胞疗法的支持者所持的观点格格不入。特别是当一个胚胎能够挽救一个家庭的时候，卖给他们一个本来要“销毁”的胚胎有何不可呢？最后，将售卖胚胎与父母售卖亲生子女等同起来显然是错误的。售卖亲生子女涉及的是对已经存在的儿童造成潜在伤害，而售卖胎儿涉及的是一种选择，即这种特殊的胚胎是否被允许由购买者孕育成胎儿。因此，售卖胚胎的实践风险更类似售卖生殖细胞，而非售卖儿童。其他的问题，如售卖的胚胎长大成人后，发生意外乱伦的风险，生殖细胞捐赠的溯源和登记制度，都应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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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胚胎的法律亲子关系
售卖胚胎的亲子关系是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现行的法律规定（成文法和判例法），生殖细胞捐赠的情况下，法律承认胎儿与受捐者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类似的法律规定也被用于指导处理离婚状态下冻存胚胎的亲子关系属性。但是，胚胎捐赠相关的国家法规并不多见。俄克拉荷马州要求，医生需提交法院文件，明确捐赠者和接受者双方同意父母权利和义务的有序转移。在格鲁吉亚，法律要求捐赠者和受赠者需要签署一份书面合同，以确认这种亲子关系的转移。目前还不明确，类似的收养和生殖细胞捐赠程序是否适用于胚胎捐赠后的亲子关系法律转移。事实上，在当前情况下，胚胎的唯一的潜在监护人，通常是其保存和销售的诊所。
然而，不确定性必然比比皆是。例如，提供胚胎定制服务的诊所倒闭该怎么办？如果提供生殖细胞的个体，在人工授精后要求撤销销售，或者要求返还胚胎或销毁，这些被售卖的胚胎将会面临如何的命运？面对这些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最稳妥的办法（也是主流观点）是叫停胚胎销售。解决这一法律空白，需要立法者和专业人士的协调努力。
对胚胎销售前景的担忧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通过法律和道德的镜头来看，这种担忧还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在其他常见辅助生殖技术诞生之初，以及生殖细胞售卖被接受之前，类似的担忧同样也曾出现过。对胚胎售卖而言，胚胎的法律亲子关系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导是相对较为棘手的新问题。在联邦立法机构和专业组织的联合努力下，适当的立法可能将出售胚胎变为现实。
(作者：刘荣军、沈颖)
参考文献：《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368;26:2517-2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