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受医院派遣赴美国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VUMC）风湿科学习。网上搜索过之后发现，该大学是美国南部最大、最古老的私立大学，教育专业全美第一；其医学中心全美综合排名第14位；风湿科更是拥有多位著名教授；其主页上罗列的教学安排，包括各种级别的讲座、大查房、辩论会等，相当吸引人。因此，未曾谋面我心中就充满了期待。同时，又有点忐忑：语言是否能适应？专业水平会不会差距太大以至于学起来太困难？会不会因为文化背景差别太大，发生所谓“Cultural Shock”？现在，高强度的、令人疯狂的学习结束了。在缓慢的“反刍”过程中才感觉到，这次学习对我的影响，远不是英文和专业的进步这么简单，这是对一个更为先进的、复杂的社会全方位的接触。对我影响最大的，应当是我的指导老师Sergent教授，他是美国风湿病学会为数不多的风湿病大师之一，VUMC风湿科前任主任，现在仍然担任VUMC医学教育部副主席。这里，我将回忆中最清晰的几件事记录下来，跟大家共享。
跟Sergent教授初次见面是在当地一家有名的餐厅一起吃午饭，其实是面试。当时我也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比较紧张。而且那是我第一次到正规的西餐厅吃饭，菜单也看不懂，最后居然只点了一份salad（后来发现，非正餐时间可以随便点餐，不少人像我一样“中午只吃salad”）。我们先到，几分钟后，一位60岁左右、高个子、银灰色头发、很精神的人进来，西装革履，看到我们后露出愉快的笑容，夸张地做了个手势就过来了。因为之前看过我的简历，他对我已经有些了解，直接称呼我的英文名字Alexia，此后无论见面还是Email，他都一直用Alexia称呼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称我Dr. Sun。寒暄之后，他提起今年新来的实习医生有一个台湾来的，会讲汉语，乒乓球打得很好，于是很自然有了话题。我自认为乒乓球打得还可以，他听到之后居然让我跟那个实习医生比赛一场，并打赌我会赢。我嘴上答应了，心里并没认为他会当真。结果第二天，实习医生就Email我，约了练球（一交手就知道不是人家对手，那人的哥哥是全美混双冠军，他们都受过很好的训练，我这种业余选手当然不是对手，只好告诉 Sergent结果）。
午饭吃完，会面也就结束了。整个过程中，他并没有问我任何专业问题，走时告诉我明早7：30到他的办公室见面，到时介绍我认识一位同事，由她负责安排我的学习。整个面试过程非常轻松，甚至聊了聊中国菜，唯一让我紧张的就是他讲话带南部口音，而且有点含混不清，听起来有点费劲。后来发现，他跟病人讲话时口齿会比较清楚，我才想明白，Sergent当天面试的其实就是我的听力跟口语水平，其他的在简历里他都已经认可了。
晚上回去看他留给我的办公室地址，是医院北楼T区的一个房间号，根本没有概念，于是晚上先去探路，东打听西打听，终于找到了他的办公室。第二天准时赶到，等了十几分钟，看到Sergent很愉快地一路打着招呼大踏步走过来，见到我相当高兴，也似乎有点意外。他很快跟秘书交代好我需要办的手续就离开了。我填好几份表格，做好胸卡。再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一位年轻的白人女医生过来跟我打招呼，她就是后来给我很大帮助的Anne Eyler。她和Sergent一样毕业于Johns Hopkins，并在那里做的住院医师培训。我们交谈了一会儿，她基本了解了我的意愿。到了午饭时间，她带我去自助餐厅，并坚持替我付钱，说是Sergent交代好的。隔天晚上收到她的Email，是我的schedule，详细标明了时间、地点、项目以及指导老师的名字。Email 同时发送给了相关的医生，看来他们事先沟通过数次。当天晚上Sergent也Email我，第二天中午12：40在门诊一楼自助餐厅外的走廊等他。我只好再次提前摸清地方，第二天准时赶到，又等了他十几分钟，我感到他很满意。下午门诊结束时，他告诉我明早8点大查房。这次我还是准点赶到，大查房也准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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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次约时间，前两次Sergent告诉我的都是比预定时间早20分钟，给我预留出迷路、犯错的空间；两次之后，他了解了我是个守时的人，便不再考虑这些事；参加过后面的培训后我逐渐了解了他安排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周到和用心。他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临床带教老师，在我看来，点点滴滴已经做到了极致。
给我安排的学习内容包括内科大查房（已经演变成由国内著名教授的专题演讲）、午餐时间面向住院医生的临床讲座、同事的演讲会和读书会、实验室报告会、风湿科病例分析以及住院病人的会诊，除此之外，就是最重要的部分——跟随各位教授出门诊。很快我就了解到，Sergent是病人最多的教授，他的门诊同时开放5间诊室，其他医生2间〜3间。而病人已经预约到1个月之后。每次门诊的病人大部分是长期在他这里随诊的，只有不到10%的新病人。病种很全，新病人通常病情较重，老病人大多处于病情稳定、维持治疗阶段。他似乎对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了若指掌，看一眼check in 的表格就能讲出这个病人的故事来。后来我发现，他们可以在家里用自己的ID通过Internet访问医院数据库的电子病历，提前了解第二天甚至更久以后预约的病人的电子病历资料。
有一天，Sergent看过一名病人的check in表格后，相当兴奋，叫来一位老护士，然后打开了诊室的门。只见病人跟这位护士见面后，两人激动得又是惊呼又是拥抱，最后两个人都哭了。Sergent只是在旁边微笑不语地看着。原来这个病人十几年前患红斑狼疮，病情危重，反复在Sergent这里就诊，而这位老护士当年是Sergent的护士，在治疗过程中医护患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后来病人病情逐步缓解，随诊间期越来越长。8年前，她随丈夫迁居迈阿密，最近刚刚回到Nashville。她已经停药多年，预约门诊只是为了看看老朋友。15分钟的门诊在谈笑和家长里短的聊天中结束，病人和Sergent之间似乎知根知底，真是让我开了眼界。
还有一名大动脉炎的患者，是一个36岁的白人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和保姆来看病。Sergent居然花了不少的时间询问小孩子的情况，还抱着小家伙玩了一会儿。两个孩子一个亚洲面孔，一个非洲面孔，模样迥异。Sergent看出我的困惑，在诊室外面给我讲了这个病人的故事：她在十年前找到Sergent看病，之前已经做过两次心脏搭桥手术，命悬一线。之后病情有了很好的缓解，她重新有了很好的生活，但是生育对她的心脏来讲负荷太大，于是她和丈夫收养了一个越南女孩和一个非裔女婴。Sergent对她的评价是：She' s a good woman, she deserves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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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和关爱是相互的，Dr. Sergent也赢得了周围的人对他极大的敬重。在我即将结束学习的时候，Sergent晨练时摔伤了右膝。手术后1周，他坐着轮椅、带着双拐恢复半工作状态。护士临时给他调配了2间大的诊室以便轮椅出入。那一天他的膝关节仍然不能弯曲，而且看得出很痛，但每一次他都会艰难起身，架起双拐到检查床给病人查体。为了读一个病人的影像资料，他坐着轮椅，让我把他推到放射科阅片室，跟放射科医生一起读片子。那天只预约了几个老病人，他们在简单问候之后并未多说什么，在Sergent艰难行动时也都是默默地等待着。但是那一天几乎每个病人在走之前，都留下一份礼物，有自己做的面点、自己种的桃子、独特的旅行纪念品、做熟了冰起来的鸟（估计是鸽子，这点跟中国的习俗倒是相似）。尽管我不十分了解美国人的风俗，但是能感觉到病人对Sergent像对家人那样深沉的、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关爱和敬重。除了病人，护士、学生们、同事们对他的爱戴和尊重都很容易感觉得到。风湿科现任科主任Dr. Thomas，有一次我一紧张叫成了Sergent，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风趣地讲了一句：“I' m flattered.”可见Sergent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仍怀着羞愧之情时时想起。有一天，诊室来了一位中年的白人女性，已经截掉了2个脚趾，这次一个手指又出现缺血性坏死。患者同时患有糖尿病。因为Sergent是血管炎的专家，她的保健医生就将她转诊过来。病人的炎症指标是高的，DSA显示动脉管腔狭窄、闭塞。我直观地认为是一例Burger病，但这是名不吸烟的女性患者，的确有点怪。Sergent很快看完了病人，跟病人解释她的问题是跟糖尿病有关，并未给她任何处置，转给了外科。病人似乎很失望的样子。我有些于心不忍，出来后就讲了我的意见。Sergent只讲了一句话，说病人患的是Mönckeberg硬化。我将信将疑。晚上收到Sergent的Email，简单讲了那个病人的诊断依据和预后，附件是数篇Mönckeberg硬化的参考文献。我既羞愧于自己专业不精（其实我曾经做过血管钙化的基础研究），又羞愧于对老师的敬业和治学态度的随便猜测。这件事给我教育很深，诚实对待病人、刻苦钻研业务，也许就是Sergent赢得这一切的根本。
离开美国时，Sergent送我一套《Kelley' s Textbook of Rheumatology》。还有一本书《Healing Words》，是他自己写的，让我读后告诉他感想。《Healing Words》是短篇文集，是Sergent为田纳西报纸写的专栏文章集结成的，时间跨度二十几年。内容有关于他所接触的学生、病人、他自己的从医经历以及对多个医疗保健有关的社会事件的解读。这本书填补了我这次学习的背景知识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让我意识到，好的医生在治病、育人的同时，还可以发挥另外一种功用，就是走进公众视野、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引领公众意识。Sergent已经把医生做到了极致。
现在距离我初见Sergent刚好有一年了。回忆慢慢散去，文章即将结束，我很想对我的这位美国老师讲：Dr. Sergent，you are a great doctor, and you deserve all the best things。
（作者：孙明姝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