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我和《生命新知》的三位同事，经法兰克福，飞往德国的德累斯顿，采访了年轻而著名的胡特医生。他因治愈了世界上第一例、也是至今唯一一例艾滋病病人而闻名。
1996
年，胡特升入医学院三年级，课本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开始常规浏览《科学》、《自然》等杂志。一天，他惊奇而兴奋地读到一篇文章：纽约的一群同性恋高
危人群，即使在他们的性伙伴纷纷因艾滋病去世后仍健康存活，基因检测显示，这群“控艾精英”（elite
controller）均拥有一个先天缺陷，他们的CCR-5基因少了32个碱基（CCR5-△32），导致跨越细胞膜的CCR-5蛋白缩短。CCR-5
是个粘附因子，艾滋病病毒（HIV）欲进入人体细胞，必须同时结合细胞表面的CD4分子及CCR-5受体。而这些“控艾精英”因CCR-5基因缺陷导致的
CCR-5蛋白缩短，因此HIV无法牢固结合并进入淋巴细胞，成为对HIV先天免疫的幸运儿。胡特幻想着，如果把这些“精英”的骨髓移植给艾滋病人，让新
生的淋巴细胞均缺失CCR-5，不就可以将HIV“饿死”在淋巴细胞外吗？他暗暗下定决心，毕业后要成为血液科医生，实现这个梦想。
2005年，胡特在柏林成为了血液科主治医生，他除了日常门诊、查房，还不断留意着治疗艾滋病的进展。一天，他在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病人——
布朗，这个美国病人于1996年感染HIV，接受“鸡尾酒”（ART）治疗，不幸的是，他又被诊断罹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胡特按捺不住激动，难道机会真
的降临了？按照常规，他为布朗实施了三个疗程化疗，结果不理想，药物的不良反应极大，病人无法耐受，且病情进一步恶化。胡特进一步检索文献，他无法相信，
采用CCR5-△32基因骨髓移植治疗艾滋病的研究居然没有报道。是大家没想到，还是试验治疗的结果为阴性而没有发表？对此，他非常忐忑。2006年，在
伦理委员会批准后，胡特开始利用世界上最优秀的德国骨髓捐献数据库，搜索可能的供体。在筛选到第66个供体时，奇迹发生了，一个组织配型完美、携带
CCR5-△32基因的纯合子供体在数据库显现。胡特与骨髓移植医生合作，为布朗实施了创造历史的骨髓移植。移植后，布朗体内的HIV逐渐减少，直至消
失。然而胡特并没有特别兴奋，因为虽然每次布朗的随访均显示HIV阴性，但有文献报道，隐藏在细胞中的随时可能复制，HIV在体内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忐忑中的胡特不敢声张，因为当时他不是大牌医生，更不是艾滋病专家。要知道，没有人胆敢冒出治愈艾滋病的念头，业内认为“治愈艾滋病好比想登月，但不知道月亮在哪里”，是不可能的。
时
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布朗接受两次骨髓移植后的第4年，胡特终于在国际艾滋病大会上报告了布朗病例。这好似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艾滋病学界，人们惊叹：
艾滋病可被治愈。但也有人不屑，认为HIV只是在血液中消失，无法证明彻底治愈（sterilizing
cure）。的确，我们还没有确认HIV被彻底清除的检测方法，更不可能对所有的组织实施活检，但布朗已经停药八年而没有任何HIV复发证据，治愈的结论
越来越被学界接受，布朗也被亲切地称为“柏林病人”。
2014
年10月，我们荣幸地采访到因发现HIV获得2008年诺贝尔奖的西诺西教授，她2012年当选国际艾滋病学会主席，她领导的联盟就是受“柏林病人”的启
示，将努力方向定为治愈艾滋病。采访中，西诺西回忆了会议中同胡特及布朗交流的情景，并肯定了“柏林病人”是至今世界上唯一被彻底治愈的艾滋病病人。
“柏林病人”的成功，也唤起了其他学科的思考及勇气，在慢性肝炎、疟疾、肾脏病、风湿病等领域，学者们纷纷提出“治愈”的目标。
胡
特将“柏林病人”的故事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这一发表在“影响因子”最高的医学期刊的个案报道，颠覆了传统的循证医学的等级观念，其影响力及意
义远超那些耗资巨大、脱离临床的RCT研究，再次实践了医生主导的“医学循证”。这个奇迹为什么发生在年轻的胡特医生身上？因为“上帝为我们关上了门，总
会给我们打开一扇窗”，胡特应验了巴斯德的名言：机会，钟爱有准备的头脑。
胡特现在德累斯顿医学院工作，他致力于完善骨髓库，筛选更多的“精英”供体，等待机会，创造另一个奇迹。
德
累斯顿是德国的历史名城，整个城市以皇宫及大教堂为核心，布满了大理石材料的宏伟建筑。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反复轰炸，几乎没有建筑幸存。日后，德累斯
顿人民不断集资修复，在残垣断壁上复原了几乎所有的遗产。战火熏黑的基石上、立柱旁、残壁边，支撑、悬挂、嵌和着明亮的大理石，重塑了一个新旧融合、疤痕
修复、充满故事的名城。听到大教堂的钟声，我们不禁感叹，德累斯顿的今天，就像“柏林病人”，经历了毁灭的创伤，通过科学家的努力重建，注入新的生机，让
布朗成为了抵抗艾滋病的“嵌合体”，成为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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