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艾滋病—— 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导致的继发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发现30周年。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发布消息称，洛杉矶爆发了一种异常的肺炎——5名年轻健康的同性恋男子被诊断患上罕见的卡氏肺囊虫肺炎（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PCP）。由于当时在全美其他地方并未发现类似病例，这篇报道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
人们并不知道，这一可怕的病魔将在今后的数十年间肆虐全球，发展成全球感染6000万人（并在持续增长），并造成至少2500万人死亡的世界性传染病。
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艾滋病发现日。
1982年9月，CDC将该疾病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在最早的关于艾滋病的官方报道中，并没有对AIDS症状的详细描述，关于这个疾病的许多方面，都是在数年后才渐渐为人认知的。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的免疫学助理教授迈克尔•戈特利布是最早关注这种“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病”（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GRID）的研究者。
1981年1月的一天，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收治了一名“奇怪”的病人，病人的名字也叫迈克尔，是个31岁的高大帅气的男模，为了公开同性恋身份而搬到洛杉矶，因不明原因的高烧和体重减轻住院。检查发现他的免疫系统非常糟糕，就像是一个刚经历了一轮残酷化疗的癌症患者。而问题是，他并没有接受过化疗，在此之前，他身体一直很健康。该患者免疫系统的“崩溃”引起了戈特利布及其同事的兴趣，他们每天都去了解这名患者的病情，希望能够明确找到一些导致这种特殊免疫改变的蛛丝马迹。
五天后，在没有被确诊的情况下，迈尔克出了院。但一周后，他又因高烧重回医院。这次的病因为卡氏肺囊虫肺炎，这是一种极罕见的肺炎，通常只会出现在器官移植者或是有免疫缺陷的儿童身上。医学中心的同行都知道了戈特利布在关注这例“特殊”的患者，于是陆续有人向戈特利布报告了近来收治的另外4个类似患者，他们的临床表现与迈克尔非常相像，且都是男同性恋者。
戈特利布和同事联系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该刊物编辑建议他们直接联系CDC。CDC当时并没有发现全国范围内有其他类似异常情况，不过还是邀请戈特利布他们写一份《发病率与病死率周报》（MMWR）报告。不过这篇报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
几周后，事态发生了变化。另一篇有关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共有26名原本健康的同性恋男子患上PCP和另一种非同寻常的癌症——卡波西肉瘤的报道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有线新闻网（CNN）、美联社等媒体都争相进行了报道。诸如《同性恋患上罕见癌症》、《免疫系统疾病困扰男同性恋》等的有关这一神秘疾病的新闻报道频繁见诸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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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美国共报道了159例类似病例。但是，这一疾病到底是什么，该怎么治疗，或者该怎么称呼，人们却一无所知，一时间恐慌蔓延全美。
这并非男同性恋“专属”的疾病。
随着被发现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增多，人们发现，不仅仅是男同性恋者，吸毒者、异性恋男女、新生婴儿••••••更多的人被发现患病。关于艾滋病的传染方式，人们仍知道得很少，但公众的紧张度却在持续增高。
也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开始在非洲和全球蔓延。
1983年，法国科学家吕克•蒙塔尼和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在艾滋病患者体内分离出了一种新的人类逆转录病毒，后被证实是导致AIDS的元凶。随后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病毒可以通过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和血液传播，“劫持”关键免疫细胞并复制自身，造成机体免疫细胞耗竭，进而引发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
病毒的发现让人们看到了预防/治愈该病的希望。但是，30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找到任何一种可以有效预防或治愈HIV/AIDS的疫苗或药物。
艾滋病的泛滥，及其所引发的人类健康灾难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截至2010年12月，全球共有超过3400万HIV/AIDS患者，年龄低于15岁的感染者为250万。自艾滋病流行以来，全球累计共有超过6000万人感染HIV，其中2500万感染者已经死亡。
2009年，全球估计共有260万新发HIV感染者，180万AIDS患者死亡。据此推算，全球每天共有7000余人感染HIV，每小时超过300人。
2009年，纳入WHO统计报告的147个国家/地区中，HIV感染者超过10万的国家/地区共39个，其中感染数超过百万的国家/地区共9个，分别为南非（5600000）、尼日利亚（3300000）、印度（2400000）、肯尼亚（1500000）、莫桑比克（1400000）、坦桑尼亚（1400000）、津巴布韦（1200000）、乌干达（1200000）和美国（1200000）；因艾滋病死亡人数超过10000的国家/地区共26个，其中南非（310000）、尼日利亚（220000）和印度因艾滋病死亡人数更是超过100000人；15岁～49岁人群中HIV感染率超过10%的国家共9个，全部为非洲国家，包括津巴布韦（14.3%）、赞比亚（13.5%）、斯威士兰（25.9%）、南非（17.8%）、纳米比亚（13.1%）、莫桑比克（11.5%）、马拉维（11%）、莱索托（23.6%）和博茨瓦纳（24.8%）。
2011年6月3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了题为《艾滋病30年：各国处在十字路口》的报告，报告指出，在2001年至2009年间，HIV新发感染率降低了25%，其中印度的新发感染率减少了50%以上，南非减少了35%以上。死亡数在过去的5年中减少了20%，并且660万人现在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比2009年增加了140万，比2001年增加了22倍。但是，目前全球HIV感染总人数已超过3400万，比史上任何时候都多。在需要治疗的患者中，有900万人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许多国家仍存在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高危人群的歧视及惩罚性法律；而且，2010年国际社会对于中低收入国家防控艾滋病的投入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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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HIV之初，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曾豪言，将在20世纪内开发出HIV疫苗，并在全球范围内根除艾滋病。但是，30年过去了，尽管人们尝试了多种方法，也设计了很多艾滋病疫苗，终究还是没有开发出一种理想的HIV疫苗，一些HIV疫苗在灵长类动物体内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保护作用，但是在人体却无效；一些HIV疫苗能够刺激机体产生抗HIV的保护性抗体，但是这些抗体却很难与病毒颗粒结合，产生中和效应。
事实上，除了疫苗，几种防治措施的抗艾效果已经得到了循证医学的证实。包括：①男性包皮环切术；②预防性口服抗病毒药物替诺福韦联合恩曲他滨（男-男同性恋者，HIV阴性一方预防性口服抗病毒药物可有效减少HIV的感染风险）；③1%替诺福韦凝胶（性行为前后阴道给药，可减少HIV阴性女性HIV的感染风险）；④HIV阳性一方预防性抗病毒治疗（性行为前即刻预防性口服抗病毒药物可减少HIV的传播风险）。上述四种预防措施的疗效分别为57%、44%、39%和96%。
但是也有研究证实，HIV阴性女性预防性服用替诺福韦并不能减少HIV的感染风险（FEM-PrEP研究），这可能与替诺福韦在阴道局部血药浓度偏低有关（口服相同剂量替诺福韦在直肠局部的血药浓度是阴道局部的10倍〜100倍）。
NBA著名篮球巨星“魔术师”约翰逊于1991年检测出HIV阳性，之后他开始了与HIV抗争的漫漫岁月，20年过去了，他不但没有死，而且活得比谁都好。他的微笑依然是那么迷人，好像艾滋病根本就不曾存在过，那只是一个梦而已。
约翰逊体内的HIV并没有被根除，但是他与HIV“共处”得很好。
在根治药物没有出现前，与病毒共生存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中国出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的时间是1985年6月，为一例美籍阿根廷青年。其后几年的艾滋病病例报告也均是来华外国人和海外华人。1989年8月19日，云南省艾滋病监测人员在检测了50例瑞丽市戒毒所收容的戒毒人员血清后发现，26例血清样本呈HIV阳性。这一发现也标志着我国人群HIV的流行。此后，监测人员陆续在吸毒人群中发现了近百例HIV感染者。
HIV在我国流行初期，吸毒、静脉采血（成分采血）、性工作者是国内HIV感染最主要的人群。之后，随着HIV疾病知识和防控的普及，性传播逐渐成为HIV传染的主要方式。
截至2010年10月底，我国累计报告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370393例，其中AIDS病人132440例；死亡68315例。艾滋病连续两年（2009年和2010年）位居疾病死亡率第一位。
2011年8月10日，卫生部公布了2011年7月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2011年7月（2011年7月1日零时至7月31日24时），全国（不含台港澳，下同）共报告法定传染病770129例，死亡1419人。其中，艾滋病报告发病5775例，死亡850例。
感染者由高风险人群向一般人群蔓延。虽然目前中国艾滋病疫情总体上呈低流行态势，但在局部地区及特定人群出现高流行，感染者数量增加明显，发病和死亡人数大幅增加。新发生的感染以性传播和注射吸毒传播为主，疫情正由吸毒、卖淫、嫖娼等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存在着疫情进一步蔓延的危险。目前中国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组织结构的急剧变化及特殊群体的出现，当相应的法律、政策和行政管理体系不能及时做出有效调整时，艾滋病防控的难度也会相应地增加。
人群对HIV/AIDS的认知度低，对感染者存在严重的歧视。复旦大学上海市计划生育研究所曾于2010年对上海市卢湾、徐汇和闵行3个行政区的1500名社区育龄居民进行了有关HIV/AIDS认知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调查对象对性病/艾滋病综合知识评分为52.17分，其中低于60分者占62.4%；对性病/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的回答正确率低。综合知识多元线性回归显示，学历、职业、月收入、户口性质及性生活状况是得分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且，调查对象对性病/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存在较严重的歧视，学历越高，对性病/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的歧视越低；知识得分越高，对性病/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越低。
青少年HIV/AIDS普及教育收效明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2008年的一项青少年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调查结果显示，随机抽样的中国12个省份校内外青少年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的中位数分别为83.4%和77.3%，校内青少年的艾滋病知晓率相对较高。艾滋病疫情高、中、低地区间青少年艾滋病知晓率无明显差别。该调查共覆盖校内青少年48516人，校外青少年13 085人，收回合格问卷61601人份。
1987 年在联合国艾滋病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全球计划创始人Jonathan Mann 就提出艾滋病流行有三个阶段：①HIV 流行；②艾滋病流行；③耻辱和歧视流行。尤其是耻辱和歧视伴随着艾滋病流行，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了艾滋病预防和控制效果。
耻辱和歧视流行是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控不可忽视的问题。
HIV感染者从感染初期经数年、 甚至长达10年或更长的潜伏期后才发展成艾滋病病人。疾病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有着一种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许多社会经济因素，诸如社会制度、经济政策、社会观念、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口流动等，可以影响疾病的流行。反过来，疾病流行也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带来巨大影响。
基于2009年的报告数据，我国人群HIV感染率约为0.053 %（74万/14亿），说明我国艾滋病流行尚处于较低水平，且近年来我国 GDP保持年均大于7%的增长，所以短期内艾滋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个人、家庭的影响上，局部地区村、镇的影响也较大。然而非洲的艾滋病流行教训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艾滋病的流行侵及不可代替劳动力和全人群艾滋病感染率达到1%时，艾滋病的控制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当感染途径转变为以异性传播为主时，那更将加剧艾滋病的蔓延。
艾滋病的流行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大量孤儿与老人赡养问题；②社会歧视；③拉大贫富差距；④造成社会恐慌。
此外，由于HIV感染者劳动力的丧失（包括失业）、医药费的增加和病亡，该疾病直接导致的社会损失达13万元/人。加之社会投入的用于HIV/AIDS防控和研究的花费，这一数字将更高。
30年前，人们认为艾滋病是男同性恋的特有疾病。30年后，对抗艾滋病要走的路仍然很长，但随着社会了解的增加，人们看待艾滋病人的目光则更“温柔”。
2011年6月8日〜10日，第65届高级别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本次会议旨在全面回顾各国为实现2001年联合国大会艾滋病问题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和2006年《关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所取得的进展，并为今后防治艾滋病工作制定蓝图，以在全球实现无新发艾滋病毒感染、无歧视和无艾滋病导致的死亡的目标。与会国家提出了共同狙击HIV的愿景：截至2015年，杜绝HIV的性传播；杜绝静脉吸毒人群的HIV传播；确保没有一例婴儿因母婴传播感染HIV；确保全球1500万HIV感染者接受治疗；杜绝艾滋病患者因感染结核死亡。
但是，事实却是严酷的。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抗艾投资首度出现了下降。一些HIV高度流行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中断了政府层面的抗艾行动。
2010年5月，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冻结了中国的部分抗艾基金。针对基金会的这一举措，卫生部回应称资金的冻结将影响中国的艾滋病防控。
也许我们短期内还无法征服这一恶魔，但是起码我们应该教会公众如何避免HIV感染，教会公众正确面对这一疾病，面对感染HIV的同胞。
抗击HIV/AIDS，全世界都还在努力。
（作者：刘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