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计中国有1800万男性发生同性性行为，他们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健康风险。自10年前在同性恋者中开展HIV监测以来，这个群体间的感染率一直在爬升，从2005年的0.3%升高到了2011年的13.7%。
HIV在其他高危人群，比如静脉注射吸毒者或卖血者中，都没有在男同性恋群体中那样惊人的扩散速度，这更加加剧了同性恋在中国的受歧视状况。在许多方面，中国现在对性的态度就像西方国家25年前一样。比如美国曾在70年代早期将同性恋视为精神疾病，而中国到2001年也开始这么干了。同性恋者隐瞒自己性取向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朋友和家人，出于维护家族声誉和传宗接代的考虑，家人总是觉得有责任和义务维持传统。许多男同性恋说，他们害怕暴露他们的性向会“丢面子”，或是破坏他们的社会关系。事实也的确如此，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发生男男性关系的人群中31.2%是已婚人士。
中国人并非只在谈论同性恋时感觉不适，一般性行为也被认为是十分隐私的话题，很少公开或直接的谈及。这种不适导致了社会对HIV携带者的普遍歧视、对青少年性教育的缺乏和全国流行病学数据的缺失。即使医疗机构对HIV携带者也存在歧视。在2012年10月份，微博爆料了一起HIV携带者被医院拒之门外的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议论。事件主角是一位25岁的男性肝癌患者，他先后在北京和天津的两家医院求医时被发现携带有HIV病毒，结果被这两家医院拒收。迫于无奈，这位患者篡改了自己的就医记录，避免血液检测，最终才得以瞒骗过关，得以在第三家医院进行肝癌手术。
这种现状的结果是大量的人不敢去了解信息、进行检测或是寻求咨询中心的帮助。而那些受教育程度低、不了解自身HIV感染状况、出于压力隐瞒性接触史的人群往往从事高风险性行为。一旦一个人感染了HIV，病毒就会在他的性伙伴中扩散，因此艾滋病发病率直线上升是毫不奇怪的。
这种趋势不能再继续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公共卫生研究人员、临床医生、教育工作者、社区领袖和其他相关人员必须团结起来，在无知和恐惧造成更多人感染之前，教育每个人尤其是男同性恋者关于防治艾滋病的知识。
中国的HIV首次爆发是在80年代中期西南省份的静脉注射吸毒者中。20年过去了，其势头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来势汹汹：报告感染HIV的人口只有0.06%，还不到欧美的五分之一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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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和对疾病广泛流行的潜在影响的认识逐步清晰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制定了一个系统化的HIV预防和治疗方案，即“四免一关怀”行动：给农村人口和城市贫困人口中的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对所有人提供免费的咨询和检测；对艾滋病父母的遗孤提供免费教育；对艾滋病孕妇提供免费的咨询、产前指导和分娩服务；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携带者提供医疗关怀和经济帮助。但很多人称并不知道这样的政策或是不知道免费的检测中心在哪。
虽然政府支持以使用安全套作为防止疾病传播的主要手段，促进安全套使用的公益广告直到最近几年才解禁。部分原因是大多数中国学校缺乏一般性教育课程，而把这个任务留给了不愿和子女探讨性的父母们。这种缺乏知识的现状对防治艾滋病有巨大影响，因为这样的氛围也会影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即使人们鼓起勇气去咨询、去检测，卫生工作者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培训或者不能平和地谈论HIV或是其他性传播疾病相关的性行为。再加上羞耻感导致男同性恋者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行为，延误HIV检测和治疗，将他们所有的性伴侣都置于危险之中。
引起关注
虽然国家和国际组织都确定了中国男同性恋群体中新发HIV感染人数在上升，疾病的精确监控依然是HIV研究人员面临的最大难题。直到2010年才有首个大型政府监测结果对外公布。这项纳入2008年～2009年全国61个城市26000名中国男同性恋者的研究显示，平均HIV患病率高达5%，其中10%居住的城市属于首次发现。可惜国家的调查数据只公布了个大概，资料来源受限，很难评估研究方法。
如果这些数字是正确的，中国男同性恋中只有13%的HIV感染者，这个百分比小于美国的50%。虽然男同性恋仍然只占中国HIV感染者中的一小部分，排在吸毒者、卖血者和异性恋者之后，但其不断上升的比例敲响了警钟。考虑到2005年以前这个比例只有0.3%，不到现在的1/45。以这个速度，中国很快就会赶上美国。与美国一样，重组株的从头合成和多介入使得在中国人群中传播的病毒的遗传多样性持续增加，其中许多毒株对一种或几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产生了抗药性，对治疗效果和疫苗研制构成了挑战。
新发感染数的快速增加源于高风险的行为。约有40%的男同性恋者参与过性交易行为。在一些地区，如辽宁省，患病率与吸毒显著相关。男同性恋者也存在于中国的1.45亿移民中，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副产品。调查显示，无保护的性行为、性交易和HIV知识的缺乏与生活方式的开放携手并进。这些高风险行为导致男同性恋者更容易被感染，并为一般疾病的传播打开大门。
开始行动
中国不是唯一在努力控制风险人群感染HIV的国家，相信通过全世界的政府部门、卫生专业人员和公共卫生项目的共同努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种努力需要创建一种良好的氛围，人们知道为什么以及怎样保护自己，不害怕去寻求卫生保健资源的帮助。关键在于，打破对性、同性恋和HIV的羞耻感。
首先，在政策层面，过去十年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表现在政府支持HIV的研究、对同性恋者展开防治，这些努力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其他全球健康团体的赞扬。但是，在消除歧视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2006年，中国政府提议消除法律和公众舆论对感染者的偏见，但这些提议没有形成明确的法律条文。可喜的是，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决心是强硬的。例如，针对今年的这起HIV携带者被医院拒之门外事件，国家领导人之一李克强就立刻作出回应，要求国家卫生局发布禁令，禁止医院拒收感染HIV的患者。要消除歧视不但需要制定政策对歧视艾滋病患者的人施以法律惩罚，还要有确保政策执行的奖惩措施。立法还应包括对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而蓄意传播疾病者进行惩处，被诊断出艾滋病者须告知医生和性伙伴。
其次，卫生专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必须跨学科合作，监测HIV是在哪以及是如何出现抬头趋势的，并将数据转换成公共卫生方面的干预措施。更多的HIV测试、更好的防治手段尤其是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能够显著减少疾病传播。公共项目和基层工作是HIV预防的基础，需要增加公众教育，开展健康运动。媒体方面，需要在网络聊天室和同性恋交友网站上提醒使用安全套和进行性教育。
以身作则是消除歧视的最好方法。在西方，首批承认自己感染HIV的勇敢者引发了公众的思维显著转变。2004年，篮球名宿“魔术师”约翰逊和中国本土篮球明星姚明参与了一系列反对歧视艾滋病患者的公共服务，被推广到全国。2003年，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宋鹏飞站起提问并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克林顿与他当场拥抱。宋鹏飞成为中国第一个公开承认感染艾滋病的人并受到正面媒体关注，这对提高艾滋病的认识和预防是有力的倡导。中国还需要更多的艾滋病患者站起来改变人们对疾病的认知。
只有通过在政策、项目、研究和临床的大规模协调努力，才能显著减少新发感染。困难可以克服，但需要一致的行动——就是现在。（作者：程明、沈颖）
参考文献：《Nature》2012;485:576-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