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麻醉科的一名医生，曾于2009年10月到摩洛哥赛达特市的哈桑二世国王医院工作。自从踏进了这个陌生的国度，我慢慢地喜欢上了这片土地。在那里，我充分体会到了作为一名医生的自豪感。
我们中国医疗队都是在摩洛哥的公立医院工作的，所服务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当地的贫苦百姓。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很多 人连法语也不会讲。就诊时，我们需要通过当地护士将他们的阿拉伯语或柏柏尔语翻译成法语，才能大致问清病史。除了看病免费，我们甚至连手术和药物也都是免 费提供的，所以，中国医疗队特别受当地民众的欢迎。在那里，凡是医疗队有的资源，只要患者病情需要，都能免费使用。当地病人对医生毕恭毕敬，对医生的嘱咐 视如圣旨，从来没有丝毫的不悦或疑虑。在那里，病人看病、住院、手术都不需要任何签字，一切皆听医生安排。面对患者，我们考虑的仅仅是如何治疗病患。医生 只需尽心去救治每个患者，而对于治疗的任何结果，患者及其家属都能接受。我认为，这种状态是源于医患之间的一种绝对信任，源于他们整个社会对医生的由衷尊 重，源于一种完全不同于国内的行医模式。
在国内，在决定治疗方案时，一旦碰到要做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选择时，我们医生往往只能把不同治疗方案及其可能结 果告诉患者或家属，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平心而论，医学是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单凭医生的简短介绍就让患者或家属定夺治疗方案，其实是不妥当的。但是现在病 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动不动要拿出消费者应有的“充分知情权”来维权，因此医生往往不愿、或者是不敢帮患者做任何决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岂不像餐厅 服务员拿着菜单，介绍完毕之后请顾客按照自己的口味点菜？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在摩洛哥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全由医生做主。有时我也在想，这也许就是我们社 会文明程度提高后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摩洛哥患者，手术需要全身麻醉，但是由于其口腔畸形，麻醉插管时需要一台纤维支气管镜引导，但我 所在的公立医院并无此设备。于是，按照在国内的做法，我便建议患者去卡萨布兰卡等大城市，找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去做这个手术，来降低手术的风险。但是这名 患者多次向我表示，一则他没钱去大医院，二则他信赖中国医生。他希望我给他做这个麻醉。最后，他说了一段让我鼻子发酸的话：“严医生，你如果不帮我做这个 麻醉，我只有回家等死了。你是真主派来的使者，如果麻醉失败，我就去见真主，你也是做了好事，我会邀请您作为贵宾来参加我的葬礼的。”后来我查了很多资 料，辅以自己的临床经验，加上“真主的保佑”，麻醉和手术一切顺利，病人康复出院。其实，我们和病人素昧平生，要是在国内，医生不敢也不会在治疗过程中超 越医疗常规去替病人冒险；但是在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患者病情的需要为首要考虑因素。医患间没有无休止的追究，有的只是绝对的信任。因此，我才敢为我的 病人冒此风险，担此责任。
还有一次，一名产妇在家中分娩后大出血，送来医院时已经休克。我一边进行常规监护、供氧，一边拿晶体、胶体等补液 为患者扩容、维持血压、准备输血。但是一查血型，患者是RH阴性的A型血，属于稀有血型。当时我们医院血库没有这种血，必须要到100公里外的卡萨布兰卡 去寻找血源。时间就是生命，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血库的摩洛哥化验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手上有RH阴性的O型血，并表示在以前类似情况下有摩洛哥 医生给异型血病人输过。O型血输给A型血，对于我而言，只在书本的理论上可行，读书的时候老师也说过只有在战场等紧急状态下，O型血才能输给异型血患者。 我们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输过，遇到问题也只是向市血液中心求助，而且肯定能送来同型血液。情况紧急，我决定冒这个风险，担这个责任，给患者输异 型血。我做好一切应对输血反应、溶血反应抢救的准备措施，缓缓地将O型血输入患者体内，并且密切观察。值得庆幸的是，没有发生任何不良反应。这种时刻，我 就感到自己尽到了一名医生的责任，没有辜负病人家属的期待。那种成就感和欣慰感，是无论多少金钱或待遇都换不来的。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只有我们医疗队的十名成员是中国人。不管你走在哪里的街上，都会有许多摩洛哥人，无论认识与 否，都会和你友善地打招呼。我觉得我们的认真工作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可。每天面对这些患者们憨厚的表情和期待的目光，让我们由衷地珍惜这份信任，打心底里 愿意为这些病人尽心尽责。
前段时间，国内对于产妇分娩的手术是要家属签字还是由医生决定发生了争论。这表现出来的是医患之间的不信任。病人 们去医院小心翼翼，对医生的建议往往半信半疑；而医生们每天上班也是如履薄冰，生怕诊治过程中有任何过失被患者抓住不放。诚然，患者维权意识提高是社会进 步的体现。但是如果医生面对的是一个疑神疑鬼的患者，那么便会导致医生不敢做风险稍大一些的操作或治疗，或者术前给家属样样不良事件都谈到，弄得家属胆战 心惊。这样虽说在法律上保护了患者或家属的知情权，医生也通过签字完成了法律上的程序，但是对于患者而言，往往只能得到医生最保守的治疗，而这个治疗方案 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治疗方案，最后吃亏的还是患者自己。在摩洛哥这里，在这种和谐的医患关系之下，医生每天都实践着希波克拉底誓言：为了病人本人的利益，我 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诊断和治疗措施。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
当年跨入医学殿堂的神圣感又一次涌遍全身，能够为自己的职业天天自豪，这也许是我“在他乡”援摩生涯中最大的收获。
(作者：严海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麻醉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