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家夫妇Yun Nung Jan和Lily Jan，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拥有他们自己的实验室30多年了：这段漫长的岁月足以使他们看清全球科学界变迁的“地貌”。Jan夫妇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雇佣员工，那时他们倾向于雇佣本土科学家。他们的第一批员工11个人中有9个是美国人。
但是，现在他们开始雇佣越来越多的外籍有才能的人了。Jan夫妇他们自己是20世纪60年代从台湾移民至美国的，如今在他们实验室的研究员中，来自中国的研究员占了很大一部分，整个实验室里有16个中国人、12个美国人、2个韩国人和来自加拿大、印度、新加坡、台湾、土耳其和德国的各1个人。
Jan夫妇的经历在美国是很普遍的。Yun Nung指出：名校的硕士毕业生和博士后们有来源多元化的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获得自然科学、工程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方面博士的非公民大约占美国总博士的1/4，但是直到2010年，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表明：美国超过一半的博士学位由外来人员获得。在生命科学方面，外来人员占有的比例已经从原来的20%升至30%。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有类似的趋势。
通过仔细的分析数据、有关专家交流以及处理全球范围内的2300份读者调查，Van Noorden R发现了那些在科学家迁移方面隐藏的趋势，继而调查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的迁移，并探讨这种现象接着会怎么改变。现在最关键的是，全球科学的整体形势和各个国家希望建立或维持的科研前景和实力。
值得赞扬的是，美国和英国的那些高产的研究系统，已经通过对外国人的开放获得了一定的好处，这点虽然很难用数字证实，但确实是存在的。对于因为在神经分子生物学上的发现赢得了今年格鲁伯奖及奖金50万美元的Jan夫妇来讲，这个好处是很明显的。他们相信外来的研究员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实验室文化并提升了科研实力。能够雇佣来自其他国家的有才能的科学家或许可以弥补美国科学教育系统的不足。
但是，一些国家担心他们会失去自己的顶级研究员。2010年的一份由哥伦比亚的俄亥俄州立大学的Bruce Weinberg开展的调查发现：在1981到2003年期间，全世界发表的文献被引用最多的科学家，有1/8出生于发展中国家，其中80%都已经移居到发达国家（最多的目的地就是美国）。印度尼赫鲁大学的研究国际间迁移的经济学家Binod Khadria，在“最好的和最聪明的科学家都留在了其他国家”一文中指出，印度在这方面是亏本的。
现在的市场全球化已经成了全球科学文化的基调，哪个国家有好的基金支持和充满活力的研究系统，哪个国家就会成为最后的胜者。“知识时代，研究无国界”，一个在纽约国际教育学院研究国际间学生迁移的Rajika Bhandari教授这样说，“学术就要到基金支持的地方去，学术要到设施完备先进的地方去”。
科学家的来来去去
科学家全球的迁移趋势是不明朗的。如果要追踪科学家的去向，大多数国家都把科学家和其他高技术人才混为一体，而且，各国的人才流动记录也不尽相同。在亚特兰大乔治亚州州立大学从事经济学和科学研究的Paula Stephan认为：现在令人困扰是，虽然有很多关于科学家这个特殊群体的研究，但是很少有跨越国界的数据，而且不同的国家间没有统一的方法可以连贯性得追踪科学家的迁移踪迹。
谈到迁移和移居，人们经常混淆永久居住和短期旅行（例如六个月的学术休假或者两个星期的旅行）的区别：短期旅行可以帮助科学家建立研究网络，并不需要真正定居在那里。“有多种多样的移动存在，但人们很少去特意区分它们”，荷兰恩斯赫德的屯特大学的社会学家Grit Laudel如是说。
Stephan是致力于解开这个谜团的一员，其主持开展的 GlobSci研究的相关文章，发表在2012年12月份的《Nature Biotechnology》上。他们调查了来自16个国家的生物、化学、土壤和环境科学与材料四个领域的大约17000位研究人员的迁移，其结论被调查者认为是“截止目前第一个在这么多国家开展的关于科学家迁移的系统性研究” 。
GlobSci研究数据表明，国家和国家之间，无论是在外来科学家的比例上或本土科学家到国外工作的比例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确实是开放的，也是大多数准备移居国外的科学家的首选目的地，2011年上半年在美国工作或者学习的被调查者中有38%是来自于国外。然而，瑞士、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外来研究员比例都比美国高，瑞士有最多的外来人员，高达57%。印度的外来科学家最少（仅次于意大利和日本），而且是科学家移民国外比例最高的国家，有40%的本土研究员到国外工作。日本和美国的研究员是最不可能到海外工作的（这项研究没有涉及到中国）。
科学家所处的职业阶段也会影响科学家的迁移。 GlobSci的另一个作者Chiare Franzoni，在意大利米兰理工学院研究科学和创新，已经做了一份尚未发表的对GlobSci数据的分析，表明一个国家的博士后比教授更容易到国外。在美国，有61%的博士后是来自国外的，但是只有35%的助理、副教授和教授来自国外。
《Nature》杂志在调查读者对移民这一现象的态度和他们自己的故事中发现了相似的情况（博士后比教授更容易到国外定居）。那些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比那些资深科学家更容易到国外去——博士有更广泛的国际移动性，大概是因为他们的事业道路还不稳定，他们受到人际关系影响和家庭的牵绊更少些。在这些被调查者中，对在国外定居“不感兴趣”的比例由16年前的40%降至前两年的10%。
“从政策的角度来看，离开与否取决于你是不是尽力将那些出国学习的人带回来，所以应该瞄准那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很可能离开”，Patrick Gaule，一个在布拉格查理斯大学研究科学和创新的经济学家这样说。他已经追踪了大约2000位在1993年和2007年期间就职于美国大学的资深国外化学家。仅仅有9%的人会在他们的教授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回到祖国，他估计在35岁和45岁期间回国的人是50岁回国的人的7倍之多。
旅行的渴望
决策者希望吸引国外的科学家（或许是由于国内有才人的流失）的话，最应该知道怎样吸引科学家跨越国界到你的国家工作。
在GlobSci的研究中，移民一致认为有两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提高他们职业前景的机会、出色的研究团队和国外优秀的机构是很重要的；其次是生活质量以及其他的个人未来发展的因素。对于那些已经移居到国外随后又回到国内的人而言，个人和家庭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许多经济学家表明，越富有的国家越有更多的研究员愿意移到那里去。国内生产总值和工资水平是便利的衡量指标，但仅仅这些并不能成为诱饵，研究员也会考虑他们个人的发展机会和先进研究设施。
富有不是全部，富有活力、灵活和有竞争性的提供资金的系统和进步才是最重要的。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科技政策的Kieron Flanagan指出，以日本和意大利为例，他们是富有的国家，但仍然有很少的外国科学家愿意去到那里，这与其死板的官僚主义制度有关。Flanagan认为：在那里你很难找到工作，并且很容易被排外，不容易融入。
死板的体制也会阻止本国公民移民到别的国家，Laudel指出，在德国和荷兰，年轻的科学家虽被鼓励到国外去，但是要很快回来。“人们告诉我：必须回德国否则我将永远回不到那个体制中去”，她说，“如果你回来迟了，你将会不再适应那个职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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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sushi Subani在东京的政策研究国立研究所从事科学与技术研究，指出了导致日本岛国心态的其他原因，比如文化。“当我们问外国的研究员有关他们的日常生活时，他们总是说很好，但是很难适应实验室外的社会活动。” 一个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从事欧洲科学家迁移状态研究的科学家Louise Ackers指出：在许多方面，研究员认为国际间科学家的移动就像所有的移民一样，要衡量工资和事业前景，实际上，他们也会考虑到生活质量、孩子的学校教育和配偶的职业前景等因素。
政府都希望能通过移民政策和旅游刺激来扭转趋势。欧洲，已经制定一些项目鼓励欧洲多国家研究领域间的交往；中国有“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以便引进高水平的海外人员和吸引中国的科学家回国工作。Bhandari最近指出，“中国和南朝鲜已经针对引进有创造性、有组织的项目做了很多工作，为回国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美国，两个总统候选人都已经表明，他们会为有技术的移民扩展其签证的可使用性。
然而一个有活力、有组织的科学系统是最有诱惑力的。即使9.11事件以后美国对签证有所封锁，但也没有削减过留学生对移民美国的热情。“尽管会担心移民人数减少，数据统计表明留学生的入学人数只减少了2%。”Bhandari指出，“到2006年这个数字已经开始回弹。”
中国问题
美国科学政策专家怀疑，中国对国外有才能人才的引进计划能够持续多久。美国大部分的生命科学方面的外籍博士来自中国。一项由美国田纳西州科学与教育橡树岭的经济学家Mike Finn从事的研究表明，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计划都在进行。Finn发现，一群2004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科学家，5年后，有89%的人仍然在美国。
更高的工资或许是最大的吸引力。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管理学院的Robert Zeithammer调查了300名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调查他们对于如果两个国家都能提供理想工作的反应。最后他发现，“中国博士毕业生之所以现在倾向于留在美国，是因为两个国家的工资待遇差别很大，而不是因为固有对美国定居的倾向”。
但是，由于中国一直处于经济崛起并建立了相应的科研设施的改变之中。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和过去几年相比，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开始有了升高（虽然数据并没有特指科学家）。但是，尚未有迹象表明在美国滞留率有所下降。在过去十年间那些说她们计划在毕业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人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而不是在下降。
中国对那些非中国籍的科学家来讲也有很大的诱惑力。《Nature》的调查（主要针对美国和欧洲人）问那些研究员，截止2020年，哪些国家的生命科学会发展的最好，有超过60%的人认为，在生物科学和物理科学方面首选中国。然而，仅仅有8%的人认为他们准备重返中国而不是选择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回答调查者表示，中国对于外来研究人员的政策和人文因素发生了剧变，因为他们对未来研究的质量有很高的期望。位于纽约的汤姆森.路透社的科研评估主任Jonathan Adams说，不平等是很危险的。如果欧洲和美国的研究员不在中国花些时间，他们就不能理解那里的实验是如何进行的，甚至不能理解国家对科学的发展有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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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赢？
这些研究科学家移动的学者们都认为这个争论不需要针对国家与国家，好像中国的获得就是美国的损失一样。他们更愿意用“人才循环”来代替“人才外流”和“人才回流”的言谈，在那些人才出入自如的国家，每个人都可以从合作中获利。“当然美国相对于英国而言很可能会比较少，但是她仍能通过拥有足够先进的科研技术从其他国家已作出的成果中获利。”Flanagan说。“最重要的是让科学坚实得建立在全球化和可移动性的科学世界里。”
在荷兰出版社Elsevier工作的研究员，正在通过跟踪科学家的出版地址来追踪他们的迁移，已经发现科学家有迁移的迹象。来自每个国家新颖的早期结果大部分是由“瞬时”科学家做出来的，而“瞬时”科学家是指那些一次待在一个国家不足两年的科学家。
利物浦大学的Ackers增加了一些证据，包括欧洲的玛丽.居里奖学金项目的研究员的一些研究结果。这些证据表明，更短、更频繁的访问者正在和那些实验室的长期研究员互补，不时地给他们带来一些新鲜血液。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国际间的合作变得更容易，Ackers表明，为期一周或者一个月的重复性访问同样能获得很高的成效，即使不优于，至少也是与半年的访问一样高产。“研究员永久性的从一个国家移至另一个国家这种旧的想法，现在是完全过时了。”她说，这更加表明，那些在一个国家生活却在两个甚至三个国家工作的人将变得更加普遍。随着全球化的进行，问题是研究员在一个地方待多久才更有利于合作，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不同学科间肯定存在差异。
然而，现实距离设想的全球化、循环性的世界还有一段很长的路：有很少的科学家是全球公民、有很少的人能随便出没于最好的研究设施之间。Khadria说，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人才循环”不能精确地反映现状。对于他来说，人才流失才是真实的现状。“要么回来的不是顶级的科学家，要么就是在他们高产性工作时代已经结束的时候才回来。”
科学很可能变成一个全球化的产业，但那要等到投资者愿意把他们的钱投资到科学及其有关设施上的时候，这将给科学家更多的机会在国家间发展以至于达到科学的高峰。
（作者：赵永刚、沈颖）
参考文献：《Nature》2012;490:326-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