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从美国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一种新的传染病出现了，表现为免疫功能丧失，对感染及肿瘤没有抵抗力，病人出现衰竭，死亡率近100%。这种传染病病因不明，传播途径似乎与性有关，集中出现在同性恋人群。发源地美国无比恐慌，公共游泳池陆续关闭，人们拒绝握手，甚至餐馆也门可罗雀。那是80年代初。

    美国疾病预防中心（CDC）根据临床表现，将这一神秘的疾病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当时的治疗手段仅限于支持疗法，医生只能无奈地看着AIDS病人消耗殆尽，静静的死去。人们谈AIDS色变，AIDS病人受到无法想象的歧视。

    可怕的AIDS迅速蔓延到全世界，WHO宣布世界大流行。当时，有的中文杂志将此病命名为“爱雌病”，之后才统一为“艾滋病”。

    直到法国师生科学家Sinoussi 和Montagnier发现了HIV为导致AIDS的病因，人们才振作起来，首先将希望寄托于疫苗的诞生。当时美国的卫生部长自信地声称，依据美国的科学力量，不出三年，一定可以发明有效预防AIDS的疫苗。她的自信及期望成为泡影，30年后的今天，消灭天花的奇迹没有实现，甚至连如同控制脊髓灰质炎、麻疹等传染病的疫苗亦未诞生。作为一种逆转录病毒，“聪明”的HIV整合到人体免疫细胞的DNA中，缓慢地摧毁着我们的免疫系统，并不断变异，躲避着机体残存的免疫杀伤。同时，1%的HIV可以“沉睡”在患者的基因中，伺机“逆转录”复制。

    90年代，华人学者胡大卫发明了联合抗逆转录病毒的鸡尾酒疗法（CART），将HIV复制多环节控制。AIDS病人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寿命可达到正常人群水平。胡大卫被选为“美国时代周刊”1996年的封面人物。但是，CART无法将沉睡的HIV消灭，在欢呼之后，人们开始沮丧，怀疑药物治愈AIDS的可能性。

   人们再一次把希望的目光投向疫苗。进入新世纪，一个好消息传来，由美国陆军及泰国卫生部联合实施的大型HIV疫苗研究显示，新型的HIV基因及表面抗原联合疫苗可降低HIV传播率达31%，p值小于0.05，统计学有显著差异。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一片欢呼。但是，冷静的科学家对试验结果再核查后发现，部分受试者数据未按方案纳入统计，否则，p值大于0.05，失去了显著性差异。希望再次泯灭。

    五年前，一位罹患AIDS合并白血病的患者，在德国接受了骨髓移植，其白血病达到临床缓解，HIV从体内消失。按照肿瘤的疗效评价标准，五年未发现癌细胞即为治愈，因此，这位五年未出现HIV的病人成为了世界首例AIDS治愈者。研究发现，HIV进入淋巴细胞的同时需要CCR-5及CD4的膜受体协助，而此AIDS病人接受的骨髓恰恰来自一位“优势人类”志愿者，他的CCR-5基因变异，导致HIV无法进入淋巴细胞，“饿死”在体内。在此启示下，CCR-5基因敲除的临床试验已开展，初步结果令人再次兴奋。

    在无奈、努力、希望、失望、再努力的循环中，我们不断探索HIV的奥秘，尝试着新的科技方法，同时，通过观察，回归简单。使用避孕套、包皮切除、预防性CART等手段已获成功。人们已从恐惧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政要们向AIDS病人伸出双手，ART的药物的审批驶向快速通道。如今，积极接受治疗的AIDS病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在2012年的世界AIDS病大会上，治愈AIDS成为了主旋律。

    请关注：本期“里程碑”《艾滋病治愈之路》

(作者：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