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疾病的诊断是不断发展的，在现场所进行的调查中，大部分医生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超越了古代模式，可以精准诊断。但这里的“精确”，其实还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参加讨论的嘉宾分别就自己所从事的领域，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2500年前，古希腊的先知希波克拉底开创了医学及医学伦理学；春秋战国时期，扁鹊发明了针灸，并创建了经络、气血与疾病，情感、环境与健康的理论体系。两位大师分别开拓了依据症状及其部位，命名及诊断疾病的体系。这种描述性的疾病诊断体系，如：偏头痛、口疮、癌症、关节炎，沿用至今。传统的诊断、评估、分类、分期、预后体系，无法指导临床医生实施精确疾病预防及治疗。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更新理念，颠覆传统，以新的科学手段及思维，建立新的医学模式及体系。

    张奉春教授认为，风湿病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大进步，但是离精准诊断还有很大差距。根据现在的诊断标准，类风湿关节炎的假阳性率在20%左右。目前仍是沿用传统模式，发现哪个器官有病就认为是什么病。但现在越来越体会到，某些器官的症状，可能是全身疾病的一个表现。研究疾病应从全身和总体上进行发展，从用分子生物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清原发病和继发表现。

    王振义院士认为，血液病的诊断现状是可以说既是满意的也是不满意的。满意是指学科已经进入分子水平。基因研究的进展很快，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更细致、更深入的问题，仍存在许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根据不同分子生物学水平进行不同的治疗。

    赵明辉教授表示：肾脏病不能算精准诊断，现在主要根据临床表现、过去经验、穿刺病理、临床表型相结合。“慢性肾病”的定义，目前还存在很多争议。该病现已引起公众注意，成人中10.8%患有该疾病，病因有多种，高血压、糖尿病、肾小球肾炎等。

    我们的前辈经历了从体液、天象、神灵等唯心理论解释疾病的过去，到以解剖、病理、生化等科学理念解析疾病的今天，在为祖先的智慧自豪的同时，我们感到惭愧，72%的医生认为，我们对绝大部分疾病的病因和机理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

    我们仍按发病时间，将疾病划分成早、中、晚，按感觉及观察将疾病评估为轻、中、重。71%的与会医生认为，这样对疾病进行分期并不科学，但有临床指导意义。比如说：“慢性肾病”（ kidney chronic disease，CKD），就是一种将发病时间与器官结合起来的诊断和分期方法。CKD患者的主要诊断标准是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下降，但当下降后的绝对值仍大于正常值的60%时，并没有临床意义，特别是不结合蛋白尿的情况下。

    赵明辉教授认为，对疾病进行这样的分期方法有其自身的目的，当GFR下降到小于60%时，CKD的诊断就比较明确；但是大于60%时，虽然不够明确，但也有其一定的临床意义，比如说，结合蛋白尿的治疗来权衡，或者根据患者的年龄来综合考虑，如果是在GFR下降的同时伴有蛋白尿，或老人出现此种情况，那么虽然不能确诊为CKD，但也提示患者要引起注意，预防CKD的发生。作为医生，遇到这样的患者时，应适当引导其要避免CKD 的风险因素，如果控制得当，可能就不会导致严重的发病，因此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但这种诊断和分期方法，的确会引起恐慌，很多人怀疑自己已经得了肾脏疾病，导致门诊病人增多。还需要更加精确的指标来更好地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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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的医生认为，在他所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对评估目前疾病的预后指标还可以，基本能预测疾病的转归，但目前还非常缺乏精确的预后指标。

    张奉春教授认为，类风湿关节炎的预后目前主要根据临床因素来评估，有一定的科学意义，但不是非常科学。例如，有20%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病情可以自然缓解，但在临床上并没有指标能够精确预测出哪些患者属于这一类。因此，虽然医生知道会有20%的患者不需积极治疗即可自然缓解，但不能因为这20%而放弃另外80%的患者的治疗。于是临床上目前还遵循着“早发现，早治疗”的原则，一经发现就要进行积极治疗。

    而谈到疾病的预防，如果是病因明确的感染性疾病，可以通过隔离感染源、保护易感人群等方式来预防感染，但很多病因不明的慢性疾病，还缺乏明确有效的预防方法。

    王振义院士说：在他所从事的血液病领域，急、慢性白血病的预后就有很大不同。慢性白血病的病程长，存活时间相对较长。而急性白血病则死亡率非常高，可以说性命攸关。目前把急性白血病的严重程度分为高危、中危和低危，高危治疗效果很差，病程很短，死亡率很高，5年存活率不足10%；低危，完全缓解率达到80%〜90%，5年存活率70%〜90%，主要根据分子生物学分类、基因改变进行分类。低危：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基因改变特殊，用t15\t17染色体交换异常，我们的研究方法治疗，5年存活率超过90%，一般高危10%〜15%。现代科学研究结果将白血病进行分类，也预测了预后的好与坏。

    物理学的“上帝粒子”主要是建立一个模型，那么医学的诊断、治疗和预后，是否也需要建立起模型？针对这个话题，吴孟超院士觉得很需要建立起诊断的模型。很多没有发现的疾病，经过人类的实践，就能不断被发现。比如说，肝癌，在过去诊断很困难，只能靠医生的直觉和经验，没有别的标准。后来慢慢找出了一些诊断的依据，比如甲胎蛋白，来诊断原发性肝癌；再加上广泛的普查，诊断水平有所提高。到目前，甲胎蛋白还是诊断原发性肝细胞癌的重要指标。但是肝癌有很多类型，分子分型很多，有些类型肝癌的甲胎蛋白就是阴性的，所以又遇到困难了。所以还是需要不断进步，建立起更加完善的诊断模型来指导临床。

    曾小峰教授则表示：在医学方面，尤其是临床领域，很多时候都需要先建立一个模型，在诊断的时候也是，很多的进展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就像诊断标准，实际上就是一种分类标准，把很多的人分类到一起，但是不能把这些作为诊断的金标准，因为将来可能会发现新的问题，然后出现新的诊断标准。在作为一个研究上面，最节省时间和精力的办法，是应该先建立一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应该与时俱进。

（作者：贾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