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康复•生命新知》杂志主办的第三届医学高端论坛于2012年12月22日在上海丽思卡尔顿酒店隆重召开。
为探讨什么是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如何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如何利用“上帝粒子”为人类健康服务，来自全国各医学领域的近200位专家学者展开积极讨论。
会议邀请了著名肝胆外科专家、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院士，内科血液学专家、201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振义院士，肾脏病学专家陈香美院士，美国著名移植外科专家、芝加哥大学医学院James Williams教授、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沈锋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张奉春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栗占国教授、北京协和医院曾小峰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赵明辉教授等专家作为嘉宾。
吴孟超院士致开幕词
各位同道、各位朋友：
大家好！看到许多老朋友的面孔，还有许多新朋友也来了，非常非常地高兴，欢迎你们！今天，由我名下的医学科技基金会以及肖飞博士创建的《生命新知》杂志共同举办科学高峰论坛会。这样的论坛已经举办了三届了。从第一届的《医教研高端论坛》，第二届的《科学发现的三大规律》，我欣喜地看到大家对论坛的主题和内容都非常地有兴趣，激发了科学的热情、开拓了科学的视野、提升了科学的思维、推动了科学的合作。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什么叫上帝粒子呢？后来我学习了一下，所谓的上帝粒子指的是物理学领域的重大发现。物理学家们寻找了半个世纪，终于发现了“标准模型”理论预言的所有基本粒子，这最后一个，也是最难找到的，就是“上帝粒子”。
回想我个人做医生的历程，正是在寻找医学的“上帝粒子”的轨迹、探索医学未知的征程。20世纪50年代，为了开展肝脏切除术，我带领一个三人小组开始艰苦的攻关，揭示了中国人肝脏分为五叶四段的解剖体系，这个“上帝粒子”为突破肝脏手术的禁区打下了基础；为解决肝脏手术出血的难题，在动物实验基础上，我建立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的切肝技术，这个“上帝粒子”为安全实施手术提供了保障。临床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寻找的“上帝粒子”，执着努力、不畏艰难，是寻找医学“上帝粒子”的途径。将科学发展的“上帝粒子”应用到治病救人的实践中，是我们医生的追求。因此，“上帝粒子”就在我们身边，存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中。
现在我们对疾病病因和机理的认识已经达到分子水平，分子靶向的药物和治疗手段陆续出现，我们要不断作出新的医学发现，寻找新的“上帝粒子”，加快转化速度；同时我们要关注和推动理念更新，我和肖飞共同提出的“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已经被广为接受，美国科学院在五年后公布了同样的理念。当今医学研究的视野已经从如何生存拓展到了如何健康地生活。不管是理念上的革命，还是知识上的更新，都在推动我们的社会不断发展。
今天各位朋友聚集到这里，又一次展开智慧的碰撞，对医学的困惑进行梳理，对医学的进展进行探讨。希望大家深入思考，从中获得启发，并且把这些思考和启发应用到大家的科研和临床工作中去，发现我们医学领域更多的“上帝粒子”。我相信有一天，在座的各位会回味今天论坛的启示，为找到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而欢呼，为战胜疾病而骄傲！谢谢大家！
2500年前，古希腊的先知希波拉底，开创了医学及医学伦理学，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扁鹊发明了针灸，并创建了经络、气血与疾病，情感、环境与健康的理论体系，两位大师同时开拓了依据症状及其部位，命名及诊断疾病的体系。这种描述性的疾病诊断体系，如：偏头痛、口疮、癌症、关节炎仍不绝于耳，沿用至今。
在为祖先的智慧自豪的同时，我们顿感惭愧。我们仍按发病时间，将疾病划分成早、中、晚，按感觉及观察，将疾病评估为轻、中、重。传统的诊断、评估、分类、分期、预后体系，无法指导临床医生实施精确疾病预防及治疗。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更新理念，颠覆传统，以新的科学手段及思维，建立新的医学模式及体系。
纵观人类历史，政治革命的特点是，将现状颠覆（turn upside down），这种革命常常是残酷的，或有人因此被送上断头台。科学革命的特点是，将内在的密秘挖掘出来(turn inside out)，这种革命常常是快乐的，或有人因此站上领奖台。
1937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匈牙利的Nagyrapolt教授对科学发现发表了独到的见解：“科学发现就是看到所有人可看到的，思考所有人没有想到的。”
让我们静下心来环顾四周，启动思考，什么是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
王振义院士
内科血液学专家，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0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发现全反式维甲酸能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感到非常意外。”作为国家最高技术奖的获得者，王振义院士谦虚地将全反式维甲酸的发现归功于“意外”。纵观历史上多项重大科研发现，许多都涉及一种“快乐的意外”（happy accident），这类机缘型科研发现的背后是科学家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50年代血液科在内科中属小科，并不十分重要，大科室是心脏科、呼吸科、消化科。我当初为什么选它？因为觉得比较‘简单’，利用显微镜、血液图片和血细胞试剂就可以了解病情。当时主要依据显微镜、骨髓穿刺和血液涂片这三种方法来诊断血液病。”
王院士当初选择血液科是因为“简单”，而“简单”却能创造辉煌。科学探索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世界上的复杂问题尽可能转化为简单问题。随着科学的快速发展，血液科从原先的“简单”变为现在的“复杂”，王院士化繁为简，取其精华，创立了中国疗法，使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一不治之症的治愈成为可能。
王院士还针对血液病的预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因为大部分血液病的致病原因还不清楚， 因此，血液病预防的方法还很少。有些相关因素，如：苯、工业涂料可能诱导血液病的发生，但这些中毒并未引起注意。如果我们减少空气污染及工业有毒物，白血病的发病率可能会降低。小孩子免疫功能不佳，若有病毒感染，也会增加血液病的风险，因此，父母要特别注意，避免小儿感染病毒，也许可以减少小儿的急性白血病发病率。”
赵明辉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肾脏病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赵明辉教授结合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认为目前的肾脏病诊断和分期方式都欠佳，尚未实现精准治疗。他评价道：“肾脏病不能算精准诊断，目前主要根据临床表现、病理检查以及医生的经验相结合。CKD（慢性肾病）的定义存在争议，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我国成人中10.8%患有该疾病，其实CKD的病因有多种，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肾小球肾炎等，仅以CKD作为诊断，是不完善的。”
针对疾病的治愈和用药问题，赵明辉教授提到：“疾病的治疗首要是生命，其次是生活质量，然后才是疾病的治愈，核心的问题是找到疾病深层的发病机理，才能掌控这个疾病，实现真正的对因下药及对症下药，而非盲目地重病下重药。”
张奉春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兼风湿免疫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风湿病分会主任委员
张奉春教授提出疾病的诊断和分类应从全身总体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仅着眼于发病器官。“风湿病诊断和治疗有很大进步，但是离精准诊断还有很大差距。目前仍是沿用传统模式，发现哪个器官有病就认为是什么病。现在越来越体会到，某些器官的疾病，可能是全身疾病的局部表现。研究疾病应从全身和系统上着眼及开展。”
针对风湿病的预防，张教授则认为，就目前对疾病的认识水平，盲目实施预防性治疗往往是害大于利。“很多病人，在未出现症状之前，抗体就出现了。有抗体出现，不等于一定会得病，而且有一部分病人肯定终身不得病。因此，对于提前治疗，连药物究竟治疗哪个靶点都不知道，事实上，我个人觉得害大于利。”
张教授还认为作为临床医生应该是全面发展的，对于疾病的研究需要各科医生的联合协作。“我觉得疾病划分不清，是因为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不足造成的，只能按照器官划分。但是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这样的思维一定会影响对病人的诊断，因为病人的表现一定是综合的。所以我觉得研究疾病，仅作为研究及发表文章，可以是针对一个器官损害的疾病，但作为临床医生，应该意识到，疾病是系统性的，多学科的，因此，医生应该是全面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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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
17世纪，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以艺术家为先驱的大师，为了解开人体的奥秘，开始了人体解剖，并将人体内部的器官，逐一对应症状表现的部位，拉开了追溯病因及寻找疾病靶器官的序幕。18世纪，法国率先建立了医学院，并赋予医院新的功能，诞生了教学医院的理念，开创了教学、医疗、研究为一体的医学模式。
随着显微镜的普及应用，微生物成为可见的生命体，人们找到了导致感染性疾病的病原体，探索疾病的病理生理学基础。伴随着第一次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疫苗、麻醉、消毒、流行病学成为临床实践的主流，唯心的疾病理论基础被摒弃，但传统的粗暴的治疗方法仍为主流临床疾病治疗手段。
进入20世纪，随着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化疗、避孕药的诞生，健康生活方式的提倡，人类的寿命、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但是，我们对绝大多数疾病的病因仍不了解，对疾病诊断仍很原始、对疾病评估仍不准确，对疾病的预后仍很茫然，对疾病治疗仍很粗旷。
21世纪的医学，是分子生物学及系统生物学的时代，我们对疾病的认识已不应再停留在症状及靶器官水平。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EnCode计划的全面实施，计算机技术的辅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全球科学家的合作，为医学科学概念的更新，体系的重建提供了保障。
Kuhn在他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著作中提到：“没有革命，科学将面临退化”。
让我们再次思考，迎接革命，探讨如何寻找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
吴孟超院士
肝胆外科专家，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回想我个人做医生的经历, 不也正是一直在寻找医学的上帝粒子吗？”
当被问及：“当年上医学院时学到的知识，如今还有多少是正确的？”时，吴孟超院士回答：“我当年学医的时候，肝脏只分为左右两叶，而现在已经分为五叶四段。可以说，当年的知识只有25%的部分到目前还在应用。”20世纪50年代，吴院士最初学习的肝脏知识只有书本上的两页纸，而为了填补肝脏手术领域的空白，吴孟超院士开始艰苦的攻关工作，建立肝脏分为五叶四段的解剖新理论，为肝脏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随着科学知识的大爆炸，吴院士提倡从新的角度来思考疾病的诊断、分类和治愈。“我觉得很需要建立起诊断的模型。很多没有发现的疾病，经过人类的实践，就能不断被发现。比如说，肝癌，在过去诊断很困难，只能靠医生的直觉和经验，没有别的标准。后来慢慢找出了一些诊断的依据，比如甲胎蛋白，来诊断原发性肝癌；再加上广泛的普查，诊断水平有所提高。到目前，甲胎蛋白还是诊断原发性肝细胞癌的重要指标。但是肝癌有很多类型，分子分型很多，有些类型肝癌的甲胎蛋白就是阴性的，所以又遇到困难了。所以还是需要不断进步，建立起更加完善的诊断模型，来指导临床。”
吴孟超院士还提到了与疾病共生存”的概念。“这里涉及到观念的转变，要把无法治愈的恶性疾病转化成良性，不是战胜疾病，而是要寻找出疾病发展的规律和与疾病和平共处的方式，控制住疾病的进展，将疾病带进坟墓。”
James Williams教授
外科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外科学教授
医学知识的更新速度是很迅速的，Williams教授在会议上回忆起最初所学习的免疫学知识，感叹大部分知识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当年学医时，病理老师教我们：淋巴细胞分为两种，即T细胞和B细胞；而现在已经细分为很多种，包括Treg、Th1等。20年前毕业的学生来参加今天的科学大会，如果没有更新过自己的知识，就会非常困惑。他们当年所掌握的知识，到目前来说已经很陈旧了。”
Williams教授同样认为医学的诊断和治疗需要建立一个模型：“我完全同意，我们应该向物理学家学习，对疾病建立模型。通过GWAS了解到基因系统与许多疾病的信号传导是相关的，通过应用数学及系统生物学手段，对疾病进行分类、诊断、分期、预防和诊疗。”
曾小峰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继任主任委员
自古到今，人类对疾病心怀恐惧，对长寿心存渴望。早在秦朝，始皇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天下无敌，只有死亡成为唯一的忧虑。为实现长生不老之躯，他花巨资，派遣船队到东海寻找仙草，终于人醒梦散，惜别人间，兵马合葬。
在征服疾病的努力中，我们的祖先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在西方，诸如放血、催吐、导泻、出疱的残酷疗法，成为经典治疗手段，无论何种疾病，一律采纳，导致无数人死亡，其中包括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寻找长寿的尝试中，我们的祖先一次次失落，炼金丹、寻仙草，让人们沉迷其中，带着不灭的期望，绘制出许多美妙的传说。
100年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只有40余岁，而如今，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达80岁。这一切应归功于科学的进步。医学科学家们通过发现、发明及创新，将新的科学理念及科学技术应用到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从而消灭了天花、预防了脊髓灰质炎、降低了心血管疾病、控制了狼疮、治愈了艾滋病。人类开始学会与疾病更好地共生存。人类的健康状态在不断改善，人类的寿命记录在不断改写，医学科学家试图回调生命时钟，正在改写达尔文的进化论。
德国大作家、思想家、艺术家Goethe在18世纪写到：“了解是不够的，我们要去应用；愿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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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利用“上帝粒子”为人类健康服务
针对疾病的诊断和分类这一话题，曾小峰教授精辟地提出需首先建立一个模式。 “在医学方面，尤其是临床领域，很多时候都需要先建立一个模型，在诊断的时候也是，很多的进展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就像诊断标准，实际上就是一种分类标准，把很多的人分类到一起，但是不能把这些作为诊断的金标准，因为将来可能会发现新的问题，然后出现新的诊断标准。在作为一个研究上面，最节省时间和精力的办法，是应该先建立一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应该与时俱进。”
“精准医疗，具体在我所从事的风湿病领域，需要寻找到更多能预示早期诊断、病情预后和治疗效果的生物标志物，国家的863课题和‘十二五’计划中的很多支撑项目，都是重点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风湿免疫领域，如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血管炎等，精准的生物标记物并不多。许多疾病的异质性非常强，比如说血管炎，只有ANCA（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和AECA（抗内皮细胞抗体）两种抗体对诊断和治疗有帮助，还需要更多的生物标志物来帮助诊断和治疗。”
让我们继续探讨，如何利用医学科学的上帝粒子为人类健康服务？肾脏病学专家， 200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香美院士在会议上提到，不仅仅是医学人士需了解“与疾病共生存”的概念，更需要将这个理念推广至广大患众。唯有使患者正确看待疾病，才能避免过于恐慌，保持心情的舒畅和良好的生活质量。“我非常赞同‘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除了医生以外，更应该向患者推广这个理念。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患者调整心态，提高依从性，更好地配合医生治疗。比如肾脏疾病中除了急性肾炎、特定原因导致的肾损害以外，大多是慢性疾病，疾病呈慢性进展过程，内科医生的目标是使患者能和正常人一样带病自然衰老。另一方面，避免过度治疗，避免患者出现心理疾病。”
从政策制定的层面，陈院士提出需加强对社会广大群众的医学基础知识的普及。“目前中国公众的基本医学科普知识普遍比较欠缺，导致患者对慢性疾病防治认识不足、医患关系紧张等。我认为应该把‘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像疾病科普知识一样向医生、患者、家属共同推广，帮助患者更好地认识疾病、应对疾病、获得健康。”
陈院士作为医生院士，从患者的利益出发，积极参与医疗卫生政策的制定，用科学来表达对患者的爱心和执着的关怀。“在国家医政部医政司领导下，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全国血液透析登记显示，全国有10万多血透病人、1万多腹透病人；由于当时医疗保障制度和新农合没有覆盖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所以我曾向陈竺部长建议，把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纳入医保，其中腹透比血透每人节省2万元〜3万元费用。由于尿毒症病人纳入‘大病保障’，截至2012年，调查显示全国有26万血透病人、4万多腹透病人，如果腹透病人比例进一步提高，可以节省更多医疗费用。”
沈峰教授首先针对环境对肝癌和衰老的影响阐述了观点：“我们研究发现，大规模接种乙肝疫苗没能降低肝癌发病率，可能原因在于除了乙肝以外，遗传、高血脂等非肝炎因素导致肝脏肿瘤风险提高。因此环境因素对衰老是有影响的。”
沈教授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与疾病共生存”这一理念是切实可行的，并且提出这一理念还代表着避免过度治疗，避免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首先，现代医学技术发展使得患者长期‘与疾病共生存’成为可能。其次，目前临床存在很多‘过度治疗’现象，不但造成对患者的伤害，而且浪费医疗资源。提倡‘与疾病共生存’可以更好地促进患者治疗后在病情稳定状况下带病生存，还可以有效避免病人伤害和医疗浪费。”
栗占国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免疫中心/风湿免疫科主任，亚太风湿病联盟（APLAR）主席，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学分会主任委员
栗占国教授结合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提出“与疾病共生存”对于风湿患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是延缓患者衰老的良药。患者必须正确看待自己的疾病，防止有病不医，但更要避免过度治疗。
“风湿科医生对 ‘与疾病共生存’更有体会。很多风湿疾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很难被‘完全治愈’，医生追求的治疗目标就是‘临床缓解’或‘控制疾病到最低疾病活动度’。当患者的疾病缓解到一定程度，对患者进行随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是更科学的理念。”
“临床上患者对疾病的态度存在2个误区：有的患者对疾病高度重视，希望通过最好的药物‘完全治愈’目前医学无法治愈的疾病；有的患者对疾病毫不在乎，在关节、肾脏症状未完全缓解情况下自行停止治疗，导致病情反复发作；大部分患者对疾病态度介于两者之间。我认为应该对患者推广‘与疾病共生存’的理念，正确对待风湿病等慢性疾病，倡导科学治疗、规范治疗，最终达到‘与疾病共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