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好人生每一步
前几天我给一个小伙子做开颅手术。他因上班途中被一辆疾驰的摩托车撞伤入院，入院时查了头颅CT，颅内（硬脑膜外）有少量出血，约为10毫升，给予保守治疗。两小时后，值班医生发现患者烦躁不安，并出现意识障碍，遂紧急复查头颅CT，发现患者颅内出血增加至70余毫升，随即采取开颅手术清除颅内出血。
当时小伙子的家人都在山东老家，家人接到通知后都在赶来的路上，因此履行手术签字的手续只好让单位负责人代劳了。第二天，患者的父亲才赶到医院，向其交代病情时，这位父亲多次念叨这孩子太可怜了。我安慰父亲说手术很成功，小伙子当天晚上就清醒了，如果没有其他意外情况的话，应该能康复的。其父连忙摇头说：“我不是说这一次，我是说孩子的命。”这位父亲向我说起小伙子的经历……
小伙子家在山东农村，家里非常贫困。他父亲身体不好，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他的弟弟学习不如他优秀，为了集中全家的财力供养他一人上学而早年辍学。他学习也很刻苦，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功夫不负有心人，四年前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山东一所一类本科院校，还是一所医学院校。这本来是一件很令家人及乡邻骄傲的事，接下来的人生就是大学毕业、找工作、成家立业，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了，然而他做的一件错事，改变了他的人生。
大二时，憨厚的他经不住老乡的央求，顶替这位老乡参加全国四级外语考试时被监考老师发现，受到教育部门的严肃处理：勒令退学且不能参加第二年的高考。不甘心在家务农的他，通过一个亲戚帮忙，在邻省报名参加了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再次达到了一类本科院校分数线。可是邻省严查高考移民的行动再次发现了违规的他。尽管没有完全取消他的高考成绩，但规定不能报本科，只能上专科。为了避免再次遭到查处，也为了减轻一贫如洗的家庭的负担，他只好报考了我国西部的一所专科院校并于去年顺利毕业，在苏州一家电子厂找到了工作。以为从此可以安稳生活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上班途中等公交的时候，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差点要了他的命。
小伙子的遭遇着实让人同情，也有人认为他是咎由自取。谁让他去当枪手？为什么要去当枪手？为什么要置国家的考试制度于不顾？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可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因为没有改错的机会，有些错误的代价实在太高。
现在有些年轻人一时头脑发热，抱着侥幸心理，做事不计后果。“我爸是李刚”事件中的李启铭醉酒驾驶，酒驾本身就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及严惩的。李启铭在校园内疾驰时造成两名女大学生一死一伤，而后又口出狂言“我爸是李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家属积极赔偿，其6年的美好青春仍将在铁窗中度过。从此也使两个家庭陷入长期的伤痛之中。西安音乐学院的大学生药家鑫，交通肇事后为了避免伤者家属的纠缠，八刀将伤者刺死。本来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却演变成为一起性质恶劣的刑事案件。而记者采访他的邻居及同学时，很多人却认为他是一名好学生。而这个“好学生”犯的是什么错误呢？一审判处其死刑我觉得是罪有应得。
人不可能不犯错，错误有大有小，小的错误也许有办法予以弥补，大的错误则可能改变一个人整个的人生轨迹，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对于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更要善于从每一个小错误中汲取教训，学法、知法、守法，多关注一些司法案例，善于思考，约束自己的言行，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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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毛门”事件伤害了谁？
深圳新闻网曾刊登“婴儿病情误诊要做10万元手术，最终吃八毛钱药痊愈？”的报道。报道称，深圳市儿童医院给孩子拍了十几张X光片后，要求给降生仅6天的新生儿做一场大手术。手术费用可能超过10万。孩子的父亲陈先生拒绝了手术，并带孩子到广州治疗，结果仅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孩子的病。这个报道在全国激起广泛反响，很多媒体都做了转载，几乎是一边倒地指责医院和医生“医德沦丧”、“过度医疗”。
刚看到这则报道的时候我非常愤慨，尽管当时我还不清楚这个小孩得了什么毛病，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良媒体在利用人们对当前看病难、看病贵的不满进行恶意炒作。稍微有一些医学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堂堂深圳儿童医院的医生们绝不会为了这样的小利违背医疗原则，给不需要做手术的6天小儿施行手术、对几毛钱就可以看好的病开刀。
现在真相大白了！八毛钱的石蜡油仅仅只是暂时缓解先天性巨结肠引起的大便不通，根本不可能治愈先天性巨结肠。据说陈先生是一位牙医，他更应该理解医学的科学性，不知道他这样曝光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听说后来陈先生还是相信了科学、相信了医生，没有拿自己孩子的生命开玩笑，最终选择给孩子做了先天性巨结肠的根治手术。只是惭愧的陈先生没有选择在广州、深圳手术，而是跑到了武汉，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陈先生和不负责任的媒体也出来道歉了，然而这件事情还没结束。
这件事过后，有相同病症的患儿因家长拒绝接受治疗，最终延误了病情。还有更多的其他病人无端地猜疑医生的治疗方案而影响了治疗。最近有媒体报道，广东一男孩因手足口病入院，父亲徐先生怀疑医院过度治疗，多次拒绝给孩子做相关检查，并一直对医疗行为录音拍照，并找多方外院医生求证诊疗方案。而医生觉得患儿家长不信任、不配合延误了救治，开药时也是步步要求家长签字确认。正是这种相互不信任耽误了孩子的最佳救治时机，迄今仍住在重症监护病房里接受救治。
做过牙医的陈先生多少受过医学人文的熏陶，至少能对医学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真的不应该小题大作；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过多地责怪毫不懂医的徐先生，至今仍处于病重的小孩已经让他很纠结。可我真想让徐先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您这样录音录像是让医生很坦然面对，并对小孩更加精心治疗呢？还是让医生很反感、很抵触，而间接地影响小孩的治疗呢？毕竟徐先生不是为了收集证据打官司的，而是为了小孩能得到尽心尽力的治疗。
医患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到了如此互不信任的地步？
首当其冲的原因是我国的医疗体制。所有的公立医院都是自负盈亏，靠自己赢利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政府微不足道的差额补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以药养医”、“以器（设备检查）养医”大格局的存在滋生了医院创收的冲动，也确实存在道德沦丧的少数医生。某些医政部门不科学的管理，比如降低药占比的考核等，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大检查、大处方，漠视、侵犯病人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这都毫无疑问地加剧了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当这种不信任积聚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在某些利益纠纷中演变升级，成为公众议题，并在外力助推下，演变成一场又一场的针对医院、医生的有倾向性的舆论风波。政府是应该考虑如何改变医院的盈利模式、恢复公立医院公益性质的时候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医患之间的不信任。
其次，媒体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一些不良媒体、缺少公德的记者，不从实际出发，不搞调查研究，仅凭一己之言、臆测猜想，甚至为了吸引眼球，故意地断章取义，更加加剧了这种不信任。大家都应该知道有太多病人通过医生辛勤的付出获得了健康。可是又有几家媒体、几个记者去关注这些呢？一部电视剧《医者仁心》让做医生的我们感动良久。那才是绝大部分医生的真实写照。可是这样的作品实在太少了。去看这部作品的人就更少了。
再次，许多医生的沟通能力亟待提高。有些医生的眼里只有疾病，没有病人，更没有病人家属。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只有心里想着病人，才能对病人所患疾病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治疗；只有心里装着病人家属，才会感同身受地为病家着想，理解他们内心的纠结与痛楚。不要觉得已经跟病人家属沟通过了就万事大吉了，如果病人的家属仍然没有理解，甚至还有误解，那还是和没有沟通过一样。
医生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你会沟通吗？沟通要的是结果，而不是形式。江苏省苏州市在每一份病历中添加了《医患沟通备忘录》，要求与每一位住院病人至少沟通3次以上。可是通过检查你会发现，沟通内容还是空白的时候病人家属已经“提前”把名字都签好了，这种流于形式的沟通效果可想而知。沟通好了，你做什么，病人都能理解，即便出现一些差错，病人也会体谅，不会找你麻烦，因为你已经尽力了，家属了解你的付出。
仔细想想，轰轰烈烈的“八毛门”事件到底伤了谁？伤了深圳儿童医院，伤了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伤了本就紧张的医患关系，其实说到底最终伤的还是病人。
（三）急诊不“急”，加强管理是根本
等候时间过长、医护人员态度冷漠、急诊医生能力有限、诊室环境脏乱差已成为中国医院急诊的四大怪现象。造成急诊不“急”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急诊资源被滥用是造成急诊不“急”的最重要原因。
目前国内许多医院对急诊基本没什么限定，或者虽然设定了挂急诊的一些条件，但根本没有或者说不能严格执行。患者只要多掏几块钱就可以挂急诊号。更有些患者怕门诊病人多，等候时间长，为了节省自己的看病时间，就去挂急诊走捷径，认为挂急诊号医生就得给急着看，让原本就紧张的急诊资源更加吃紧。以致在面对一些真正需要急救的危重病人时，医院往往再没有能力来应对，由此造成的纠纷还真是不少。有报道称，现在的急诊科有大约70%的患者不是病情急，而是时间紧，根本不符合挂急诊的条件。那么，医院工作人员为什么还要给挂急诊呢？这与紧张的医患现状不无关系。想想要是把这么多的非急诊病人分流出去，我们的急诊医生是不是可以游刃有余地工作了呢？
这就要求医院管理者要设定好挂急诊的条件并严格执行，负责挂号、分诊的人员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二、急诊值班人员偏少，是造成急诊不“急”的另一个原因。
因为急诊病人的突发性、不可预知性，大部分医院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在安排急诊人员时比较保守。这也可以理解：正如旅游热点城市杭州的宾馆、星级酒店很多，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空房率较高，这也是一种浪费。但是在“五一”、“十一”的时候却是一床难求。而如果你改在“六一”去呢，则是另一番景象了：不但房价打折明显，而且你还可以挑房间住。所以建造更多的酒店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为了既解决急诊病人较多时的接诊问题，又不必安排太多医务人员在急诊浪费空置，医院是不是可以实行“弹性排班制度”？或者推行医生错时上下班，或者与病房的值班医生联动，或者临时调配备值班人员等等，总之会有很多的方法解决人员少的问题。据说，上海市就有一些医院在病人高峰期时采取了这种“弹性排班制度”，根据病人数量灵活安排接诊的医生人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流程不合理，加剧了急诊不“急”。
许多医院，特别是建造年头较早的医院都存在这个问题：各种辅助检查、检验布局不合理，有的要跑好几栋楼去做各种检查。再加上标识不清，给病人及家属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往往要让病人跑上许多趟。本来急诊病人心里就很急，上上下下这么一跑，既浪费了时间，也酝酿了病人的不满情绪。病人很急，医生不急，如果再碰到一些态度不好的医务人员，不吵起来才怪。关于这方面的纠纷、投诉很多。一旦争执起来，更延长了其他病人的候诊时间。
建议医院在急诊流程的设计方面能够更加科学合理，比如一些大型的儿科中心，儿童来看病，不用出中心，所有的挂号、就诊、检查、化验、交费、取药、注射、输液全部可以在儿科中心里完成，极大方便了病人，也提高了急诊医生的工作效率。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增加一些投入，许多检查、化验结果可以通过内网即时传送，也能够加快急诊流程。
解决病人的燃眉之“急”，才能够让急诊病人不“急”，让病人满意。而解决急诊不“急”的良方，还是医院领导者的危“急”意识，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不断加强医院管理，急诊才能“急”起来。
（四）过度医疗并非都是医生的错
大家都知道过度医疗的危害，既浪费资源，又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伤害。不该做的检查做了，如果是无创的，仅仅是多花了一些钱；如果是有创的，就要再承担肉体上的痛苦了。可是不该用的药用了，那可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了，比如药物毒副作用导致的脏器损害、成瘾依赖，甚至致残、致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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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造成“过度医疗”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排在首位的还是利益的驱动，医院的利益、医生的利益。
国家对本该大力扶持的医疗福利事业投入太少，医院为了生存，把追求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这一点分几个层面：
医院给科室、医生下指标：经济指标、检查指标等。如某医院为提高大型设备的利用率，规定某某科室每月必须提供50人做CT、20人做MRI、5人做ECT等等，还有给开单医生提成等。更有甚者，某医院因为住院病人太少，竟然给医院职工下住院指标，每一位职工每月必须介绍收住院5位病人，否则扣发当月工资。这样就有许多本不该做的检查做了，本不该住院的人住了进来。
医院的分配机制。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地强调，医务人员的收入不要和经济指标挂钩。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不挂钩又怎么分配呢？目前国内绝大部分医院的分配机制仍然是和科室效益挂钩的。科室的总收入减去总支出，再乘上一个系数就是你这个月科室的奖金数。所以追求经济效益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科室的首要工作。有些医院规定，药品总收入的2%是科室的奖金，这些科室能不拼命用药吗？
医生是个高风险、高强度、低收入的行业，大部分医生的待遇还是太低，和这个行业的高风险、高付出相比，严重不成比例。一部分医生在利益的驱动下，在药商的“引诱”下，铤而走险，靠多用一些高档药违规拿回扣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紧张的医患关系以及“举证倒置”措施的出台使医院、医生压力增加。
为了减轻医生的压力，特别是将来真的需要举证的时候，医生能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使得医生在处理病人的时候更加“谨小慎微”。于是一些可查可不查的项目、可用可不用的药物在临床上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现在的新闻舆论导向对医生也极为不利，医患关系空前紧张，许多医生在这种逼迫下，有意无意地在加重过度医疗。比如，再轻的脑外伤，也要让他做个CT；胳膊、腿碰着了一定要拍个片子。万一要是漏诊了，即便没有任何后果，医生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三、病家也是产生过度医疗的重要原因。
有些病人花别人的钱治病，比如：车祸、打架、工伤、保险等病人，一入院就要做全身检查、用高档药品。我本人就曾因不给一个被人用拳头打中头面部的病人用高档抗生素，而遭到病人家属的谩骂或投诉。其实那人的头面部连一点皮损都没有，根本不听你做任何解释。还有工伤病人，病早好了，却要在医院住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有的是。
以上原因种种，你还能说过度医疗都是医生的错吗？
如何解决过度医疗的问题？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加快我国卫生体制的改造。十几年前卫生系统改革提出两个口号“把医疗推向市场”和“三年断奶”。在补偿机制没有跟上的前提下，突然要医院自谋出路，迫使一些医院不得不“以药养医”，以追求经济效益来维持医院的生存，势必要出现过度医疗，势必要出现看病难、看病贵，从而进一步激化医患矛盾，形成恶性循环。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存在很大问题，其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特别是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它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
（作者：王秋生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 脑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