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在经历了卫生部和中日双方专家的三轮选拔后，我有幸成为第32期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获得者，和全国其他29名获奖者一起分赴日本，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公派留学。

时光飞逝，转眼间，一年的日本学习生活已落下帷幕。2010年9月，我重新回到了熟悉的工作岗位。在日本这一年中，我不仅学到了与本专业有关的先进的医疗和研究技术，提升了自身的知识水平，也有机会深入了解了日本文化和日本同行，收获颇丰。现将部分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

一、关于笹川奖学金

首先非常有必要介绍一下笹川奖学金，没有这个奖学金，就没有我这次赴日本学习的机会。

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始于1987年，距今已有超过20年的历史。1986年，日本笹川纪念保健协力财团会长笹川良一、日中医学协会理事长石馆守三和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陈敏章共同签署了中日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协议书。根据协议，从1987年开始，中方每年派遣100名医药卫生领域的进修生赴日本研修一年，笹川纪念保健协力财团给予经费支持，由日本医药卫生界知名人士和专家组成的日中医学协会负责具体安排和执行。从1987年到1996年的10年间，日方接受了1000名中国医药卫生人员赴日学习。

鉴于合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得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高度评价，中日双方于1997年4月在北京共同签署了笹川医学奖学金第二个10年协议书。到2008年为止，根据协议，中方累计派出30期共1782名进修生赴日学习。通过此项目的派出人员覆盖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自治区的医疗、教育和研究单位，出国研修的内容几乎囊括了整个医药卫生领域。项目影响之大、派出人员素质之高、涉及医药卫生专业之多、地理分布之广，是我国医药卫生领域人才培养项目中少见的。

目前，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已成为中日双方在医药卫生领域中合作时间最长、交流人数最多的合作项目，成为我国智力引进的重要渠道之一，是中日两国医学人才培养合作的典范。项目的有效实施，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卫生技术专业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归国进修生中已经产生了2名中国科学院院士、2名大学校长、6名大学副校长、14名院长和33名副院长。

为进一步延续该奖学金制度2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中日双方于2008年签署了第三个5年协议书，计划从2008年9月始由中方每年派出30名青年医药卫生科技人员赴日学习。

正是得益于该奖学金项目第3个5年协议，在经历层层选拔后，我有幸成为第32期笹川医学研究者，加入了有着光荣历史的笹川生队伍。我也成为我院十年来继梅晓冬主任（1999年，22期生）后第2个该奖学金获得者。

二、我的研修生活

2009年9月8日，我们一行30人顺利抵达东京成田机场。第二天举行完隆重的欢迎典礼后，我们在日中医学协会老师的带领下，开始奔赴各自的研修单位。

我的研修单位是位于东京新宿区的庆应大学附属医院风湿科。庆应大学在国内的知名度虽然没有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高，但却是一所有着150年历史的日本顶级综合大学。庆应大学尤其以经济学和医学闻名，其附属医院约有床位1500张，内部设施和综合医疗水平在日本名列前茅。

我的导师桑名正隆是该院风湿科的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硬皮病和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发病机理。巧合的是，日本著名风湿病学家竹内勤教授在我抵达日本的前一个月刚刚被庆应大学请来担任风湿科教授，而我们之前在美国波士顿的一次会议上已相互认识了。

庆应大学风湿科规模并不大，仅有20张床位，但却有两个独立的研究室，总面积超过300平方米，研究经费充足，实验设备先进齐全，拥有两台流式细胞仪，大部分常用的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实验均可在研究室内完成。导师在带我参观了病房和实验室后，把我交给了负责具体指导我的助教安岡医生。

考虑到我的兴趣和时间安排，导师给我制定了具体的研究课题。前两个月在实验室技术员的帮助下学习了细胞免疫学相关实验技术后，我开始按计划独立开展研究。

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多数时间是枯燥无味、失败多于成功的。记得有一次实验从下午一直做到晚上11点半，仍然没取得预期的结果，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起还没吃晚饭，那种失落和沮丧的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好在实验室成员对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中国人都很友善，尽管他们英语水平有限，但在我遇到问题向他们请教时都会尽力解答，让我十分感动。

渐渐地，实验中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少，在每月一次的研究进展报告会上，我也可以坦然地向导师汇报自己的工作。幸运的是，在导师的帮助和指导下，我的部分研究结果先后被日本风湿病学年会和第14届亚太抗风湿病联盟大会（APLAR）接受为口头发言和壁报交流，并获得日本风湿病学会颁发的APLAR旅行奖。研修结束前，我完成了英文论文的撰写，并顺利通过了笹川生结业汇报，为我的学习生活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学习之余，我也趁着节假日和参加会议的机会，游览了日本多地，体验日本风情的同时也饱览了美景。

日本代表性的风景当属樱花。日本人对樱花的喜爱几近狂热，一年一度集体赏花的活动被称为“花见”。每年3月中下旬到4月上旬，全国各地的樱花从南向北先后盛开。无论是在东京还是在大阪、京都，总能看到日本人和家人朋友一起围坐在樱花树下，或谈天说地，或开怀畅饮，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日本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景。夏季的北海道，漫山遍野盛开着紫色的薰衣草；深秋的京都、奈良，满城的红叶如火；冬季，雪后的日本皇宫和富士山美丽迷人。在庆幸自己有机会欣赏这些美景的同时，我也由衷地敬佩日本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三、我眼中的日本医生

2008年，我曾因参加日本风湿病年会第一次来到日本，虽然仅有短短一周时间，但会议浓厚的学术气氛和日本同行的认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赴日前在沈阳集中日语培训期间，我抽空观看了曾在日本创下极高收视率的经典日剧《白色巨塔》，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日本医生，也感受了日本医疗界的阴暗面。这次在日本，我终于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了日本同行。

在日本当医生，首先需要完成6年的医学院学习，毕业后继续在大学附属医院各一级学科轮转，称为研修医，类似于我们的住院医师培训。完成研修医训练后，一部分人选择专科继续专修医训练，一部分人选择到私立医院或诊所执业。日本医学界的等级制度森严，大学附属医院所有学科无论大小只有1个教授、1个副教授和1个讲师，其余的医生只能长期做助教。但无论医生的级别如何，他们对工作的认真和敬业都是相同的。大部分助教以上的医生除了在病房工作，都有固定的门诊时间，有些医生还有研究课题，所以每个人都很忙碌。我所在的风湿科医生很少有在晚上9点钟之前下班的，我的指导老师安岡医生每天在病房忙完后就会赶到研究室，查文献、做实验，或者写论文，除假期外几乎每天都在晚上12点后才离开医院，让人很是惊讶其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和他们聊天时偶尔也能听到他们抱怨病人比较难缠，医患关系没有以前好，但抱怨之后仍然会继续努力工作。

另一个让我十分羡慕的地方就是日本医生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非常多（非药商赞助），这与他们医院和科室充足的经费支持分不开。我所在的庆应大学风湿科每年都有半数以上的医生参加风湿领域的顶尖级学术会议ACR和EULAR，其他各亚专科领域的会议也都会派人参加。参会者回来后都会在科室汇报会议主要内容和体会，这对医生们及时了解最新研究结果和学科发展动态十分有益。

日本一年的学习生活，我除了在专业上有所收获，也真切感受了包括日本同行在内的日本人的勤奋和敬业，也理解了日本在战后短短几十年时间便跃升为世界第二发达国家的原因。实际上日本人的整体素质的确比较高，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对中国人还是友善的，但前提是你保持谦虚并尊重对方。

四、后记

回国半年后的春天，2011年3月11日，我从电视新闻上得知了东日本发生了9级大地震，电视画面上巨大的海啸冲垮楼房的场景让人触目惊心。我第一时间通过Email联系上了导师和实验室的同事，还好东京的损失不大，他们都安然无恙。但我曾利用五一假期特意去游玩过的仙台和周边的小城石卷因靠近震中而损失惨重。此后我一直关注着日本灾后重建，期间也积极响应了国内笹川生同学会的号召，为灾区老百姓捐了款。在我看来，尽管日本是发达国家，尽管大多数中国人对日本怀着复杂的感情，但在灾难面前，生命是平等的，人人都应该为生命祈福，祈祷受灾群众早日重返家园。

2011年10月中旬，我受邀参加东亚风湿病会议，第三次来到日本。欣慰的是，我所看到的东京依然和以前一样充满活力、秩序井然。尽管核辐射的阴影未完全散去，但日本的百姓已逐渐重拾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新的生活。更令人兴奋的是，中日两国风湿病学领域的交流也更加密切，不仅每年的日本风湿病年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医生参会，而且在会议期间还将设置中日风湿病交流专场。希望通过学术和文化的不断交流，促进我国风湿病学发展的同时，也能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

(作者：陈竹 安徽省立医院 风湿免疫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