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是我国肝胆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20世纪50年代，最先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60年代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 肝脏止血技术，并率先突破人体中肝叶手术禁区，开展了一系列以中肝叶切除为代表的标志性手术；通过临床和肝脏生化研究发现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脏术后生化代谢规律”，并据此提出了纠正肝癌术后常见的致命性生化代谢紊乱的新策略；70年代，成功切除世界上最大的肝血管瘤；80年代，建立了常温下无血切肝术，提出“肝癌复发再切除”和“肝癌二期手术”的新观念；90年代，在中、晚期肝癌的综合治疗、基因免疫治疗、肝移植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结合中国人的肝脏疾病流行病学特点，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策略，使肝癌外科的疗效和安全性得到有机统一。
吴孟超是肝脏外科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他从事肝脏外科领域研究近五十年，发表学术论文801篇，主编《黄家驷外科学》《肝脏外科学》《Primary Liver Cancer》等专著15部，获得国家奖和省部级一等奖10项，各种荣誉26项，12次担任“国际肝炎肝癌会议”等重要学术会议的主席或共同主席。2005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并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称号。他领导的学科规模从一个“三人研究小组”发展到目前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和肝胆外科研究所，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胆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地。通过他和同行们的共同努力，推动了国内外肝脏外科的发展， 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我国肝脏外科理论和技术体系，创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的学科体系。
少年时的磨难是我最大的资本
吴孟超1922年出生在福建闽清的农村，时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迫于生活的压力，在他刚出生不久，父亲就下南洋“讨生活”，为橡胶种植园主割胶。5岁时，吴孟超跟随母亲来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开始了他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吴孟超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出身，苦难的生活让父亲坚信，无论家庭环境多困难，都要培养孩子，让孩子有文化，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在种植园的收入仅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生计，作为长子的吴孟超还是得到父亲的首肯，在一家华人办的中文学校学习，直到初中毕业。在马来西亚，除了读书，吴孟超还要帮父亲割橡胶，“少年时的磨难是我最大的资本”，吴孟超回忆起这段生活经历不禁感慨万千。
1939年，吴孟超初中毕业。因为当时的马来西亚还是英属殖民地，当地没有设立华语高中，吴孟超和几个同学商量后，决定只身返回祖国，投身救国运动。但是，当时国内正处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时局动荡，一个18岁的归国中学生纵使有满腔报国热忱，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迷茫和彷徨之际，先期归国的同学建议吴孟超，“先老老实实努力学习，将来学成后再报效祖国”。同年，吴孟超考入同济附中，继续学业。
那时同济附中已因战争迁至昆明，学校的条件非常艰苦，经常是课上到一半，刺耳的空袭警报就在小镇上空响起，于是，大家就四处逃散，躲到郊区预先挖好的坑洞中。有一次，吴孟超和几个同学躲在一个靠近马路的大坑中，在空袭即将来临前，吴孟超直觉认为这个坑不够安全，提议大家换了100米开外的另一个大坑。空袭过后，大家返回起初的藏身地，惊恐地发现，一颗炮弹不偏不倚正好投中该地；这次临时挪动地方的决定，挽救了大伙的生命。
次年，同济附中随同济大学迁至四川宜宾。1943年，吴孟超高中毕业，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为了实现儿时当医生的梦想，吴孟超报考了当时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开始了他5年的学医生涯，直至1949年大学毕业；期间的1946年，即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同济医学院迁回上海，吴孟超也随着返回上海。
少年时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战争时期的艰苦经历，造就了吴孟超坚忍、执著和知难而进的品质，也让他更加懂得了珍惜和感恩。
我就是要做外科医生
1948年，吴孟超大学读完被安排在当时的“中美医院”，即今天的长征医院临床实习。
1949年，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吴孟超作为实习医生参与了伤员的救护工作，第一次同恩师裘法祖教授同台为伤员进行手术。抢救工作进行了3天3夜，裘法祖教授俊朗帅气的外形、精湛的手术技艺和谦逊的为人，给吴孟超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也萌发了要做外科医生的想法。但是，当时的临床分配要根据各科成绩决定，吴孟超的儿科成绩最好，学校有意将他安排至儿科当医生。眼见做外科医生的梦想就要破灭，吴孟超斗胆去找负责分配的教务处主任理论。教务处主任看着身材矮小的吴孟超说，“你个子这么矮，怎么做外科医生？”这句话深深地触痛了吴孟超，“我就是要做外科医生，还要做中国最优秀的外科医生”，吴孟超心底暗暗发誓。
“肝胆外科没有人做，你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上帝为你关闭一扇门，总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1949年5月3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向进同志接管国民党联勤第二总院，并着手组建华东军医人民医学院附属医院，即后来的长海医院。当时的医院，设备破旧，医生短缺，为了尽快恢复正常的医疗工作，医院在报纸上刊登了招募医生的广告。既然在“中美医院”无法从事自己心仪的外科，吴孟超便和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新成立的华东军医人民医学院附属医院，在这里，吴孟超如愿当上了外科住院医生。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同济医学院迁往武汉，裘法祖因个人原因留在了上海。吴孟超得知恩师没有离开上海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找到当时的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吴之理，希望能够邀请裘法祖来长海医院做兼职教授，吴之理校长欣然应允。学校在征得裘法祖教授的同意后，任命裘法祖为第二军医大学外科教授。这样，吴孟超有幸再次同恩师一起学习，战斗。1954年～1958年的四年间，吴孟超从查房、检查病人到科研、开刀，一直与裘法祖在一起。“他非常勤奋、非常刻苦、非常聪明，对病人非常好。”裘老曾用四个“非常”形容他的得意门生。
1956年，吴孟超顺利通过考核，成为一名外科主治医生。按照当时的规定，升任主治医生便可以独立诊治患者，但是，吴孟超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事业转折点时再次感到迷茫，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带着这样的问题，吴孟超找到了恩师裘法祖教授，裘法祖建议，“肝胆外科没有人做，你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任何介绍肝胆外科方面的书籍。吴孟超在图书馆找到了一本美国人Gans写的《肝脏外科入门》，和另外一位同事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一起翻译、学习，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整书的翻译。经过裘法祖的审阅和推荐，翻译稿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国内第一本介绍肝胆外科的译著。捧着书香四溢的文稿，年轻的吴孟超内心充满了自豪。
有了理论知识的指导，接下来就是如何实践。时值1958年“大跃进”，全国文教卫生系统掀起了大办“研究”的热潮，吴孟超便牵头申请组建了肝胆外科“三人研究小组”，这也是国内肝胆外科的雏形。利用法医研究所的100多例肝脏标本，吴孟超、胡宏楷、张晓华组成的“三人研究小组”系统研究了中国人的肝脏解剖，特别是血管解剖特点，为日后提出肝脏“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奠定了基础。1960年的郑州外科会议，吴孟超第一次在大会上公布了他们的肝脏解剖研究成果，得到了曾先九、黄翠庭等老一辈外科学家在内的国内外科学者的认同与赞赏，年轻的外科医生开始在中国外科学界崭露头角。
解剖结构搞清楚了，肝脏手术时的出血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最重要的储血器官，血供非常丰富，手术时极易出血；若完全阻断肝脏血流，肝缺血时间超过20分钟便会引起肝坏死。低温状态下，肝脏允许的缺血时间可以适当延长。当时，肝脏外科常用的减少出血的方法，是将患者全身麻醉后浸泡在冰水里，待体温降到32°C左右再做手术。手术过程中还要不断在患者腹中加放冰水，以保持低体温状态。可以想象，一个健康人经过这样的折腾也会冻出毛病来，何况重症手术患者？吴孟超下决心要解决常温下肝脏手术的出血问题。
经过缜密的思考，吴孟超有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的想法，肝缺血时间超过20分钟才会引起肝坏死。那么，阻断肝血流15分钟，抓紧时间手术；15分钟后，再放开肝门血流，待肝脏从血流中吸足养料后，再阻断肝血流，继续手术；如此反复，不光可以在常温下进行手术，还可以延长手术时间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吴孟超利用狗进行了实践，结果证实，“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的确能够减少肝脏出血，延长手术时间。此后的临床实践，更是验证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肝脏止血技术的可行性，这一技术很快得到了国内外科学家的认同并在国内推广。
此后，通过不懈努力和刻苦钻研，吴孟超在肝脏外科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突破。率先突破人体中肝叶手术禁区，开展了一系列以中肝叶切除为代表的标志性手术；上世纪60年代，通过临床和肝脏生化研究发现了“正常和肝硬化肝脏术后生化代谢规律” ，并据此提出了纠正肝癌术后常见的致命性生化代谢紊乱的新策略；70年代，成功切除世界上最大的肝血管瘤；80年代，建立了常温下无血切肝术，提出“肝癌复发再切除”和“肝癌二期手术”的新观念；90年代，在中、晚期肝癌的综合治疗、基因免疫治疗、肝移植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结合中国人的肝脏疾病流行病学特点，提出肝癌的局部根治性治疗策略，使肝癌外科的疗效和安全性得到有机统一。
文化大革命中，吴孟超是“反动学术权威”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横扫中华大地，吴孟超的肝胆外科事业也遭遇了巨大的冲击。1970年，吴孟超被下放陕西农村，带领学员在农村开展教学和巡回医疗。即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吴孟超也不忘他的肝胆外科事业。他语重心长地对跟随他的学员讲，“外科医生不做手术是不会有任何长进的，没有技术，我可以教你们在动物身上练手。”这一提议得到了学员的一致赞同。
于是，在陕西农家小院昏黄的煤油灯下，吴孟超和他的学员们以狗为假想患者，偷偷操练起了一些简单的外科手术，当地的农民也非常愿意贡献出他们家养的看门狗，给这帮穿军装的帅小伙做“研究”。“给狗动完手术，大家就把狗洗剥干净了煮熟打牙祭，那真是世上最好的美味”，吴孟超回忆起那段苦中作乐的往事不禁笑逐颜开。
下放农村期间，还真让吴孟超碰上了一例急诊外科患者。有一天，医疗队所在村的大队书记因转移性右下腹痛找到吴孟超，吴孟超一看便知是急性阑尾炎。急性阑尾炎是普外科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手术，但是当时的农村生产队根本就没有外科手术的条件，最近的镇卫生院离生产队也有百里之遥，即便是把患者送到了卫生院，途中难免阑尾穿孔。在这紧要关头，吴孟超对同行的红卫兵说，“病人肯定经不起折腾，只能就地手术”。这样，在老乡家的院里，学员们用门板支起了简易的手术床，经过简单的消毒，患病的书记躺在了这张特殊的手术床上，吴孟超开展了有生以来最特殊的一台手术。时值全国大学中医的特殊历史时期，红卫兵要求吴孟超手术时只能用针刺麻醉；手术时，病人痛得声嘶力竭，吴孟超实在不忍，便让学生偷偷给患者打了点局部麻醉。那帮红卫兵在边上手拿红宝书，一起高声喊着口号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看到患者不再叫喊了，还以为是他们的革命精神感染了患者，使患者战胜了疼痛。他们哪里知道是麻药起作用了。很幸运，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患者的阑尾没有穿孔，术后也没有继发感染，“倘若那次手术没有成功，或者出现术后感染，说不定得让我蹲牛棚”，吴孟超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道。
这次成功的手术，也让吴孟超在当地声名远播，很多患者慕名而来。吴孟超他们便利用老乡的屋子开展门诊，给患者做一些小手术，甚至为一名孕妇成功实施了剖宫产。当地的村民对这个其貌不扬的解放军大夫充满了感激之情，在吴孟超接到调令离开时，很多当地老百姓都自发赶来为他送行。
吴孟超离开陕西后，总后要求他进京担任阿尔巴尼亚卫生部长的带教老师，并对阿尔巴尼亚卫生部长进行临床实践技能培训。吴孟超便带着他的阿尔巴尼亚学生在301、协和、北大、友谊、人民医院轮转，并以教学为名，要求让曾先九、黄翠庭等老一辈外科学家出来讲课，当时他们正身受文化大革命的迫害，有的扫厕所，有的蹲牛棚，身心备受折磨。这样一来，吴孟超便巧妙地保护了这些老前辈。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让吴孟超的肝胆外科事业止步不前，“反动学术权威”的政治高帽和红卫兵的人身攻击，也让吴孟超感到迷茫和彷徨。但是，吴孟超乐观、豁达、执著的信念让他安然度过了这段黑暗的政治时期，因为吴孟超始终坚信，肝胆外科的春天终有一天会到来。
手术切除世界上最大肝脏肿瘤，堪称“医学奇迹”
1975年，一个来自安徽的农民找到吴孟超，这位老实巴交的汉子，因罹患肝血管瘤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十月怀胎的孕妇。吴孟超收下了这位叫做陆本海的农民，但是，承诺的背后背负的是巨大风险：肝海绵状血管瘤从来就是捅不得的马蜂窝，国外文献中，收治的最大一例是45×25×25厘米，而眼前这位病人，站立时甚至看不到自己的脚尖。
经过充分的准备，手术如期举行。患者的胸腹联合切口完全打开，一个巨大的蓝紫色瘤体让所有人吃惊：上端顶入胸腔，下端侵入盆腔，瘤体随着病人的呼吸一起一伏。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吴孟超和同事们用了整整12个小时，成功切下了这个巨大的肝脏肿瘤。血管瘤当场测量，体积：63×48.5×40厘米；重量：18公斤。至今，它仍是世界上成功切除的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
2009年，陆本海90岁，距离1975年那次惊心动魄的手术，老人已经安然度过了34个春秋。 2007年，陆本海还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与吴孟超一起走进中央电视台，接受“大家”栏目采访。
中国肝胆外科取得的成就令世人震惊
1979年8月，第28届国际外科学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中国派出了由吴阶平任团长，陈中伟、杨东岳、吴孟超组成的代表团。临行前，代表团在北京集中培训，为期一个月。为了此次大会，国家特别拨款5000美元，作为代表团在美国的经费，大家商定由吴孟超做会计兼出纳。
本次大会，吴孟超首次向世人公布了181例手术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的总结数据，91%的手术成功率令与会外科医生震惊，吴孟超所报道的手术量和手术质量都是当时无人能匹敌的。
会后，吴孟超被当选为国际外科学会正式会员。从此以后，国际肝胆外科领域有了中国医生的身影。
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吴孟超对代表团成员在美国的每一笔花销都进行审核和控制，回国时，还带回了2000美元。
肝胆外科的跨越式发展
1975年7月，第二军医大学迁回上海。吴孟超所在的普外科只有25张床位，根本应付不了实际需要。吴孟超就向医院领导、校领导要求增加病床，扩增病区。70年代末，国内第一家独立的肝胆外科成立，床位共计50张，吴孟超任科主任。即便如此，病床也只能勉强应付，要面对慕名而来的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肝病患者，还是远远不够。
再次遭遇发展的瓶颈，吴孟超不得不向上级伸手。但是，这次吴孟超想要的是一栋楼。一次，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来二军大视察。当学校领导介绍完肝胆外科的成绩后，吴孟超不失时机地“贴”上去，当场“化缘”：“洪部长，现在来求医的人越来越多，病房实在太紧张了。您看，我们是不是能盖个外宾病房，一来可以解决床位紧张的矛盾，二来可以改善患者的住院条件。当然，还可以改变我国的部队医院在外国人眼中的形象。”这次化缘，得到了洪部长的首肯，半年后，一栋崭新的病房大楼——“康宾楼”屹立在了长海医院内。
时间进入90年代，吴孟超心中又开始酝酿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创建一个以肝胆疾病研究和临床诊疗为一体的专科医院。这一次他要“化缘”建设的是一座造价超亿元的专科医院，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吴孟超的宏伟构想最终还是获得了医院、学校、总后勤部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各方纷纷向他伸出援手。1993年4月，两栋俏丽挺拔的银白色大楼拔地而起，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亲手为医院题写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院名。
愿将心火传后薪
吴孟超不但是我国杰出的肝胆外科专家，还是著名的医学教育家。
1978年3月18～31日，有6000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让无数知识分子欢欣鼓舞。此时的吴孟超更是按奈不住尘封多年的冲动，“我要为祖国培养更多的肝胆外科医生”。吴孟超率先申报了学校的第一个硕士生培养点，“我等不及了，我已经等了十年，我们不能总是几个人搞肝胆外科，国家现在急需人才，我也需要助手。”
吴孟超抓住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抢先一步，在校内第一批招收了两名研究生。此后，他又不失时机，申报了博士生培养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改革开放十几年的时间，吴孟超为国家培养肝胆外科专业硕士、博士和博士后近百名。他领导的肝胆外科研究队伍，已经从最初的三人小组，逐步发展为世界一流的人才群体、四世同堂的学科梯队。他的学生，甚至是学生的学生，很多已经成长为国内肝胆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他的肝胆外科研究所在王红阳院士的领导下，也被誉为国内肝胆外科“科学研究的基地和人才培养的摇篮”。
1996年，吴孟超将自己多年来所获得的各类奖金全部捐献出来，申请成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奖”，每年评审、表彰一次，对全国各地在肝胆外科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进行奖励。同时，对于肝胆外科领域的创新课题给予资助。
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006年1月9日，吴孟超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得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成为我国医学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在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国家主席胡锦涛为吴孟超颁发了奖励证书和5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年逾八旬的老人按奈不住内心的激动，“50年的执著追求，换来了今天国家对我的最高肯定”。
但是，对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吴孟超看得很淡，“国内很多优秀的外科学者比我更有资格得到这个荣誉，比如我的恩师裘法祖教授，还有那些已故的外科学的开创者。”
2007年，在纪念吴孟超从医60周年的“院士论坛”会上，吴孟超全额捐出了国家及总后勤部奖励的600万元奖金。

刘：吴老86岁高龄，还战斗在临床一线，几乎每天都要亲自上台手术。是什么让您保持如此充沛的精力和昂扬的战斗力？
吴：肝胆外科是我毕生热爱的事业，只要我还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不会放弃。我国是一个肝癌高发的国家，国内众多的肝癌患者也是我不忍放下手术刀的主要原因。

刘：除了手术，肝癌还有哪些综合治疗手段？您和您的学生曾提出“与疾病共生存”的现代疾病治疗观念，对从“与疾病作斗争”到“与疾病共生存”的观念转变，您是怎样看待的？
吴：手到病除，是很多外科病症的特点。但是，癌症不一样：不是所有的肝癌都能够手术切除，有的即便现在切除了，过两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肿瘤还会复发。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得考虑非手术治疗。常用的综合治疗包括，肝动脉化疗栓塞、瘤内无水酒精注射、射频毁损治疗、全身化疗、放射治疗、生物治疗等，以控制肿瘤的复发和进展。
我的学生肖飞提出的“与疾病共生存”的概念，我非常赞同。现代治疗学的观点，就是在保证患者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为了追求所谓的“根治”，盲目扩大手术范围，往往会适得其反，患者的生存时间没有延长多少，生活质量却严重下降，甚至像一个经典的外科笑话描述的那样，“手术非常成功，但病人死了”。过度治疗还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也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
对于患者体内无法切除的晚期肿瘤或残存病灶，我们应该采用综合治疗手段，努力控制其活动或复发，最大程度地为患者争取“有效”的生存时间，让患者与疾病共生存。

刘：肝胆外科医生面临巨大的职业暴露风险？您怎么看待？
吴：风险是有的，但还谈不上巨大。这种风险其实完全可以避免或防范。5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遇到过无数的肝炎病人，手术时也曾被沾有患者血液的缝针、手术刀割伤过多次，你看我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做好必要的防护，一般不会感染乙肝或丙肝。
当然，临床上也会有令人痛心的事情发生。我的一个学生，外科手术做得很棒，有一次在给患者做肝叶切除时，不小心让缝针刺破了手指，当时也没有特别在意，简单冲洗消毒后便没再理会。非常凑巧的是，这个患者是一个乙肝合并戊肝感染的患者。半年后，这个学生出现严重的肝炎症状，证实为乙肝合并戊肝感染，最后因严重肝衰竭去世了。
我国是一个肝炎大国，肝胆外科的患者很多都有乙肝感染，临床医生在手术时应注意自身保护，如被意外划伤或割伤，除了对伤口进行冲洗和消毒，还需要及时注射丙种球蛋白，以最大程度降低传染风险。另外，接种肝炎疫苗也非常必要。

刘：您已是80多岁高龄，还能站数小时的手术台，有什么保健秘诀吗？
吴：5句话，“心态平衡，脑子常用，手脚常动，嘴巴控制，定期查体”，非常简单，但要真正做到，相当不容易。

刘：临床医生工作繁重，如何平衡临床和科研？
吴：临床和科研不是矛盾的两个面。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通过科研来解决问题，最后再通过临床实践进行验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国内很多年轻的临床医生只知道看病人，一谈科研就头痛，这是很不应该的。临床和科研可以有所侧重，但绝不能偏废。一个临床医生，可以不用亲自做实验，但他必须有清晰的科研思维，要知道怎样做研究。

刘：您对即将施行的医疗改革有什么看法？
吴：医疗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善的。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看病难，看病贵”，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我国的医疗体系。乡、村、社区卫生院（所）——区（县）医院——省级综合性医院，是目前我国的医疗资源分级模式。理论上来讲，患者应该先在社区医疗机构就诊，社区医院解决不了的，再转诊上一级医院或大型综合性医院。但是，我国目前的社区医院的医疗资源相对落后，医生整体水平不高，患者对之缺乏信任。因此，即便患的是感冒、腹泻一类的“小毛病”，大家也要往大医院跑，这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要想改变现状，应逐步提高社区医院从业医生的素质，加快社区医院软硬件建设，提高社区医院的整体水平，让患者从大医院向社区医院回流。当然，国家也应该加大医疗投入，适当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减轻老百姓的医疗负担。

刘：我们国家的医生工资水平要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一些贫穷的非洲国家，您对医生工资有怎样的看法？
吴：国内医生的工资低，这是不争的事实。医生从事的是一个高投资、高风险的职业，服务的对象是患者，理应受到社会的认同和尊重。如果继续维持现在的工资水平，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有人要质疑，医生的收入肯定不止工资那一点点。的确，有部分医生的“灰色”收入要远远高于他的工资。这是医生的职业道德操守问题，我们姑且不谈。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的付出远大于他的收益，常此以往，谁还会愿意做医生？
个人觉得，提高医生的工资水平，给医生应得的报酬，在此基础上，完善监督（管）机制，可以从根本上杜绝医生的“灰色”收入。

刘：根据您的成功经历，您对青年医生有何寄语和期望？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
吴：我送给年轻医生五句话，“尽忠职守，医患合作，善于总结，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尽忠职守”要求年轻医生要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医患合作”要求年轻医生要善待患者，关爱患者，要取得患者的理解和支持；“善于总结”要求年轻医生在临床工作过程中善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并通过研究、实践解决问题；“艰苦奋斗”要求年轻医生要不怕困难，肯于钻研，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勇气；“开拓进取”要求年轻医生有开阔的视野，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勇于创新。
现在的学科越分越细，不利于年轻医生的成长。一个只会看专科疾病的医生充其量只能算是专科技术员，要成为真正的临床医学专家，除了要掌握专科领域的疾病知识，还要熟知相关领域的医学常识和进展。因此，年轻的医生必须践行“大医学”的概念，努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这样才能融会贯通，提高对疾病的综合诊治水平。

刘：在您的领导下，肝胆外科实现了三次飞跃，从“三人小组”到国内第一家肝胆外科，再到全球唯一的肝胆外科医院，接下来，您是否还有更宏伟的目标？
吴：我们正在努力实践肝胆外科的第四次飞跃。
2008年初，由包括我在内的7位院士牵头的肝癌重大研究项目已经获得国际科技部和发改委的批准，总投入金额为5个亿。项目将以全国招标的形式实现肝癌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联合攻关。该项目的实施将极大地提高我国的肝癌研究水平。
2008年12月，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安亭新院在嘉定区安亭镇奠基，新院区设计床位1000张，将建成肝胆外科特色更加鲜明、学科优势更加突出、服务设施更加先进的现代化高水平综合医院和健康保健中心。
另外，以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东方肝胆研究所为基础，我们还将组建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肝癌诊治科学（研究）中心。届时，中心将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肝病研究的开放平台和研究成果孵化器。

后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新的世纪，愿我国的肝胆外科事业在吴孟超院士带领下，再创辉煌，早日实现肝胆外科的第四次飞跃。
（作者：刘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