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院士1929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他起名鞠躬，意在期望他能为祖国鞠躬尽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其实他父亲不姓鞠，而是姓周，是个比较新潮、前卫的人。鞠躬的祖父是安徽长乐乡人，鞠躬的父亲认为靠父母的财产生活不体面，虽然他很孝顺父母，但还是断绝了与父母的经济联系，独自一人闯荡，慢慢成长起来。鞠躬父亲的名字也不用本姓，而是叫做“索非”，索是求索的索，非是是非的非，“索非”意指“求是”。
鞠躬之所以会走上医学的道路，是因为他很佩服父亲。他父亲是一名医生，自学成才，在当时上海人称为楼梯间的地方给人开方，不收费，为劳苦大众服务。鞠躬常听父亲说要医学救国，又受到当时学医救国热潮的影响，于是在高中毕业后毅然选择了学医的道路，最终考入湘雅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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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外的解剖学道路
“北协和南湘雅”，其实湘雅医学院的创建早于协和医学院。鞠躬之所以选择到湘雅去，是因为受到他姨父的影响。当时姨父听别人说湘雅的条件很好，两人一间屋子，去饭堂都要穿正装，西装领带，条件和国外差不多，而且湘雅和耶鲁有联系。于是鞠躬于1947年考上了湘雅医学院。进了学校才发现，住的屋子虽然是双人床，但是大通铺，住十几个人，去饭堂都是光脚的。不过鞠躬为人乐观，这些情况他都能欣然接受。
虽然湘雅硬件条件差，但是鞠躬很喜欢这所学校。首先，湘雅引以为荣的是其学生，大部分学生毕业之后都在公立医院或者在学校里工作，很少个人开业，虽然那时候医生自己开业很赚钱。从这一点来说，鞠躬就很喜欢。第二，从行医的路子来说，做事情非常认真。物理和化学的实验要求很高，不对就要重做，这对鞠躬的影响非常大，让他知道了研究就要做到这种程度。
鞠躬毕业的时候所填志愿都与科研有关。他喜欢科研，因此第一志愿是生理学，第二是细菌学，第三是病理学，并未选择解剖。当时军委卫生部到湘雅招收解剖学教员，选拔的方法很简单，把解剖考卷拿出来，谁分数最高就是谁。结果鞠躬就被选中了。
解剖就解剖，鞠躬也没有什么沮丧情绪，到了协和就认真做事。那时候有两位教授很喜欢他，说只要鞠躬留在协和医学院，就送他去苏联。那时候去苏联是很了不起的事，名额只有一个。鞠躬有个来自北大医学院的同班同学，当过地下党，这唯一的名额自然就落到这位同学的身上了。鞠躬只好离开协和，去了第四军医大学。因为条件落后，领导来做鞠躬的工作。但对鞠躬而言，落后没关系，到哪都能好好工作。
鞠躬一到第四军医大学就扎在图书馆，继续学习解剖学知识。解剖学分成几门——大体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神经解剖学，他最喜欢组织学和神经解剖学，因为这两门的新东西比较多。那时候上课，老师在前面讲，下面找切片的任务就交给鞠躬了，这可不是个容易的活，需要很快找到，但鞠躬完成得很好。
1952年，鞠躬刚开始工作的那个时期，国内科研条件很差，只有显微镜。不久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13年的时间，鞠躬的学习和科研工作被中断了。“文革”一结束，他就回到科研岗位上拼命工作。他去图书馆翻杂志一看，全是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只能拼命追赶。鞠躬在图书馆坐得裤子都磨破了，屁股上长出老茧，成了当时的一个“笑话”。
研究成果
记者：您是如何提出垂体前叶受神经—体液双重调节这一学说的？
鞠躬：这是个偶然发现。有个学生在做垂体后叶切片，在前叶那部分有神经纤维。我问学生，这说明什么，他说神经纤维可以支配腺体，我说有直接证据吗，他愣了，说没有。我再提醒他，你看垂体前叶里有血管没有，他恍然大悟。因为神经纤维还有可能是支配血管的。再往下的工作就是证明神经纤维是跟什么发生的关系。后来发现神经纤维和腺细胞形成了突触。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关系了，起码可以说它跟腺体发生了作用，不管是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在发表了9篇论文之后，才提出了双重调节的假说，我还没敢说这是种学说。
记者：学界多久之后承认了您的观点？
鞠躬：当时反应非常强烈。我应邀去国外作报告，跑了13个国家，36个学校。可见大家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问题很多，也有好处，因为有问题我就接着做下去，很多问题很有水平。后来卡在什么地方就做不下去了呢？功能学研究，你最后总要说明有什么功能吧。我们做了一部分就没有往下做。两个原因，一个是技术上卡住了，第二，我不是内分泌学家，体液调节很多和内分泌有关，知识构成上有缺陷。种种原因吧，我做不下去了，而且继续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为病人服务？也就是现在转化医学的概念，所以我转到另一方面，就是脊髓损伤的修复。我们研究所全部精力都聚焦在脊髓损伤的修复，因为这个能为病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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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脊髓损伤的临床效果如何呢 ？
鞠躬：我真正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件事情，这是我真正做成的一件事情。有种病叫脊髓挫伤，不是全部横断的。挫伤，我提出来一个概念，早期神经外科手术，这个从来没人提出过。当时跟昆明军区总医院合作，他们有个脊髓损伤科。我们设计了一个项目，做了30例全瘫病人，都很严重，损伤切面以下所有感觉运动全没了。手术从伤后第２天到65天都有，结果全部患者都可以自己支撑站起来。我们发现最好的手术窗口是伤后4天～14天。患者什么辅助手段都不需要，包括拐杖，能够自己走的几率达到70%。这个国际上是没法比的，他们做的效果好的就3、4个。这个效果用他们的说法就是——“好的像假的一样”。投稿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人家有疑问。一位有名的神经外科学家跟我说：“你投到叫《Neurotrauma》的杂志，就是神经损伤杂志，我是这个杂志的创始人，我给主编写信，保证你的文章全部都是真的。”结果主编拿了这封信也没用，他不能出示给评委，不然人家要告他影响评委，最后被拒稿。虽然没有明讲，但是可以听得出来，他们不相信。我觉得也好理解，因为人家一查，鞠躬这个名字临床医学文献一篇都没有，如果查基础医学的，我倒是还有不少文章。这就没办法了，迫不得已，我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投了一篇。我也不明白，全世界那么多人，这个病理变化早就知道，为什么窗户纸要由我来捅。我赶快发表一篇，高级百货公司里的位置没有，门口麻婆豆腐摊位我先开一个，对吧？这个发现是我的。说起这事情，我也跑了很多地方，做了很多报告。
记者：哪一类患者受益最多？
鞠躬：中国这个研究特别重要，一是交通事故，我们交通事故率逐年上升，马路杀手一大堆。第二呢是坍压、矿难之类。第三是运动事故，典型的像桑兰、美国的《超人》演员。奥运会期间我还祈祷老天保佑别再出这事了，结果开幕式一个舞蹈演员掉下来了，我知道掉下来就是脊髓损伤。这是可治的，但是我没敢提，昆明军区总院也不敢做，要担风险。眼看着她最后成这样了。这事情推广起来有困难。技术是很简单的。我在哪里作报告，都有很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过来对我说，这个技术太简单了，常规技术，就是脊髓切开2mm～3mm的切口，清除坏死组织，手术就完成了。住院医生就可以操作。困难在于需要骨科和神经外科合作。二军大的曹雪涛曾请我去做论坛，我说论坛不敢当，就像人家给我写的“大家风范”，我就不舒服，我想换块写“小家避玉”，避是避讳的避，不是绿色。人家还说我是泰斗，我说我是漏斗，把糟粕滤出来，留下点精华给人家。曹校长当初想在长征医院做（论坛），但是骨科和神经外科合作有问题，后来也没下文。这靠行政命令不管用。后续的研究就很多了，比如药物的应用、机制的研究、分子生物学、免疫学机制，我这里有很大一个组专门做机制研究、SPF（specific pathogen free）的环境。
记者：您对于科研的平台有何预见？
鞠躬：当时国际上凡是优秀的神经生理学研究，都有一个小组做形态学。就是单纯的生理学不够了，需要形态学。这是一个信号，需要多学科，所以我在1985年建立了神经生物学教研室，大概是全国医学院校第一家。到1991年我当了院士，讲话比较有分量了，我给总后提建议，建了全军神经科学研究所。形态学，计算机超微结构专门分出去，国际上都是同行合作，哪方面强就在哪做，中国不行，很少能找到题目和你做的兴趣一样的，国际合作比较困难。找不着我就自己做，还有生理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组织培养室，我这里都有。好处就是我们都是做科研的人，多学科的协作常常可以在这里完成。
记者：您的生物神经学至今取得了哪些成果？
鞠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还有就是运动神经元的修复。运动神经元医学上叫做“最后共同通道”，支配肌肉，运动神经元死了，就没治了，绝症，中间脊髓功能再好，最后没有出去，肌肉一定瘫痪。2002年开始有所突破。有人发表文章说，胚胎干细胞可以定向发展成运动神经元，当然这里面的工作有很多很多，但是给了运动神经元损伤患者一个希望。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胚胎干细胞有很多问题，致癌等等。我们做过星形胶质细胞，它可以逆分化为神经干细胞，再从神经干细胞定向分化为运动神经元。这个我做成了，但还不是最好的，还有更好的来源，我们成立了一个神经干细胞组就做这个，希望能找到好的自身来源，不要异体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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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诺贝尔奖
2002年鞠躬出席了诺贝尔奖颁奖礼。
那时候瑞典一个做切片机很有名的公司，打算出钱把中国有名望的科学家请到瑞典去。当时的一位诺贝尔奖评委教授不接受鞠躬，说从来没听说过鞠躬是什么人。但是这个瑞典公司很执着，再三去拜托这位教授。最后这位评委教授终于松了口，于是，鞠躬就去了瑞典。由于他口语比较流利，交流起来没什么问题，就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鞠躬去瑞典的时候还只是副教授。受制于晋升的老制度，他助教当了10年才提到讲师，然后经历文革，1983年才成为副教授，整整花了30年的时间。鞠躬打趣道：“也难怪人家不要我。”
到了瑞典以后，鞠躬的任务是做切片染色。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大鼠的神经节大概只有半个黄豆那么大，切成6微米的切片，连续切片，鞠躬能一张不漏地切好，拍完照片，再拼起来。这是很难的，但鞠躬有个土窍门，就是用胶水把几张片子粘住，再沿边缘推，对好后再用胶带纸一粘，这样拿出去的照片非常漂亮。那位评委教授非常欣赏，多次感叹：“我们实验室从来没有过这么漂亮的照片。”此后，他们就成了好朋友。后来鞠躬被推荐去参加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
记者：您出席这个颁奖礼有哪些感触，对于诺贝尔奖您有什么看法？
鞠躬：我对诺贝尔奖当然是很崇拜了，这么高的荣誉，不过我最近才知道，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人家提了几次都未通过，歧视他，最后换了一个不是相对论的东西才通过。这中间如果要我发点议论的话呢，就是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年龄歧视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还存在年龄歧视的现象。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和我是同年，是哥伦比亚大学做记忆本质的。我问过他，如果你60岁之后拿不到大奖，还有可能拿诺贝尔奖吗？他说，别说60岁，就是65岁之后，也不妨碍他拿诺奖。因为65岁之后的一段时间，他的工作非常重要。上次科学院提意见的时候我就提了这个事。美国人就聪明，法律规定，不得有年龄歧视，不管什么事情，活干的不好可以开除，如果只因为年龄大就怎么样的话会被起诉。申请基金，美国人根本就不问你多大，也不许问，只要你有本事。在这种大环境下，他就是65岁之后才拿到诺贝尔奖。
我们国家呢？我讲讲我的经历。我曾经是“973”的15人委员之一，任务是看看哪一类课题是符合国家要求的。那时候有个课题是关于发电厂除硫设备，有个法国的很先进，但是成本很高，就光是一个除硫设备，占到电厂成本的20%～30%。大型发电厂还可以承担，但是中国大量的中小电厂怎么办？所以课题的目的就是研究适合中小电厂的除硫设备，肯定不先进，但是国家需要。973计划不在乎科研水平，而是在乎国家需求。第一项我去评的是蛋白质学。审完了，林泉问我，你要当裁判员还是要当运动员，我说我要当运动员，我要申请基金做科研工作。他说那好，以后委员会就不请你了，你就回去当你的运动员吧。我退出了委员会后，去申请基金，啪！年龄限制，说你已经超过了。那你说你要我当运动员干啥？这就是我们不聪明的地方，机械唯物论，你说60岁的人就一定比50岁的人能力差、身体差、不能工作啦？欧洲很多国家是有退休年龄的，美国没有，那些世界有名的科学家，在退休前都去美国找个位置，兼职教授之类，美国是敞开怀抱，全世界优秀的人都可以过来，只要你有能力。要不怎么有那么多诺贝尔奖，优秀的人都在他那。
记者：年龄是一个方面，对于诺贝尔奖您还有其他看法吗？
鞠躬：还是那次会议，在宴会上，有一位老先生上台发言，他说道，我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有中国人给我写信说，“我也想得诺贝尔奖，怎么才能得”，当时哄堂大笑。我坐在下面难受极了，怎么这么丢人呐，他们把这个当笑话。关于诺贝尔奖，我在中科院有过一段发言。对于诺奖的中期规划，中国要在2020年有大奖的突破，我反对这个提法。有个西班牙人，是我们形态学界的，他是1906年得奖的，之后西班牙就再也没有过，这种零的突破有什么用？我记得当年中国得了一个乒乓球锦标赛冠军，举国欢腾。但当时谁承认你是体育大国啦？你一定要在多层次、多项目拿到冠军，人家才会承认你。我们目前的问题不是要去突破，而是要成为国际大奖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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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记者：您认为科研的转型思路是什么？
鞠躬：首先第一条要看我想做什么，这有什么意义。我最喜欢一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说的。做科学家就要这样，我一定要达到我的目的。
记者：针对教育，您怎么看国内外的差别？
鞠躬：我始终认为我们教育制度不好，这几年好一点了。当初我参加一个全国评审会议，有一个教育部副部长说：我认为我们的教育质量不错，因为——我当时就把耳朵竖起来了——我们的孩子知识学得不错。那能叫创新思维吗？现在教育主要问题是考不出创新思维，只会考知识。我给学生讲课，第一张幻灯片是爱因斯坦，那张图片很酷，头发好像没睡醒，下面有句话：Imagination is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我说我讲课你们别只学到了knowledge，重要的没学到。
记者：请您对年轻人讲几句吧。
鞠躬：我这里进来的新人，第一课就是道德，科研道德。有三种，FFP，两个F，都是falsification，一个意指伪造——一个实验都没做，所有资料都是伪造，另一个意指篡改——这个最容易犯，做来做去就一个数据对不上，改一改。P就是plagiarization，抄袭，这是犯得最多的。我跟他们说，你在我这犯了一次，别说教授再给我一次机会，没有机会了。你已经越过科研诚实的底线了，一定要开除。
（作者：沈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