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耀简介
1944年12月出生，浙江鄞县人。内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7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1981年获上海医科大学内科消化病专业硕士学位，1986年获加拿大McMaster大学科学硕士学位。曾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教研室主任兼消化科主任，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内科学系主任、复旦大学临床流行病学培训中心/循证医学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会主委、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副主委、国际临床流行病学网理事、中国临床流行病学网主席、亚太循证医学联盟理事；美国肝病学会、亚太地区肝病学会会员、美国消化病学会资深会员（AGAF）。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200余篇，SCI 收录20余篇。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医学科技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三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个奖项。授予发明专利一项（第一完成人）。主编《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临床经济学》和《现代肝病治疗——理论与进展》等著作。主编七年制规划教材“内科学”(2005年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全国十五规划教材7/8年制“内科学”（2008年获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
她，出生于医学世家，从小就被医学吸引；十年艰苦环境的磨砺，无法阻挡她对知识的渴求；重返医学校园，她如饥似渴；海外求学，给了她医学的另一把钥匙；潜心研究，她破解肝纤维化诊治难题，她的团队因此被誉为国际顶尖团队；身患癌症，她乐观而坚强。她就是本期采访嘉宾——循证医学、消化肝病专家王吉耀。
出身医学世家，力求上进
王吉耀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母亲、舅舅、表姐等多位亲人都是医生。医学家庭的熏陶使她从小就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展为后来的热爱。她天资聪颖，从上小学开始，成绩就一直很好，门门功课成绩都是优。
1967年，王吉耀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以下简称上医），然而当时恰逢十年文革，她未能进一步深造，而是去了四川省天全县人民医院工作。因为当时医生的稀缺，王吉耀必须承担“多工种”——内科、外科、妇产科她都做过。没有更有经验的人来指导她，她只能自己看书、琢磨，再给病人开刀；只要有上级医院的医生来会诊，不管是中医、西医，她都要去旁听。凭着对医学事业的一腔热情，她从不以为苦，只要能做医生，在一个小县城或在上海对她而言没有分别。尽管环境艰苦、工作忙碌，又有家庭和孩子需要照顾，但她的求知欲丝毫不减。为了抽出更多时间学习、工作，她放弃了医院提供的砖瓦房，而是将家安在了丈夫单位提供的木板房。这样，丈夫承担起了照顾孩子的担子，她将更多的心思放在了工作、学习上。
文革后的一天，王吉耀听人说起研究生招录可能要开放了，这立刻勾起了她埋藏近十年的深造愿望。她写信给远在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表达了自己想考研究生的愿望，不久，回信给了她希望：“研究生招考工作将于明年开展。”临近考试，她犹豫着：“是考上医还是考其他院校呢？”虽然上医是自己的母校，但由于离开得太久，她不确定自己还能否考上。在报名的前一晚，她终于下定决心：“就考上医。”这一决定将她带回了母校。
1978年，王吉耀顺利通过考试，回到母校读研。在四川省天全县人民医院工作的十年使她加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正是那十年的磨砺使她能直面困境，再大再多的困难她都从不畏缩。当时的研究生做实验不像现在这般轻松，实验动物需要自己购买、抽血需要去科学院动物房，这些困难王吉耀都一一解决。王吉耀说，那时她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就想多学点东西。研究生答辩完后还有3个月才知道分配到哪里，她没有在等待分配中度过这3个月，而是主动进科室轮转，“就是很想学东西”她回忆道。
对于在四川省天全县人民医院工作的十年，王吉耀觉得非常值得：“那十年对人的意志的磨练很重要，使人可以吃得起苦。现在的小孩一直生活在很优越的环境下，就不知道他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十年还是很值得。”
踏实工作，辛勤积累——建立循证医学体系，普及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2010年2月13日，国际著名杂志《柳叶刀》刊登了一篇述评“Evidence-based medicine in China”，该文章首次将中国循证医学的情况介绍给了全世界，并为循证医学的后续发展建言献策。文章的作者正是王吉耀。
《柳叶刀》述评栏目的文章一般由编辑部特约某一领域在国际上较有权威的专家撰稿。王吉耀这篇述评的发表是对她在循证医学领域国内外学术地位的认可。这样的荣誉能落在王吉耀的头上并非是“好运气”使然，而是多年踏实工作、辛勤积累的结果。
出国留学，获打开医学宝库的另一把钥匙
1985年，王吉耀被公派到加拿大McMaster大学学习临床流行病学，即临床科研设计、衡量、评价（Design，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linical Research，DME）。她的导师是循证医学创始人Sackett教授。当时，只要完成6门课程、写一篇论文就可以拿到毕业证书，但王吉耀并不满足于此，她向Sackett教授提出要跟他一起查房，参与临床工作。这样，1年半的留学时间里，王吉耀一直跟随Sackett教授查房。王吉耀回忆道：“其实当时Sackett教授查房的情况就是现在称之为循证医学的过程。每天早上11点，在医生办公区，Sackett教授听取大家汇报病人的情况，并提出具体的诊疗问题，让大家自己去翻阅资料找解决的办法。从图书馆找到资料后第二天再一起讨论，评判论文，再用到病人身上。虽然当时并没有提出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这个词，但这个过程就是现在循证医学的过程。”
王吉耀对那段学习临床流行病学的经历深存感激：“临床流行病学的学习给了我打开医学宝库的另外一把钥匙。正是因为学习了这门学科才使我会做临床研究，从而写了很多论文，也使我后来的事业道路非常顺利。”她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也同样把这一思想传递给他们：“医学是一把钥匙、这是另外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使你知道怎么做临床研究，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学。”
开拓事业，资金匮乏不挡其志
回国后，王吉耀立志要把学来的知识用到临床上，用到我国的临床科研上。她把在临床上遇到的问题——治疗、诊断、预后、病因的分析，都应用临床流行病学方法建立Model，尝试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在1986年回国后的十年中，她发表了很多临床研究论文，其中不少发表在国外杂志上，包括病因研究、诊断试验评价、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对疗效的考核、预后因素分析、流行病学分析等，其间发表的论文开创了我国消化界运用经济学分析评价疗效之先河。这些研究都是她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中抽出休息时间来完成的。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所做临床研究、所发表论文的增多，她越来越清楚应该怎么做临床科研，她及她的研究也逐渐得到国内外专家的认可。
回顾当初，回国之始，王吉耀还只是个主治医生，既没有经费也没有时间，在那种情况下，她仍然用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做了研究，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肝硬化的预后因素分析，另一篇是诊断试验评价方面的文章——胰腺癌的非侵入诊断试验评价，评价了CA199对胰腺癌的诊断作用。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几年后，上海甲肝流行，当时王吉耀正在肝炎病房，据她回忆“那时候病人多得都没地方住，连防空洞里都住满了病人”。在照顾病人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王吉耀仍然觉得“既然学了临床流行病学就必须要做点事情”，于是她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工厂开展调查。她与工厂医务室的医生联系，请他们配合，并自己设计了调查表，去调查工人的情况，然后抽了1000多名工人的血，查甲肝抗体。最后，她将所有数据、资料进行汇总分析，完成了“上海甲肝暴发流行危险因素调查”一文，投到了《国际临床流行病学杂志》，并被接受、发表。接下来她又开展了很多其他临床研究，比如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幽门螺杆菌关键致病因子CagA、VacA的生物学特性及其临床应用。这一研究中的流行病调查也是在不脱离临床工作的情况下，挤出时间开展的。王吉耀说：“研究最困难的就是培训工厂里的医生。我每个礼拜都要把这些医生集中起来上课，给他们讲怎样调查溃疡病的发病等。”至于为什么要把论文投到国际期刊，王吉耀说：“当时不讲SCI，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国际承认的，所以我都投到国际上了，我觉得他们发表才是对我们工作的承认，并且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1992年，《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AMA）杂志上首次提出Evidence-based medicine一词。1995年，王吉耀到瑞典开会的时候参加了一个Evidence-based medicine的研讨会，一听之下颇感亲切，因为这个新词所涉及的内容与她在加拿大学习的内容非常相像，随后，她将这一新词翻译为“循证医学”引入中国。王吉耀对记者解释道：“实际上这一学科分两个阶段。临床流行病学是reading guide；循证医学是user’s guide——即怎么把医学证据用到病人身上去，医生应该考虑的是怎么把循证证据结合临床经验用到病人身上，使病人得到最好、最有效、最便宜的方法。循证证据是我们要做的，这就要用到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学。我认为，循证医学就是临床流行病学在临床上的应用。”回国后20多年来，凭着股要把中国临床科研搞好的热情，王吉耀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艰苦创业，不仅成为我国在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同时在国际上成为国际临床流行病学工作网理事。
培训人才，提高我国临床科研水平
从加拿大学成归国后，除了自己的临床及科研工作，王吉耀的肩上还有另外一副担子——培训中国的临床流行病学人才。受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王吉耀在上海担起了流行病学培训中心的教学工作。授课过程需要用英语教学，因为最后这些培训学生要接受加拿大McMaster大学等进行的考核。在写完论文、通过考核、获得批准后，学生们才能获得科研经费。王吉耀骄傲地说：“现在这批人都已经成长起来了，比如我的一个学生陈世耀教授，现在已是上海临床流行病学分会的主委了，也是我院内科教研室的主任。”
1989年，China CLEN——中国临床流行病学工作网成立，该组织从成立之初到现在多次举办学习班，旨在提高我国的临床科研水平。在此基础上，1993年成立了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
号召开展临床研究，不遗余力
“我的很多研究都是在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做的，国内有些基层医生觉得自己没有很高深的分子生物学基础、没有实验条件，就觉得不可能写出好论文，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国际上发的最好的文章都是临床方面的文章，像《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都以临床文章为主。”现在，王吉耀积极号召医生开展临床研究，“不是只有实验室才能做研究。我们临床的病人这么多，医生完全可以先进行试验设计，然后收集病人资料，最后就可以分析了。这样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她同时指出，“但是如果只知道埋头于临床工作，到要交文章的时候再去总结，是没有用的。要学会临床研究设计方法，这就要接受临床流行病学的培训。学好后就知道怎么样给病人分组，怎么样防止一些影响因素、偏倚，然后使你做出来的研究是有科学性的，这样你写的文章人家才会接受、发表。”
她还以实例进行了说明：“我们国家也不是没有好文章在国外发表，比如去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一位在北京的临床流行病学专家，他虽然不是医生，但是他懂方法学，他跟北大医院的儿科医生一起用临床流行病学方法收集资料进行分析，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一定要及时，如果一年以后再研究就没用了，当时大家很关注这个事情，你就要用临床流行病学方法去研究它，去分析它的相关因素，你就可以在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所以，实际上不难，只要你想到。但是要想到的话必须要接受培训，接受了培训才知道怎样克服偏倚，提高科学性。”
“尽管我们在国际上发的论文少，但不是没有，这说明我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临床研究实际上就是带着临床问题去进行研究，再回来解决临床问题的。这对我们国家的病人也是有益的。我们花很多的钱，用很多的时间去做基础研究，花几十年、花几个亿去做这些研究，结果没解决临床问题。尤其，我们临床医生怎么可能做得过科学院的人呢。好多人为了研究生毕业、为了晋升，都去做很小的题目，做完以后研究生是毕业了，但这个东西也就扔在那了，只是发了篇文章，最后都没用到临床上去。现在搞转化医学就是这个道理——做了基础研究要转化到临床上去。但是在转化到临床上去的过程中，还是必须要用临床流行病学方法去验证这个基础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行不行。所以转化医学也离不开临床研究，最终还是要用到临床流行病学方法搞科研。”
提高我国医学界在世界上的话语权
据王吉耀领导的复旦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统计，1999年～2008年十年中，国际上三大最主要的杂志发表的1880篇临床研究文章里面来自中国大陆的仅占0.21%。而且，全球大多疾病临床实践指南中，很少有来自我国的临床成果和临床证据。这与我国庞大的患者群、众多的医生、数不清的文章数量是不相称的。
我国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用来支持基础研究，但是没有专门的基金支持临床研究，这是导致我国临床研究滞后的原因之一。这一状况已引起了多方面的重视。2009年，在科技部的领导下，中华医学会组织临床专家撰写了一份建议书——临床研究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报告分析了我国临床研究现状和面临的形势、挑战、机遇，并提出了建议——建立平台、在十二五计划中设立重大战略研究专项等等。作为该建议书专家组的成员，王吉耀参与其中，了解到了我国临床科研的目前状况，她感叹道，“我国医生很多，文章也很多，但是在顶尖杂志上没有我们的话语权。要做科技大国，就必须要提高我们国家在世界医学界的话语权。向国家申请设立临床研究专项基金也正是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她还指出：“好的循证证据的产生首先需要知道临床科研的方法。”临床研究的发表有很多报告标准（国际标准），但这些标准在我国知道的人并不多。王吉耀把这些标准全部翻译成了中文，并将其全部无偿挂在了中国临床流行病学网上，免费供大家学习。她提倡从设计研究开始就要参考这些标准进行设计，否则日后写好的文章也会不符合这些标准。为了宣传这一理念，她还写了“遵循国际标准提高国内临床研究论文质量”的述评，刊登在中华消化杂志。
坚持不懈——肝纤维化靶向诊断研究的突破
自从被导师朱无难教授引领入消化领域，王吉耀从一名普通医师，逐渐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消化和肝病专家。她多年来致力于慢性肝病诊断治疗研究，她说“做科研，我的想法就是要解决一些问题，我不想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我相信坚持一个方向一直做下去，这样做十几年总会做出成绩来”。她负责主持了多项有关肝纤维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甘草酸和α干扰素在不同阶段肝纤维化中作用的对比研究”于1999 年7月通过课题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间质胶原酶表达质粒对实验性肝纤维化影响的体内外研究”于2000 年10 月通过课题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反义 TIMP-1 基因导入治疗大鼠肝纤维化”于2001年10月通过课题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肝星状细胞环形多肽靶向载体的构建和抗纤维化应用”于2005 年12 月通过课题鉴定，并申请专利。“肝纤维化的细胞分子机制和治疗策略”通过课题鉴定达到国际先进，部分国际领先水平。她带领的肝纤维化研究课题分别获2008年上海市医学科技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三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王吉耀带领课题组进行的肝纤维化靶向诊断研究，突破了目前肝纤维化穿刺活检的樊笼，给无创诊断带来了希望。王吉耀教授给记者解释了该技术：“肝纤维化的发生是肝脏长期受到致病因子作用所产生的修复反应的结果，该过程涉及到各种肝脏细胞、细胞外基质、细胞和化学因子、自由基等多种物质所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最关键的事件是星状细胞的激活及随后的增殖、迁移、收缩和细胞外基质分泌的增加。如果能找到一种标记物，能随星状细胞的活化而表达增加的话，那么通过测定这个标记物就能了解肝纤维化的程度。我们找到了这个标记物。我们合成了一种和这个标记物相对应的环肽，把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接到环肽上（微泡、同位素等），将之打入人体。以微泡为例，通过B超，看到气泡特别多的，那就说明肝纤维化程度深。”该技术已获国内、国际专利。
世界肝纤维化研究顶级专家——美国肝病学会主席Scott Friedman（肝星状细胞的发现者）评价道，“该技术代表了实验室最高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被称作最有创造性的工作，将中国肝纤维化研究带入了国际尖端水平。”并评价王吉耀的团队“可以说在肝纤维化方面占世界领导地位”。
重视人才培养——教学创新
王吉耀非常珍视她的老师身份，她认为，“看好一个病人只是为他一个人或者家庭服务；如果教好一批学生的话，他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作为老师非常值得。”
为了让学生学得更好，她对教学进行了创新。比如给学生上循证医学课的时候，抛弃了以往上大课的形式，而采取第一节课上课，第二节课讨论、让同学发言的形式，使课堂更生动活泼，同学也记忆得更牢。
在她的倡导下，内科学的教学采用了以床旁教学为主的模式——同学们每天上午跟着老师查房、看病人，每6～10个学生一组，每组配一名医生，结合病人的情况给学生讲解如何诊断、治疗，下午回到学校上课。刚开始，同学们对此并不理解，有很多争议，觉得还没上过课就去看病人不可思议。但一个学期过后，同学们都感觉到这种教学方法的确很好。
她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用英语交流的能力，“作为国际性的人才，英文必须很好，因为英文是国际通用的语言。英文基础打好的话就可以英文查房，出去交流、参加学术会议也会没有障碍。我们难于在国际期刊上发文章，一方面是设计的不好，另一方面就是语言问题。”为此，她编写了多本全英文、中英文对照书籍，如《Essential Internal Medicine》《Current Medical Diagnosis & Treatment》《Internal Medicine》等。
作为消化内科的负责人，她想方设法培养梯队，培养年轻人，保持科室的先进性。她鼓励年轻人自己申请课题、写文章、拿到国际发表，她的几个研究生都曾在国际会议上大会发言。她还积极把科室里的年轻人推向国际舞台，送他们到美国、荷兰、瑞典、德国、日本等国进修学习，让他们不断跟国际交流，从而跟上国际发展水平。为了加强团队的临床素质，她经常组织疑难病例讨论、业务学习等活动。多年来，她所领导的消化内科坚持与病理科、放射科等各个科室保持合作，开展病理讨论会和读片会，大大提高了消化科医生的诊断水平。
身患癌症，乐观坚强
2002年，王吉耀被查出患有卵巢癌，并接受了手术。她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相反正是生病使她更加体会到病人的“苦”，而且她此后仍笔耕不辍，她的很多著作都是在生病后完成的。不熟悉她的人无法想像她是癌症患者。对那些因为患了癌症而萎靡不振的患者，她常以自己的经历来唤起他们战胜疾病的信心。她的心态很好，“你自己想你是病人你就是病人，想你不是病人就不是。我就没把自己当个病人。”她生病后，从头到尾的治疗方案、化疗方案都是她自己定的，连签字都是她自己签的，“当时我就好像是医生在给另一个病人治病一样”。如此乐观而坚强，实在令人佩服。
寄语年轻医生
“我希望年轻人能踏踏实实做事情，不要浮躁。不要现在就想将来要怎么样。我20年前根本想不到会在《Lancet》上发表文章，就算1年前我也没想过。只要踏踏实实去耕耘，自然会有回报，那个时候会觉得很开心。我后来得到那么多奖励都是我当初没有想过的。我一开始也没想到自己会当老师，我当初只想做医生，但医学院要求必须会上课，1984年我研究生刚毕业，要去给学生上诊断学课，我备课不知备了多少遍，生怕讲不好。但现在我要教别人怎么讲了。”“此外，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外语能力、积极同国际同行交流，这样才能跟上国际医学发展的脚步。”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