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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兰玲在内科实习，她21岁，年轻白皙的脸上全是青春洋溢的表情，大大的眼睛充满了好奇和探究。她对医院所有的感觉都是电视剧里的嬉笑怒骂和调侃，那些剧情里的医生个个潇洒倜傥，穿着敞开的白大褂就像浅色风衣一样有形又很酷。死亡只是演员的眼泪和故作悲伤地给一个面目安详的人盖上白布，然后医生冷静地说：“我们尽力了。”
欧阳兰玲常常看着那躺着一动不动的人，心想：是不是这一幕结束，那个“被死亡”的人就会翻身而起，或许还嘟囔一句：晦气！或者又是这位演员要赶下一部片子，所以导演只好让他死了。欧阳兰玲想想都觉得特好笑，人生如戏，是不？
学医不是欧阳兰玲自己的选择，当初报考医学院校是因为父母说医生是个不错的职业，不管怎么变化，医生都不会失业。但年轻的欧阳兰玲并不知道医生面临的是沉重的生命真相。那些真相不是电视剧，不可以重演，生命是现场直播，那些死亡是很痛很凄凉很崩溃的。局外人是感觉不到电视里的剧情是多么煽情和虚假的。
这天，内科住进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肺癌患者，据说是多次住院了，这是欧阳兰玲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癌症患者，每次查房时，她总是好奇地站在老师身后，一边听老师的查房意见，一边看这位患者。除了清瘦些，这位老人和其他病人没什么区别，他总是很安静地打针、吃药，没有任何其他要求。倒是在身边照顾他的女儿常常面露悲凄，背着他和其他病人家属诉苦，说什么受罪，来日不多。欧阳兰玲丝毫感觉不到死亡和这位老人有什么关系。
一天，护士在给病房的危重病人做床前护理，给病人剪指甲。护士们都是些年轻人，在家里哪个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呵护有加。但她们的工作就是这样，不论病人的手脚有多么的不洁净或丑陋沧桑，都得细心护理。刚剪完指甲，陪床的一位年轻男子靠在床头嬉笑着调侃：“美女，也给我剪剪指甲吧。”
小护士无奈地瞧他一眼：“你好手好脚的，自己剪。”
“别呀，我没有指甲剪。”小青年故意说。小护士涨红了脸，不知道怎么应对，气愤地端起治疗盘转身走开了。
欧阳兰玲愤愤地瞅了小青年一眼，心想如今患者把我们医护人员当什么了。正气愤中，一转身看到那位肺癌患者精神挺好，正拿着一个红苹果吃着，一副食欲大开的样子。欧阳兰玲心情突然好转了，觉得这肺癌并不可怕。
下午刚上班，肺癌患者病情急转直下，立刻被送进了急救室。透过急救室的玻璃，欧阳兰玲看到那位老人因为闭气无法躺下，强直地坐在床上，大口喘气，大冷的冬天，满脸满头都是汗，面色苍白起来。老人用一种哽咽的声调哀求：“医生，救我！救我！”随后老人的脸孔越来越扭曲。氧气、心电监测仪器、开通输液通道……所有的抢救都用上了，还是无济于事。
医生摇摇头，在抢救室外对病人的女儿说：“晚期，迟早有这天的，所有的药都没太大作用。”病人的女儿哭泣着说：“我们回家，父亲早说了不要死在外面！”女人踉跄着跑进病房，用颤抖的手试图安抚烦躁而意识恍惚的父亲，对他说：“我们回家，回家了一切就都好了！”
戴着口罩的欧阳兰玲眼泪突然奔流而出。看着病人在女人的哀嚎里被众亲属抬出了医院，欧阳兰玲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死亡。
早晨，儿科病房护士办公室例行交班，我穿上工作服进去的时候发现大家正议论着什么，“天下哪有这样的妈？为了自己的身材不喂奶，好好的孩子生下来8斤重，如今却落下了3斤。”
有护士笑着说：“现在的女人都赶时髦，只知道爱惜自己。哪里像我们结婚成家了就没了自己，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和老公。”另一位护士冷笑起来：“瞧那女的，矮矮胖胖，长得又丑，还不给孩子喂奶，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听了半天我才明白原来昨晚新生儿急诊病房来了个8床，大家正在声讨8床的母亲。交班时才知道8床是个重度营养不良和新生儿肺炎患儿，告病危挂了红牌。
我们儿科里的营养不良患儿，过去基本上都是农村孩子，多因为经济条件差和喂养不当，县城里的孩子是很少见到营养不良的。大家看到8床亲属的衣着打扮并不寒酸，于是很不理解，据孩子的祖母说，孩子在我们医院生下来的时候是8斤多的大胖小子，他母亲怕喂奶影响身材拒绝喂奶，只好喝牛奶，可孩子一喝牛奶就拉肚子，渐渐的越来越瘦，一个多月的时候孩子不像别的孩子那样活络。半个月前孩子感冒了，本以为没什么事，可吃了药病不见好，渐渐食水不进，才抱来医院。
躺在温箱里的婴儿已是皮包骨头，呼吸微弱，几乎没有反应，像个丧失意识的小动物。由于重度营养不良，婴儿全身的皮下脂肪几乎消失，四肢活动能力也都消失了。早晨护士为他擦洗后悄悄地说：“8床像软瘫一样，手脚肌力都没有了，刺激根本没有反应。”的确，从入院到现在，孩子小脸苍白，眼睛一直闭得紧紧的，连看看这个世界的力气都没有，频频呼吸衰竭，靠氧气、输液维持生命，目前处于全身衰竭状态。即使抢救过来也不能保证没有后遗症，况且目前情况濒危。主治医生向家属交代了病情后，家属态度变得异常恶劣。
其实我明白家属是不抱希望了，却因为“钱花不少，病没见好”找麻烦，特别是护士去做护理的时候常挨家属的数落。县级医院就是这样，没有好的封闭式管理，加上住院的危重病人多来自乡镇农村，所以患者进医院常常只交一两天的医药费，护士不得不在早晨催款，医患之间经常有一些不必要的矛盾。8床到了第五天都没有好转的迹象，家属开始拒绝交费。护士再三解释，家属勉强掏出两百块钱，并告诉我们钱全在这里了，再没有了。这两百块钱仅够医药费和温箱、输氧的，而8床是随时要抢救的，到时候抢救费一分钱都收不到。
这天晚上恰好是我值班，8床到半夜又出现了呼吸暂停，经过人工呼吸和药物治疗后恢复了，但是呼吸很不平稳，用眼睛根本观察不到他的呼吸。听诊器之下小心脏居然还是那么有力，虽然他没有语言和行动的能力，但小心脏还是热烈地跳动着生的渴望，仿佛有个声音在说：生命之门，脆弱的我已经无力开启。可是，世上最爱我的亲人们，千万别轻言放弃。请帮助我去推开生命之门吧，即使只是一条小小的缝隙，也能让我在生命之光中沐浴着远离尘世，却不是在关紧的门前绝望地窒息。
从一点到五点，半小时一次的抢救中，孩子的父亲哭着说：“医生，别再让他受苦了！”孩子的祖父说：“就是抢救过来，将来苦的还是父母，我不怪你们医生。”当我命令护士加药时，家属开始阻挡，我没有理睬他们。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作为医生我怎能放弃？
孩子的母亲哭得昏沉沉的，被家人搀扶到另一间病房里休息去了。所有的人全为那个伤心的母亲忙活，任由孩子在温箱里微弱地听天由命。我和护士站在温箱前默默无语。一会儿孩子父亲来叫我去看看孩子的母亲，说她太伤心了，怕有什么不好。那母亲闭着眼睛，被亲属簇拥着。我拿听诊器放在她敞开的胸口上，大冷的天，她居然只穿一件薄羊毛衫，透过敞开的胸可以看到丰满的乳房。可惜，她的孩子却没能吃上一口。
一位诗人说过，上天赐给婴儿珍贵的粮食，并将之藏在孕育者的身上，只有爱才能实现双方的渴望。我记得女儿半岁时，我在儿科门诊上班。炎炎夏天，病人很多，我常常无法脱身给女儿喂奶。透过窗户，我母亲抱着孩子在马路对面望过来，孩子饿得哇哇直哭。我的衣服和眼睛一起湿润了，同为母亲，我实在不能理解。
当孩子的呼吸恢复有所好转的时候，我也得以去值班室小憩。他的父亲主动找我签字同意放弃治疗。早晨，保温箱空了。护士说是孩子的家属自己拔掉了输液和氧气，把孩子抱到普通病房去了，可孩子到现在还有呼吸呢。
他一定是舍不得这个繁华的世界吧，尘世的纷杂脚步里还没有留下他小小的足迹。过了两天，我听说他走了，在一个夜晚无声无息地停止了挣扎，据说连最后的呻吟和哭泣都没留下。这是所有人包括他的亲人都预想到的结果。生命像一滴泪珠，流出来的时候就注定要坠落。可是，我知道他曾努力过，在所有人都放弃他的时候。
有一天我和女儿去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菜往回走，身后传来一声呼喊：“医生……”，我没有回头，因为我离开临床好几年了。可是那声音却一声一声地朝着我们的方向赶过来。我回头看是一位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满面笑容地冲我嚷嚷：“苏医生，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那个被你救活小孩的父亲啊！”我仔细一看，原来他是那位当年为了孩子留在县城打工的农民父亲。他的儿子当年得了乙型脑炎，告病危。
他们生活的乡村离我们这里很远。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地医疗条件很差，我们人民医院是县第一医院，没有急救车。那时候的危重病人只能靠人抬到镇里，再搭车来县里。这样常常耽误了患者的最佳抢救时间，所以来我们儿科的脑炎患者多半都是重症。当时这位父亲的独生儿子也是，他每日守着昏迷中的儿子寸步不离，而且是向我们医生要求了解病情最频繁的家属。后来，孩子慢慢好转，住了相当长时间的医院，一直到病情完全好转才出院。
看到我记起他，他很高兴，很认真地说：“我一辈子忘不了你。当时急救室住了几位乙脑的患儿，只有我的儿子抢救过来了。”还一个劲地表示感谢，并告诉我他儿子现在20多岁了，以前在温州打工，靠自己的努力现在也算是个小老板了，小日子过得不错。我由衷地替他高兴，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儿子的情况。看到曾经的患者如今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的确有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但是，更多的是温暖和感动，为这位患者的父亲。几年前，我常常在街头遇到他，他不是做小工，就是当搬运工。有时候衣衫褴褛，有时候一身泥水。但是只要看到我就会很亲热地迎过来，多远也要大声叫我一声，总是道一声感谢，这声感谢一遍遍复述，让人心温暖。
其实，那时候我刚刚成为一名住院医生，医术谈不上多高超，有的只是年轻人履行誓言和理想的激情。当时，急救室住的几位病情凶险的乙脑患者，后来恢复最好的就是他儿子。这位父亲在明白了因为住家偏远耽误了孩子的救治后，毅然留在县城打工，并把儿子带在身边读书，当时的县城，打工是新的职业，都是最苦最累的活。这位父亲认为孩子经历这样的生死考验后，只有停留在县城，才能拥有健康的保障。
这也让我想起关于医疗公平的问题，那个年代，恶劣的医疗条件会耽误多少生命，发生多少悲剧。如今交通便捷，医疗条件好起来了，这样的危重患者越来越少了；随着大家对医疗知识了解得越来越多，疾病防疫也走上了正轨。人们的健康可以更好地得到保障。但不能忽略的是，医疗纠纷却越来越多。医生似乎不再是救人的圣人，更像是杀手。治好患者是应该的，只是做好本职工作，一旦出现问题，如果死亡，就意味着医生和患者站在了医疗的对立面，所有的面目都被仇恨和愤怒淹没，血腥、伤害纷纷登场。
医生这个职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成为“风险大”、“压力大”的代名词。医生得到的尊重越来越少，那句饱含真情的“医生”的呼唤也已经消失。于是，这位十几年前患者父亲的惦记和感恩才弥足珍贵，让我感到温暖和感动。
我的一位医生同事得了癌症，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失去了手术的机会。
她才四十出头，在医院里工作，面对的总是死亡、疾病、伤痛。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们触目惊心。她半生奉献给了医院，去大家都不愿意去的科室——儿科，做大家都怕的工作。刚刚获得了荣誉，在那份我为她写的事迹材料里，那些数字只能用坚持和真实的时光衡量。可是，这一切都比不上生命的脆弱。当媒体和普通百姓在处处揭露医院的黑幕，把我们医务工作者当作杀手的时候，没有人意识到疾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记得我在临床上班的时候，正是90年代初期，县级医院条件简陋，县城供电设施陈旧。那时候我的这位同事是我们儿科的护士长，儿科在医院里是脏、乱、穷的代名词，头皮针又是考验所有护士的技术活。不管是半夜还是节假日，总有她瘦小的身影。记得一次我们在深夜抢救三度营养不良的患儿，患儿因为休克症状血管不充盈，住院时间过长，注射血管基本都被破坏，很难找到可以进针的血管。可是，不能进食的孩子无法输液就无法维持生命，当时医院还停电了，作为护士长的她蹲在病床边整整半个多小时，就着烛光耐心寻找、进针，直到救命的液体流进孩子幼小的身体。这样的姿态其实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常态，没有人会去抱怨，因为面对的是宝贵的生命。
随着医院的发展，儿科依然是医院效益最低付出最多的科室，谁都不愿意担任护士长，又是她放弃了舒适的科室回到儿科，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生病住院。以身作则、全力以赴、任劳任怨、乐于奉献是大家对她的评价。二十多年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就这样奉献给了自己的岗位。可是，此刻，她却得了癌症这样可怕的疾病。
随着时光流逝，感受最深的除了全民医保带给人们的生命保障，就是日复一日增加的医疗纠纷。不知不觉中，我们和普通老百姓站在了对立面。患者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医疗，对医生不信任。医院只要出现死亡就得赔款，只要有差错就是故意犯罪。患者成了消费者，生命成了可以用物质衡量的商品。不久前，一位久病的老人对不耐烦照料他的子女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如果孝顺我，我就死在医院里，到时候你们还可以捞一笔钱，你们对我不好，我就回家死，你们什么也得不到。”一位同样面临生命消亡的患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握紧手，一起抵抗疾病，而要让彼此站在遥远的对立面孤独抵挡？是什么让医者仁心被社会丑化成罪恶的常态？
交班、接班、白天、黑夜，我们在劳累中把握着生命的轮回；在病患家属的期待和埋怨声中，我们依然守着一个个病人，直到我们温暖的心上长满了被伤害的老茧。我们从来没有双休日的概念，有的只是冬冷夏热的三班倒。我们的青春被疾病和伤痛打上永远的背景。可是，我们也是普通人，我们也会在疾病的袭击下脆弱倒下。多么希望，这一刻世界上所有的同胞能给我们一份祝福，因为疾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作者：苏涛 湖北阳新县人民医院 保健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