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Taylor，1856年3月20日～1915年3月21日）是积极推动工业效率的美国著名机械工程师，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早诞生的管理顾问之一，其提高效率的开创性理念对美国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1890年～1920年）产生了巨大影响。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凝聚了他毕生研究的精华，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科学管理之父”。
泰罗出生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律师，母亲是坚定的废奴主义者。泰罗从小以父亲为榜样，立志成为一名律师。1874年，18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哈佛大学，可惜当时视力突然下降，无奈之下，他忍痛放弃学业去工厂做起了学徒。天资聪颖加上家庭背景优越，他很快成长起来，当上了米德维尔钢铁厂（Midvale Steel Works）的总工程师。在工作中，他很早就注意到工人并没有努力干活，也没好好使用机器，导致工厂的劳动力成本过高，于是开始想办法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
泰罗认为，一份工作可以分解成许多步骤，每个步骤都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测量、计时和标准化来使工作效率和生产利润最大化。泰罗科学管理系统的核心是，完成一项任务的最佳方式是唯一的，保证每一位工人都按最佳方式工作是管理者的责任。他说：“过去，我们需要一流的人；未来，我们需要一流的系统。”
丰田公司是认真实践泰罗主义（Taylorism）原理的成功案例，他们在汽车制造业上的确提高了质量、杜绝了浪费、降低了成本。如今，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的经济压力与日俱增，为了仿效丰田的成功，便开始慢慢接受泰罗主义的熏陶。
泰罗主义的倡导者在宣讲会上告诉临床医生，治病救人应该像制造汽车一样采用标准化系统。不久，一些医生果真看到拿着秒表的医院管理者出入于门诊大楼和急诊科，掌握看病的时间，以便确定理想的医患沟通模式，把医患沟通标准化。
只怪时间太紧
医院的管理者并未满足于拿着秒表计时，他们随后引进了电子病历系统，孜孜不倦地追求医患沟通的“最佳方式”。电子病历系统一方面让患者的病历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共享，提高了医生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让药物相互作用的不良反应可以上报，提高了治疗的安全性，这些变化无疑都是好的。然而事实上，在电子病历出现后，一切诊疗工作都开始围绕电子病历展开：医生和护士必须问针对性的问题，把电子病历上该填的空都填满，最后拿出漂亮的数据让掏钱买单的人心服口服。这时候，在平均一位患者15分钟到20分钟的门诊时间内，恐怕不太可能让医生慢条斯理地提开放性的问题，同时细心体察患者的疾苦。患者来到门诊后首先拿到的常常是一张单子，上面有一长串的问题，虽然整个看病过程可能省下了宝贵的几分钟，但看病变得像流水线一样索然无味。护士和医生也曾在调查中反映，电子病历增加了临床工作量，占用了他们和患者的交流时间，转移了他们对患者的注意力。
医生当然明白时间宝贵，患者也知道浪费时间的后果。一位患者曾在体检前准备了几个问题，想问问医生，还特地写在纸条上以免忘记。结果呢，到了医院完全没机会开口，心里别提有多难过。医生说了没空，必须先处理一份标准化的清单，要讨论其他问题请她另外再约个时间。
一些学者相信，泰罗主义的标准化模式和丰田汽车的生产过程不能直接照搬到医学上来，至少在很多方面是行不通的。如果患者是汽车，那他们就是各式各样的汽车，使用年限不同，零部件的毛病五花八门，有的被修理过但又坏了。这些汽车会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吵嚷，说出各自的喜好，明确表达想啥时候修理，怎么修理，或者干脆不修算了。但人毕竟不是机器，患者在遗传上、生理上和文化上都和机器有着本质区别，理应受到高规格对待。在很多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癌症等等，一些专家都不同意有最佳方式一说，相信不少业内人士都深有同感。
诚然，医学在某些方面的确受益于泰罗原理。严格执行标准化操作流程减少了院内感染，及时治疗脑卒中和心肌梗死等疾病已经成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在这些领域或许有可能摸索出一套最佳方式，但要在整个医疗界推行这种模式恐怕不行，尤其是那些需要动脑筋、关系到认知的工作，比如准确询问病史，综合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作出诊断，权衡治疗方案对患者个人的风险和收益等等。好主意不能凭空产生，需要时间来酝酿，而泰罗主义制造的时间压力是让医护人员犯认知错误的温床，最后导致医疗过失，得不偿失。
说好的幸福呢
科学管理理论在诞生之初最受人欢迎的一部分是，效率提高、标准化程度上升不仅可以在更低的成本上得到更好的产品，而且可以让工人有更多的闲暇时光来享受生活。
美国“管理学第一夫人”莉莲•吉尔布雷斯（Lillian Gilbreth）和丈夫弗兰克（Frank）曾经支持在工人中进行工时标定（motion study），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声称节省下来的时间都是为幸福准备的。与此类似，一些著名的决策者也宣布，在医学界实行科学管理可以解放医生、解放护士、解放医疗工作中的所有人，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患者。事实上恰恰相反，所有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不但没有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反而更忙了，留给患者的时间更少了。有从医经历的人都说，他们在工作中体会到的最大的快乐，享受到的最大的褒奖往往是在和患者随心所欲地畅谈，花时间聆听患者的忧愁与喜悦后换来的。
在泰罗主义的时间压力下，在以效率为名进行的科学管理下，受到束缚的临床医生不但没有得到那些幸福的时间，反而对工作越来越不满意，越来越力不从心。不少医生离开临床岗位，只为了可以自由把握工作进度。一些医生选择提前退休，坚决不向政策妥协。他们相信，慈悲为怀的临床工作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岂能为了多看几个病人多挣几个钱而把时间压干榨尽？还有一些医生转而投身管理行业和咨询行业，指导其他医务人员如何在做好本职工作时不被工作压垮。
故事未完待续
正如泰罗本人通过向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实现了自我提升一样，医学界也有一个新兴行业正在成长，专门制定规则、执行规则，而且利润丰厚。截至2014年，美国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已经在美国完成了一千多项绩效评价。2015年5月19日《美国医学会杂志》报道称，医疗保险行业琢磨出的这些评价指标虽然很多都没什么实际价值，但指标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学家Martin Samuels直言不讳地说，许多大力推行医疗行业效率和标准化的人，尤其是那些言辞最为慷慨激昂者，其实都带着某种程度的伪善。这些人的背景虽然各不相同，可能是保守派、自由主义者、科学家、商人、医生、政治家等等，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得到的医疗服务与众不同，不要效率，也不要标准化。他们想得到的其实也是其他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医生和护士不受时间限制的关怀，在检查和治疗上不走常规流程，而是作为个体受到特别照顾。
尽管这些事情大家都心照不宣，但医学院校在潮流面前没有坚定立场，在第一学年就开设了相关课程，向医学生积极灌输泰罗主义和丰田公司的精益之道。医学生日后走上临床，自然怀着一种凡事标准化的信念，相信任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都存在着唯一的最佳方式。然而从住院医生培训阶段开始，他们就会发现临床工作并不是这样。一旦开始接触患者，对患者的健康负责时，就有许多新鲜事物摆在他们面前，和课堂里学到的知识大不相同。只有真正投身临床了，他们才能深刻理解什么时候需要调整治疗方案，什么时候需要个体化处理。他们也终究会领悟到，一个人不是只生一种病，而是常常一身多病，这才是最客观的现实。人类的生物学特征多种多样、鲜有雷同，社会和文化的大环境也会对个人的健康产生影响。更要命的是，就算医生向患者讲明了一些事情的利弊，患者也可能无动于衷，固执地坚持个人喜好。凡此种种无法标准化的事情，都是对泰罗主义教条的对抗。
不可否认，医学泰罗主义的初衷是美好的——提高医疗质量、加强用药安全，只是它偏偏走了一条极端的道路，让人叹息。为了卫生事业后继有人，我们还要继续培养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为了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我们还要继续为患者排忧解难，这都需要我们拿出非凡的勇气和意志力，坚决抵制泰罗主义对医学的全面渗透。有志之士正是这么做的。2014年9月，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推出了一项议案，支持在卫生事业中推迟实施电子健康档案《有意义使用》第三阶段（Meaningful Use Stage 3）。所有医务人员都必须清楚，在医疗工作中什么时候该讲究效率和标准，什么时候该提倡个体化。好的医疗服务都是要花时间的，很多疾病的治疗都没有唯一的最佳途径。泰罗大师在工业界的影响力固然无可厚非，可惜在医学界犯了个错误。他不知道，在医生和患者眼里，“人”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而不是系统。
(作者：邱梅、白蕊)
参考文献：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6;374:10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