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试验虽然只占整个医疗支出的3%～5%，但却影响了医疗决策的70%。然而，对于那些被忽略的疾病（即“冷门”疾病）而言，每年用于其研究的资金中，只有不到5%被投入到诊断领域。这些疾病常见于不发达国家，包括了疟疾、利什曼病和结核等热带传染性疾病。
2014年2月，美国联合其他26个国家共同启动了一个项目——全
球卫生安全议程（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旨在预防及处理传染病的暴发，以防止其全球扩散。该项目将着重于改善疾病监测、针对各种病原发展诊断试验。尽管这一行动认识到了发展新型
诊断实验的必要性，但整个行动的经费对于其所设定的数量繁多的任务而言却并不充足：美国疾控中心和美国国防部今年的投入是4千万美元，预计明年将达4.5
千万美元。
相对于治疗手段的研发，对诊断技术研发进行适当的投入将给健康结局带来显著改善，但科技公司需要得到激励，以促使他们进入这一资金不足的领域。在《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新式诊断工具研发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novative New Diagnostics，FIND）的主席Mark Kessel对如何解决诊断产业面临的挑战给出了建议。FIND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其宗旨是整合各种公立和私立研究机构的力量，开发新一代疾病诊断技术。
诊断方法的革新无疑将改善患者结局，对于那些冷门疾病而言，这种诉求显得尤为强烈。因为现实情况是，针对这类疾病的诊断实验或者没有、或者太贵、或者太复杂，以
致在偏远地区根本无法开展，这也是导致这类疾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主要原因。例如在南非、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等22个国家，尽管有抗生素，但结核这种由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造成的疾病却依然高发。结核的有效控制依赖于快速的诊断和对活动性病例进行治疗。分辨出一个人是否感染了结核分枝杆菌、是否已经进展到了
多药耐药株感染的地步，对于治疗措施的正确决策非常重要，也是及时为病人接触者提供保护的关键。
再
来说疟疾，尽管这种疾病现在已经能够被正确检测、有效治疗，但它对全球仍然是一种威胁，因为世界上许多疟疾区域还无法采用最先进的诊断措施。没有特异性的
分子学诊断工具，就很难在疟疾早期阶段对其进行快速诊断，因为疟疾的症状与其他很多疾病相似，不容易鉴别。而在低收入国家，这些非疟疾所致的发热性疾病占
了儿童可预防性死亡的很大一部分，这意味着正确地识别出这些疾病，随后给予积极治疗，便有望降低儿童死亡率。然而，对相关病原菌密度和分布的不了解，以及临床即时诊断的缺乏、没有筛查项目的开展，都使得这些原本可以被治愈的疾病不能被识别，从而得不到有效治疗。
非
洲锥虫病（昏睡病）的诊断和治疗仍然非常困难，因为现有的分析仪器在这种病肆虐的偏远、贫困地区都不起作用。这种疾病在感染早期很少表现出特异性症状，往
往是在疾病发展到了更严重的阶段才会被检测出来。而到那时，就要用价格既贵、毒性又强的药物来治疗了。同为寄生虫病的利什曼病在全球98个国家都有流行，
每年约5万人死于该病。近3.5亿人笼罩在可能感染该病的阴影之中，一部分患者则可能继续成为疾病传播的“病源体”。而该病目前的诊断方法是侵入性的，对
患者而言创伤大、花费高，这阻碍了其对临床结局的改善作用。另一种寄生虫病——查加斯病（美洲锥虫病）的患者如果不及时治疗，感染将伴随终生。而作为治疗前提的诊断，目前却并不能应对这一疾病带来的挑战，因为在该病流行的偏远地区，诊断实验或者无法开展、或者太过昂贵。
没有正确的诊断，就没有恰当
的治疗。因此，站在全球卫生事业的角度来看，可靠的诊断检测对这些“冷门”疾病来说至关重要。尽管政府基金和私募基金都致力于给资源匮乏地区提供公平、及
时的医疗护理，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诊断措施，数百万患者就这样与有效治疗失之交臂，而这又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的医疗支出，给他们本就有限的承受能力加上沉
重的负担。
一项诊断实验要想适用于资源
匮乏国家，必须具备几个特点，正如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在其指南中所罗列的那样：负担得起、兼具敏感性与特异性、用户友好性、强大而快速、设备免费以及可交付使用。此外，一
项新的诊断技术要想成功投入使用，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合作：开发出该诊断技术的公司、医疗产业，以及地方政府的卫生部门。不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再加上长期缺
乏资金，就不难理解厂家为什么不愿意对这些疾病的诊断领域进行投资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冷门”疾病的诊断领域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公共部门，还有较少的一部分来源于慈善捐款。尽管正确的诊断对患者的健康结局意义重大，而且可以减少医疗支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利益，但目前这一领域的资金情况却不容乐观。
1. 证明诊断能够带来经济利益
应该好好教育医疗卫生基金的
主要捐资人，让他们知道诊断对于抗击“冷门”疾病的重要性。如果政府和慈善组织都能够理解诊断给全球健康带来的经济利益，他们就更可能给诊断研发追加资金
投入了。投资人尽管可能会认识到可靠的诊断对治疗的价值，却可能仍没有充分认识到诊断对减少资源匮乏地区卫生体系总体支出的价值。
尽管第三世界国家对诊断研发的投入已经从2007年的6.2千万美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1.18亿美元，但这一增长对达成由各国政府组织一致支持的全球健康目标而言还远远不够。仅就疟疾一项，据估计其资金得增加4倍，达到每年5千万，才可能达成世界疟疾团体所设立的目标。尽管世界卫生团体主要关心的是被忽略疾病所致的死亡人数，但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of life years，DALY）
也是一种很有用的计算疾病负担的工具。DALY不止考虑了生命的数量，也考虑了生命的质量，每一个DALY的损失都意味着一个健康生命年的损失。如果我们
想告诉别人强大的诊断会显著降低总体医疗成本，就必须精心设计并开展研究，把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散播给相关的资金源，当然是要经过消化了的、易懂的结果。
2. 吸引新的资金源
诊断研发的资金来源主要集中
于公共部门，而慈善机构则主要限于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必须想办法吸引其他的资金来源，给诊断领域带来更多资金。例如，在南非及
其他一些被忽略疾病盛行的国家，矿业的经济利益与劳工健康直接挂钩，由此可以列举为什么一家公司出于利益的考虑应该投资传染性疾病的诊断。比如，一项很容
易就能识别出雇员是否感染了结核的检测可以通过防止疾病在雇员间的传播而给一家公司带来利益。
在
结核等疾病流行的国家，必须说服政府部门为了国民的利益投身于诊断研发的大潮中来。既可以直接投入资金，也可以代之以其他资源，比如用由政府掌控的设施、
场地来支持临床试验。来自政府的直接支持是研发经费的重要一环。以中国政府为例，为了帮助本国企业与其西方同行竞争，中国政府不仅提供了实验室场地，还投入了价值8.3千万美元的诊断试剂，包括分子的、生物化学的和免疫的试剂，并指出将再投入1.03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
3. 建立激励机制 吸引厂家
必须激励诊断领域的厂商进入“冷门”疾病这一市场。总体而言，发展诊断技术的投入远比发展治疗或疫苗为低，但仅凭这一事实还不足以吸引厂商进入这一市场。如果能够建立诊断产品开发合作伙伴（product deveopment partnerships，PDPs），给厂商提供科学及注册方面的专家，并给予资金支持，就可以帮助厂家降低诊断开发的成本和时间了。在这种协助下，那些规模小或者新成立不久的企业产品上市的步伐将得以加速。
就像发展“冷门”疾病的治疗时那样，在资源匮乏地区对诊断施行先期市场承诺，将为企业搭建一个发达国家之外的更大的市场。当政府或其他金融实体同意为新的诊断技术买单时，就会激励企业去发现、探寻技术的革新。而只有在新的诊断技术被开发出来后，政府等机构才会产生支出。
4. 资金向PDPs集中
资金应直接投给已经成功为“冷门”疾病开发出了诊断技术的PDPs或其他实体，以便让企业补充他们的专家及其他资源，例如疾病样本库、临床试验专家和监测服务。
临床即时诊断要想在第三世界国家获得应用必须克服重重障碍，其最终的成功应用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协作，涉及从诊断实验设计之初到其最后被疾病流行国家所采用的全过程。PDPs对处理这些复杂的事情有着合作机制和相关经验。
5. 促进PDPs间的协作
不同PDPs间的相互合作有助于共享他们各自的专家，由此得以促进诊断开发。全球结核药物开发联盟和FIND之间已经开始了这种合作，这使他们发现新的结核药物结合诊断方法的革新极有希望改善病人结局。
6. 加强捐资者间的资金协调
诊断开发的过程中，应该更好地协调不同捐资者间的资金投入，以避免有些项目资金过少，而另一些项目则重复开展，其最终结果是由于资源的缺乏，产品开发缓慢甚至终止。
达成协调的方法之一是政府、
基金会及其他捐资者间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网络，明确优先投资诊断开发，并在网络成员范围内推出项目投款指南。这一方法既能避免一个项目反复申请基金，又能
避免项目资金不足和重复研究。这一网络的建立使得信息分享有了可能，由此能作出更好的投资决定，此外它还是吸引更多投资人的一个载体。这种网络的一个例子
是PDP投资者联盟，该非正式网络由公立和私立组织联合建立，为发展健康相关技术的PDPs提供资金支持。
（作者：白蕊、沈颖）
参考文献：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14;6:226e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