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曾经和阴谋理论家发生过争执吗？如果有，其结果大多是让你感到自己很失败。因为阴谋家为了能够达到欺诈的目的，会将相反的证据驳回，甚至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阴谋家往往会沾沾自喜。不幸的是，面对这种傲慢和反驳，科学和理智有时会显得无能为力，而那些阴谋家的行为往往会被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视作是对现有理论的一种大胆探寻和挑战。
南非开普敦大学的艾滋病和社会研究中心教授Nattrass N在2012年7月28日出版的《Lancet》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认为这样的情况就真实地发生在南非的“艾滋病否定论”案例上。当面对艾滋病是一种阴谋的理论时，科学家、临床医生和艾滋病激进分子都分别找到自己的位置。艾滋病阴谋理论宣称，HIV是无害的，是针对“艾滋病否定者”的一种人造生物武器，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是有毒的，围绕这种所谓的“病毒”所开展的任何科学研究只是药企（可能联合阴暗政治势力和机会研究者）发起的一种不可挽回的讹诈。
人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通常认为，阴谋理论往往是人们表现出无力面对现实时的一种反应。21世纪初，非常著名的例子是时任南非总统的Thabo Mbeki（塔博•姆贝基）和卫生部长Manto Tshabalala-Msimang（曼托•查巴拉拉-姆西曼）进行的一项阴谋，推动反对HIV科学，同时阻碍进行预防HIV母婴传播（prevention of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PMTCT）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应用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虽然宪法法院最终通过了治疗行动运动（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TAC）案，迫使查巴拉拉•姆西曼启动全国性PMTCT计划，但是在国会驳回姆贝基并同意执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之前，估计超过30多万南非HIV感染者因政府延迟执行PMTCT计划并阻挠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药物的临床应用，导致这批患者不必要的死亡。
2000年，姆贝基邀请了彼得-迪斯贝格（著名的艾滋病否定论领导者）到一个专家咨询小组，与HIV科学家们和临床医生进行“辩论”。艾滋病否定者推荐，应当中止HIV检测，并用各种替代治疗手段来治疗免疫缺陷，包括按摩治疗、营养、音乐、瑜伽和同种疗法。随后，姆贝基小组内的两个艾滋病否定者参与推动庸医治疗：罗伯特-吉拉尔多成为了营养救助计划的查巴拉拉-姆西曼的顾问；David Rasnick帮助Rath健康基金会进行了它们的“临床试验”。该试验要求患者停止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代之高剂量维生素。在TAC通过成功的法律行为终止该试验前，已有数名患者死亡。
艾滋病否定论之所以能够获得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认同，以下4个具有象征性和组织性的角色功不可没：“英雄科学家”为这项运动提供了科学合法的外表；“文化企业经营者”提供了虚假的治疗手段来替代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IV阳性的“存活的个例”看上去为某种不需要进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就能健康生活的观念提供了证据；“赞美歌唱家”，如新闻记者和电影制片人，宣传这项运动。当姆贝基上网了解艾滋病时，他往往碰到的都是一些坏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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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姆贝基遇到的人中，有一个是Christine Maggiore，一个HIV阳性且活得很好的个例样本，一个艾滋病否定论者。在Maggiore怀孕时，她还登上了《Mothering》杂志的封面，当时在她的腹部还用了红色圆圈标记着3个字母“AZT”。不幸的是，后来她的孩子死于艾滋病相关感染。尽管如此，对于HIV的发病机制和治疗学，Maggiore还是表示反对。2008年，Maggiore因双侧支气管肺炎和弥漫性疱疹病毒感染而死亡。
在南非就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进行斗争的早期，Nattrass教授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在一项有关TAC法案的听证会上，Nattrass教授辩称，PMTCT计划的费用将大大低于很多出生时就感染HIV的儿童的治疗费用。后来，根据计算推算出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将拯救很多生命但还是需要增加卫生资源之后，Nattrass教授推测，姆贝基对于HIV科学的荒唐反对可能是一个掩饰事实真相的政治烟幕弹，即他和财政部长不愿意通过提高税收或更改政府开支来帮助很多HIV阳性、失业的人们，后者因为太贫穷无法从私营部门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在一次对财政部官员的访问中，财政部长告诉Nattrass教授，他相信分配给卫生部的资源已足够进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但问题是他们没有使用。
此后，在南非艾滋病政策发展的2年中，Nattrass教授认识到财政部长（的话）是对的。每年财政部分配给卫生部足够的资金专门用于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但每年大部分资金都被退回，没有被使用。并且，随着抗逆转病毒治疗费用暴跌和药物治疗方案变得更能耐受和更方便应用时，那些不排斥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借口就越来越虚伪。2005年，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费用已经足够低，公共卫生部门节省下来的费用要大于他们提供治疗的花费（通过避免机会性感染）。然而，卫生部长查巴拉拉-姆西曼仍然无视专项资金，继续推动营养干预来替代抗逆转病毒治疗。最终，最高政治层面发生了变化，首先她的卫生部长职位被取代，随后姆贝基总统下台，为南非真正开展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PMTCT计划注入了能量。
很多舆论人士认为，姆贝基和查巴拉拉-姆西曼的行为表示一种声音或态度，即非洲人对于“西方”医学和非洲艾滋病流行的种族主义建设抵抗表示怀疑。这些信息从他们的演讲和著作上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比这更复杂的是推动他们反对HIV科学的阴谋论。姆贝基是对HIV科学表示怀疑，但不是全盘否定“西方”科学。查巴拉拉-姆西曼甚至还越过了更大的意识形态分界线，她到处传播取自于一本美国阴谋论家William Cooper的书《Behold a Pale Horse》的思想。Cooper是一个右翼自由主义者，他认为艾滋病流行是一种阴谋，是美国政府与外星人、犹太人、互济会成员和其他人共同合谋创造的。《Behold a Pale Horse》这本书不但影响了美国民兵和UFO学界，还影响了南非政府最高层，并且被媒体广泛讨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卫生部长应用政府的财政力量来推动这种荒诞的思想本身就是很奇怪的现象。
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可以表明阴谋论是如何产生共鸣和获得社会关注的。一项在开普敦进行的针对南非年轻成年人的调查显示，在邪恶力量（巫术）内，可能支持艾滋病阴谋论的是不支持的3倍。但是，领导人力量（来自政治和市民社会内部）对该观念的影响也很明显：据估计，相信查巴拉拉-姆西曼的人超过认可艾滋病阴谋论的人的四倍，但TAC让他们各占50%。向艾滋病阴谋论开火是困难的，但肯定不是不可能的。
在后姆贝基年代，南非的艾滋病政策得到了显著改善。然而，对医药企业的怀疑还是会导致人们很容易进入新型阴谋论。例如：治愈是可能的，但隐藏在背后的是，终身应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花费会大幅度提高。TAC还会继续良好的“治疗知识”计划，但它的资金环境正在日益严峻。全球经济放缓不仅减少了所有非政府组织的资金，包括TAC，而且已成为了其自身成功的牺牲者：正是因为艾滋病政策的改善，TAC资金支持不再被认为是优先选择项目。但是，与艾滋病战斗的科学方法还在不断探索中，国家和个人层面都在战斗。如果南非没有一个强势的TAC，艾滋病阴谋论可能会再次抬头，并付出高昂的HIV预防和治疗代价。（作者：王敏骏、刘荣军）
参考文献：《Lancet》2012;380:33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