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影响法官判案的因素有很多，如作案动机、作案手段等等。但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将生物学因素（如精神病患者）考虑其中的情况，虽不新鲜，但也并未推广。生物学因素是刑事量刑的新趋势，它或可成为法官对嫌疑人违法犯罪从轻量刑的因素之一。这似乎更合乎法理人情。但与此同时，有人提出，这一做法也隐藏着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近期，来自美国盐湖城犹他州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Lisa Aspinwall、哲学系教授James Tabery和法学教授Teneille Brown等人进行的一项研究说明，那些由于生物学原因而罹患精神病的嫌疑犯，的确会让法官在量刑中或多或少地对其有些宽容。这个发现令Tabery十分震惊。

    这篇由3人共同努力而成的报告中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在法庭上，行为的生物学解释是一把隐藏的双刃剑。Tabery解释道：“由于将犯罪嫌疑人与坏行为和注定犯罪硬性联系起来，这可被看作罪行加重的证据；又由于辩护人的行为不受自己控制，这也可被看作罪行减轻的证据。”

    Jonathan Donahue是一名典型的精神病患者。2008年，他打了汉堡王餐厅的经理，导致该男子永久性脑损伤。令人吃惊的是，Donahue被捕时没有丝毫悔意。据犯罪嫌疑人回忆，案发时，他用手枪连续不停地击打受害者后脑勺，其原因竟是“那个死胖子不停地哭泣”。入狱后，他向其他狱友吹嘘本次袭击经历，并在自己的背上纹了一个象征着那些快餐店卡通国王吉祥物的皇冠来纪念此次事件。

    在近期一项基于网络的研究中，181名来自全美国各州的初审法官仔细复查了Donahue案件的细节。该案件虽部分虚构但大部分情节来源于一个真实案例。所有初审法官都细读了一位精神病学专家的证词。该专家证实，Donahue已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其中一些法官同时也审阅了一位神经生物学家的证词，该专家提供了Donahue的基因检测结果。结果显示，Donahue体内的基因有特定的遗传性变形，该变形与暴力行为关系密切。神经生物学家也证实，其他精神病患者的研究结果已经肯定这类人在此种暴力事件中有脑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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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案件并非完全虚构。2009年，来自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大学的神经系统科学家Kent Kiehl教授于审判阶段为罪犯Brian Dugan辩护作证。该男子由于强奸并谋杀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十岁女孩而被判刑。Kent Kiehl的举动使他的同事异常吃惊。Kiehl证实，他的团队为Dugan所做的脑扫描显示，Dugan的脑活动出现异常，此种异常与精神病患者相一致。当时，Dugan的辩护律师Steve Greenberg告诉《Science》：“如果没有大脑图片的资料，陪审团将会在一小时内做出判决。”正因为大脑图片的资料，使得陪审团慎重考虑了10小时才做出死刑的判决。这类神经科证据或许可以使另一个本会获死刑的谋杀者豁免于刑罚。

    Owen Jones说：“目前，我们还很难推测生物学解释需要多久才会引入法庭，也很难想象，法官与陪审团将怎样权衡它们与其他类型证据。”Owen Jones是来自纳什维尔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法律教授，同时也是麦克阿瑟基金会在法律和神经科学研究网络的主管。Owen Jones认为Tabery等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地方是，该研究区分了生物学因素在虚拟案件及真实案件中的影响。

    很长时间以来，在刑事案件中，精神病被视为导致刑事案件情节恶化的因素。而该研究却证实，精神异常（神经病变/异常）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根本原因。此前之所以将精神变态视为导致刑事案件恶化的因素，部分原因是精神变态患者的性格特征中没有同情，如麻木不仁、傲气冲天，且毫无同情与悔过之意；部分原因是患有精神变态是最好的再犯预测因素之一。一些研究者将精神变态看作一种神经系统病变，即使它并没有列在主要诊断手册中。由Kiehl和他的同事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精神病患者与脑中特定区域的异常有一定联系，这些区域参与调节情感和行为。Kiehl说：“将精神病患者当作精神健康的紊乱来理解可以改变人们的审判观念。况且，正在发展的有效治疗手段将会更多地改变那些精神病患者。”

    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研究精神病患者的认知神经科学家James Blair却不认为这种研究结果适用于个体。他说：“将已发表的显示精神病患者的大脑与非精神病患者的大脑不同的研究应用于个体案例有一定的风险。”

    这项新发现引起了一系列后续问题，其中，何种状况下的生物证据可能影响量刑最为关键。就像现下许多情况一样，如智力障碍或创伤后应激障碍均可影响量刑。Brown说：“如果一个人可以拿出一些有关这些紊乱的生物学危险因素，或许可以获得更多的减刑。”

    宾夕法尼亚州刑罚和神经科学方面法学家Stephen J Morse说：“事实上，如果法官在真实案件中对生物学证据有所偏倚，接下来最显著的问题是，他们这样做是否恰当。我想答案必定是‘否’。例如，如果法律认为缺乏自身冲动的控制与量刑相关，那么其他缺乏对冲动控制力的因素，如心理学原因、社会学原因、占星原因或者别的其他辩护人不必负责的原因，是否也应该作为量刑的考虑因素？”

    由此可见，生物学因素在量刑中的作用还存在争议。可以推测，在未来的审判过程中，即使法官和陪审团真的被生物学因素所影响，此种影响也不会非常大。即使审讯中被告方提供了生物学证据证明嫌犯患有精神疾病，法庭是否采纳也是一个未知数。这是一项特定的研究，所以难以得出适合大众的广泛结论。因为该研究的结果不一定就适用于其它类型的精神疾病或其它的犯罪。另外，在量刑方面，美国有着广泛差异，没有进一步的研究无法得出一般性结论。（作者：袁雅玉、刘荣军）

参考文献：《Science》2012;337: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