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患了绝症会比普通人群更绝望，因为他们知道最终的结局。

一位44岁的女医生患上了复发性多软骨炎，这是一种罕见病，患病率为每百万人3.5人发病，有时她会自嘲说自己该去买彩票了。

而我的团队在短短的一年间见到了5例复发性多软骨炎患者。

正月初三，患者的姑姐，一位市级医院内科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患者呼吸困难，这个时候要求入院治疗，按我们过年的风俗，这一定是迫不得已，不然不会大过年的去住院。我赶快在医院准备好房间。

初四早晨夜班医生告诉我：“病人呼吸窘迫，严重缺氧，动脉血气分析显示氧分压小于40mmHg，60mmHg以下就是呼吸衰竭。”我倒吸口冷气：“急性呼衰，原发病导致的急性肺间质纤维化？不会是卡肺（卡氏肺囊虫感染）吧？”我命令值班医生迅速激素冲击治疗，并赶快服用复方新诺明。我看看老太太，无奈地表示过年到此结束。妻子和儿子尽管很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吃过午饭就风驰电掣地往医院赶。

到医院后发现夜班医生还没回家，可怜啊，已经在医院呆了30多个小时。别人过年推杯换盏、搓麻聊天、吞云吐雾时，医护人员在值班守夜，丝毫不敢放松。有人在两会提议过年休九天，达到万家和谐，我只能吐槽……

天气突然转冷，过节期间CT扫描只能去遥远的门诊楼下，我坚决放弃。转运过程中病人可能有危险，所以只能拍床边胸片。

放射科医生轮流值班，只能一名医生推着大机器满院跑，我干过放射科医生，知道其中的辛苦。然而我们上蹿下跳，轮番拨打电话，值班的小伙子最后都露出哭腔：马上就到！

初四当天激素冲击后，缺氧有所改善。第二天初五大雪纷飞，患者再次呼吸衰竭，已经憋闷得说话时语不成句，需要上呼吸机，联系ICU，值班的医生说没有空床，实际上一到节假日，急危重症相关的专业就特别忙。幸亏是同行，多方奔波直到晚上，才协调出一台呼吸机。

初六当天还算稳定，我在医院坚守一天，寸步不敢离开。

到了初八，患者病情又开始恶化，血氧下降到40多，真菌试验阳性，我把抗生素升到最高级，加上抗真菌药。病情没有明显改善，床边胸片显示双肺满布高密度影，风湿科最怕的“大白肺”出现了。呼吸机吸入氧浓度不断加升，有一天都加到100%，就是纯氧了，我查房时赶快下调：要是氧中毒，那更是无计可施。

病人带着面罩不能说话，跟我比划要笔，在硬纸板上写：放弃吧！求你了！眼泪不断从眼角往外涌出。一家人除了老公是经商的，其他都在医院，他们坚定地告诉我：什么措施我们都能接受，什么结局都认可。当病人脱离危险时，我突然想，要是老公也当医生，挣那点可怜的人民币，病人是不是就挂了？

病情危重，加上患者及家属的信任，我咬紧牙关，决心拼死一搏。但是每天查房看见病人呼吸窘迫的样子，无计可施，最后我发现不是在和疾病斗争，变成了和自己较劲。我到处求救，相关专家走马灯似地穿梭会诊。我的研究生班同学，现在一家省级医院当风湿科主任，正好要来济南探望老师，她帮我分析病情，一位在北京朝阳医院CCU工作的同学在微信上看到，也帮我出谋划策。

真菌试验数值不断升高，好在病人经济条件很好，我毅然决断上了抗真菌的王牌——卡泊芬静。又静脉冲击了一次甲强龙。在中国治病有时不是在拼技术，而是在拼票子。谁的钱多，谁的生存几率就大。

第二次冲击结束，偶然一天查房时发现监护器的氧饱和度未再下降，接连几天不断上升，并维持在90%以上。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一点点地下调吸入的氧浓度。接下来白天撤离呼吸机，夜间间断撤机，当有一天血气分析氧分压高达140时，我查房第一次露出笑脸。

感谢千佛山医院的同事：呼吸科李慧梅、张劭夫教授，ICU的姜志明医生，感谢我的同学浙江省人民医院风湿科主任李涯松教授和北京朝阳医院CCU崔向宁教授。感谢44病区的护理团队，精心护理，病人卧床一个多月没有压疮，没有尿路感染。

还要感谢患者家属，一个晚上护士少输了一瓶液体，当我们诚惶诚恐承认错误，向家属道歉时，家属大度地挥手放过。一个病区60位病人，夜班只有两个护士，还要不断巡视呼吸机，一旦断电或者出现其他情况呼吸机停止工作，后果不堪设想。每当早交班时看见她们疲惫不堪的神情，我都很是心痛。

病人今天顺利出院，前天她老公拉着我的手说：我没想到她还能站着出去。我连墓地都买好了，衣服已备齐了。80岁的老岳母听说后打滚痛哭。最后我只是希望能够拖过正月十六就谢天谢地了，否则今后几十年每当过年时，我都无法想象我们爷俩个怎么度过。

我听完他的话，不敢正面看他，跑到主任办公室里，关上门不断地擦泪。

(作者：王占奎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风湿免疫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