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从事转化医学研究的人大都承认，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但他们同样清楚，他们的艰苦努力换来的将是带给病人的真正改变。所谓转化医学，是指协调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以此来发展新的药物、设备及其他医疗产品。尽管经济并不景气，但对该领域的投入却仍在增长，对熟练科研人员的需求也在持续增加。因为最近几年该领域得到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关注，由此，转化医学给研究人员带来了很多机遇，让他们能够在生物医学领域开创一番事业。

石锐，四川成都华西医院骨肿瘤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他第一次听到“转化医学”这个词是在2008年，当时他在医院的技术转移办公室短暂任职。无论是医院还是地方政府机构都给转化医学留出了资金，石锐这份新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医院教职工介绍如何申请这些基金、以及怎样成功实施这样一个项目。他解释道，在转化医学中，“研究问题必须来源于临床需求，而这些临床需求也必须通过实验研究来解决。”“临床和基础必须相辅相成，最终带来的可能是一种新药、一个新设备或者是一种新疗法，总之是为临床问题带来新的解决办法。”

石锐说，主要的挑战在于临床和基础研究人员都更愿意用他们自己固有的方式开展工作。要想弥合临床与基础间的鸿沟，如他所在的研究机构必须找到方法，鼓励这两大阵营相互交流。

文化转变

李路明对此表示赞同，他说：“转化医学研究需要多学科合作，因此良好的环境至关重要。”他目前领导着北京神经调控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中央政府只是在近期才开始把建立这种氛围放在首位，但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产生影响。例如，李路明实验室的成员们已经与外科医生、工程师、基础科研人员展开了紧密合作。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颁布了创建五家转化医学中心的计划，在那里，基础科学家和临床医生们将肩并肩一起工作。

它们中的第一家是国家转化医学中心，计划将于2017年在上海落成。这家中心的一栋建筑位于上海交通大学主校区，另一栋位于交大附属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副院长宁光表示，该中心“将促进基础与临床两方面技术与方法的融合，为转化创新做出贡献”。

这家中心将有50名项目首席科学家（principal investigator，PI）、300张床用于开展临床试验，其研究重点将放在癌症、代谢性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上。为了让产品尽快上市，“我们给制药企业留足了空间，我们会邀请他们在我们这里开办公室或者实验室”，宁光教授补充道。

为了营造一种跨学科的氛围，宁光希望他未来的团队成员能够“知识广博、对多个学科都擅长”。就此而言，远在成都四川大学的魏于全与宁光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是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临床医学的学生如果对转化医学感兴趣就应该丰富自己在基础研究上的经验，还应该在各学科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结构生物学、基因工程、发育生物学、免疫学、人体疾病的机理、化学、材料学等等”，他还补充道，与此类似，“基础研究的学生如果对转化医学感兴趣，就应该学习一些临床医学的知识。”

石锐也认为转化医学研究人员要想成功就得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你需要去发现临床需求……你还得知道实验室是怎么运转的、基础研究如何能提供解决方案。同时，你还要了解如何做技术转化这样的基本概念……以及研究结果最后怎样转化到市场。”他说。

另一个重要技能是沟通，李路明说，“我让我学生去医院参观、和病人交谈，这样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们。”

迄今为止，中国的研究机构更善于吸引有合适经验的基础科学研究人员，而不是医学科学家，王小凡说。他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医学院任药学及癌症生物学教授，并在我国五家新转化医学中心中的两家担任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他也注意到了中美两国医生待遇的巨大差异：根据一家新闻网站（Phoenix Innovation）2014年的调查数据，在中国，经验丰富的医生每年的薪资在5520美元～18480美元；而在美国，据另一家新闻网站（Medscape）2015年的报道，初级保健医生的平均收入就达到了19.5万美元/年，专科医生更是达到了年收入28.4万美元。结果是，中国的实验室基本上“没有人对组织临床试验真正在行，以至于当他们公布结果的时候，往往经不起国际专家的推敲”，王小凡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大学正在发展自己的M.D./Ph.D项目，并且在招募国内的执业医生加入研究团队。

很多新项目都开辟了自己的场地，好让基础科研人员跟临床医生在一起工作。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Shanghai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SIBS），据其PI同时也是华山医院副院长的毛颖介绍，“我们要求基础科学研究人员每周到我们医院工作一天，跟医生交流，以期找到解决临床问题的方法。”

中国特色的转化医学

在跟不同领域的同事协作、一同将创新成果推到临床的过程中，很多从事转化医学的人都看到了改善中国医疗卫生的可能。正如王小凡所说，五大新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真的很想针对一些中国高发的疾病招募人群”，比如卒中和某些消化系统癌症在中国的发病率就比美国高得多，对于很多转化医学研究所而言，找到预防和治疗这类疾病的方法是首要任务。

降低产品成本是研究人员另一个接地气的目标。李路明说：“我们想要的不只是能帮到城里人，还希望能惠及相对贫穷的农村，那里的人非常容易受价格影响。”

刘浩是石锐的同事，也是一名脊柱外科医生，他注意到进口的人造椎间盘每个要花费数千美元，于是他开始着手开发他自己的产品。最后，一家中国公司做出了样品，它不仅没有那么贵，而且跟市面上在售的人工椎间盘一样耐用，还更符合中国病人的解剖学参数。目前它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还有一些项目打算利用传统中医药的优势。比如李路明就在跟一位针灸镇痛专家合作，他们要开发一种可植入设备来模拟针灸的效果。这一设备目前正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以便为将来的人体试验做好准备。

中国转化医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临床试验招募大型患者队列相对容易。王小凡说：“你有庞大的人群可以收集样本，很容易获得足够大的样本数来进行统计分析。”

同时王小凡还强调，好的投资环境是转化医学研究发展壮大的一个关键要素。他说：“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已经比美国好多了，所以一大批在海外接受过培训的年轻人都艰难地做出了决定——回到中国，因为回去他们就能比较容易地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他相信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

余路阳就是这些回国人员中的一个，他目前是浙江大学的细胞生物学教授，2006年～2012年在耶鲁工作，先是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后被聘为associate research scientist。除了搞学术研究，余路阳还在忙着和另外三位杭州的科学家开公司，其中两人是他在耶鲁认识的朋友。这家初创公司发展的是一种预测动脉粥样硬化的检测，它能比以往的手段更早检出动脉粥样硬化，从而让医生能更好地预防不良结局的出现，比如心脏病发作或者脑卒中。提及已经从中央、省、市各级政府那里获得的启动资金，余路阳说：“我们觉得浙江给了生物医学很好的环境。”他已经开始培养跟私营企业的人脉关系，他非常有信心一旦产生更多数据，新公司将毫无困难地再次吸引来投资。

展望未来

201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克强总理概述了中央政府未来五年的经济计划，包括2016年科研经费增加9.1%，几个优先发展的领域包括脑科学研究、遗传知识的应用以及大数据。这一新计划“将极大促进中国转化医学的创新”，宁光教授说。他补充道，政府正在改革管理体系来让转化医学研究“更听话”。

项鹏是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名教授，他认为过去十年他所见证的转化医学的快速发展不只归功于政府的投入，还得益于大学的变革和研究人员自己。他解释道：“中国大陆的很多大学都已经制定了专门的政策来帮助教职工们加速转化，把基础研究的发现转化到实际操作中或者变成产品”，比如成立中心，把研究人员、医生和患者都聚集到一个屋檐下，再比如鼓励与产业界的合作。作为一种可以让患者直接受益的途径，这一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兴趣。

然而，中国转化医学的力量并非从零起步。一些国际上有名的中国研究人员数十年来一直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孙凌云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南京鼓楼医院的一名医学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孙教授一直在探索干细胞移植的可能性，过去15年他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异基因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是否能有效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狼疮。通过对近700名患者开展的临床试验，孙教授发现MSCs显示出了良好的治疗前景。这一研究项目也由此进一步吸引了来自制药公司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千万美元资金。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布局的五大转化医学中心揭开了转化医学运动的一角，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加强基础与临床间的联系。未来几年，北京的两家中心将融入上海国家转化医学中心，它们一家专注于老年医学，另一家则专注于罕见病和难治病；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国家分子医学转化科学中心将着重于精准医学和癌症；国家生物治疗转化医学中心则是位于成都的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部分。后者将于2018年或者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将在四川大学的主校区和医学校区占地近18万平米，届时将有500名职工在这里工作。这一新中心将重点关注基因治疗、疫苗及其他免疫疗法、单克隆抗体、工程T细胞、干细胞和再生医学、合成/（或）天然小分子药物，到时，这里将建成一条完整的关键技术链，从基因组学到创新药物的研发、中试生产、临床前安全性评价、临床试验乃至临床治疗都可以在这里进行。

此外，分子医学转化科学中心获得的初期投入高达1.25亿美元，它将致力于为以下这些问题找到答案：生物信号是如何被调节的？炎症性疾病以及癌症背后的分子学机制是什么？这一新中心将拥有最先进的设备，作为该中心主任，陈志南院士希望它能跻身国际顶级转化医学研究中心之列。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转化医学都是一项挑战。当被问及给年轻研究人员的建议时，孙教授说：“在成功实现临床转化之前，必须要克服很多困难和挑战，甚至是失败。”有个现成的例子，孙教授的团队花了7年时间开展动物实验来弄清楚MSC移植是否安全、最好用哪种干细胞来进行移植、正确的剂量和最佳时机这些问题，在临床试验开始前还要评价长期有效性。

但对于那些坚持下来的人而言，回报也是非常丰厚的。“尽管转化医学研究非常耗时而且极富挑战，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很享受这一过程。”项鹏说。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