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3年2月5日，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就精神疾病这一主题对美国国会发表了挑战性的讲话。肯尼迪表示，在美国，有更多的人受精神健康问题影响，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疗，消耗个人和国家更多的财政资源，给患者造成的痛苦也比其他健康状况更多。他强调，这种情况不能持续下去。肯尼迪表示，近年来，公共卫生在控制传染病上有很大程度的进步，类似的“大胆的新办法”需要用于“攻克”精神健康问题。他敦促社会要找到导致精神疾病和智能缺陷的原因，并消灭他们。他认为，在精神疾病领域，预防格外重要，“一盎司的预防比一磅的治疗更有价值。”那么，什么是肯尼迪希望根除的原因呢？首先是“恶劣的环境条件” 。

在今天，肯尼迪的预防性意见听起来有些奇怪。对于精神疾病，大多数人想到的往往是治疗（药物治疗或者心理治疗）、各种疾病的早期诊断、减少与精神健康问题有关的歧视心理等等。近年来，精神疾病的研究热点集中于精神疾病的神经起源，认为其本质上是遗传性的。除了防止特定的行为（如自杀）外，预防没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但事实上，在20世纪以及更早的年代，精神卫生保健的核心是预防。无论是回避愤怒、保持心理平衡还是抗拒手淫冲动等，精神疾病都被认为是可以预防的。在20世纪早期的几十年里，受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的理论的影响，“精神疾病是由家庭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这样一种观念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预防性的精神卫生战略在美国变得更加流行。由于大量新兵拒绝承认精神健康问题，美国精神科医生，如罗伯特·菲利克斯和威廉·门宁格，担心他们低估了人们患有精神疾病的相对数。如果将拒绝承认精神健康问题的新兵作为一个整体来代表美国社会，并且，考虑到几千个有精神疾病的人中只有几百个进入精神病院治疗，很多人完全没有接受治疗且护理不足，那么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势在必行。在美国的精神病学领域，精神分析占统治地位，它倾向采用一对一的、价格昂贵、费时的心理治疗，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迫在眉睫。心理治疗未必能奏效，更不要说侵袭性的外科手术或休克疗法了（例如前脑叶白质切除术、胰岛素休克疗法，电休克疗法）。尽管如此，精神科医生仍然担心有“与目前的治疗策略相比更多的人挣扎在生命的长河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华盛顿特区于1946年通过了全国精神卫生法，这导致了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Mental Health，NIMH）的创建。

在NIMH创立后的第一个二十年占统治地位的精神病疗法——社会精神病学，在今天已经差不多被遗忘了。早期的指南及心理卫生运动后来受到了有关精神疾病的新的社会科学调查的影响，社会精神病学认为，导致精神疾病的原因是社会经济问题，如贫困、社会隔离、过度拥挤、受教育程度低，以及暴力。社会精神科医生主张解决这些问题，并提高肯尼迪针对的精神疾病的检查率。

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精神病学的定义相当模糊，但在20世纪中期，它的定义其实是相当清楚的。这归功于有高度影响力的英国精神病学家戴维·亨德森爵士。他在1956年的《国际社会精神病学杂志》第二卷指出，这是“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预防精神病学。它致力于打击一切导致疾病的、可控的社会和环境因素”。换句话说，肯尼迪突出了“恶劣的环境条件”与心理疾病的关联。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通过早期的社会学研究可以获悉美国社会精神病学的相关信息。例如，Robert E L Faris和H Warren Dunham发现，很大一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自贫困地区，其性格特点为喜怒无常、孤僻、情绪不稳定；他们往往也有其他社会问题，如从事性工作、住房条件差、暴力和药物滥用。Faris和Dunham指出了城市中存在的数十个“容易引起精神分裂症”的地区。虽然有些人质疑他们的结论，认为是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漂流”到这些地区，从而导致结果的偏倚，但依然有许多精神科医生认为可以从这样的方法中有所获益。

后来，社会精神病学项目成为了跨学科项目。例如，1958年，社会学家August B Hollingshead和精神病学家Frederick C Redlich共同撰写了《社会阶层和精神疾病：社区研究（1958）》，该研究调查了纽黑文的精神疾病流行情况和纽黑文提供的精神卫生保健。通过深入了解纽黑文的历史，并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他们发现，一个人在纽黑文的“5层分类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对于其是否会患精神疾病以及接受治疗的可能性具有重要影响。最底层成员（Ⅴ类）接受精神疾病治疗的可能性是城市精英分子（I类和II类的总和）的3倍。

在进一步的研究的推动下，在肯尼迪总统向国会发表讲话后，美国于1963年10月31日通过了《社区精神卫生法案》，联邦基金提供资助，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500个社区精神卫生中心；之后，又在1965年通过了修正案，表明社会精神病学获得了发展。

然而，这种发展未能持续。尽管政治家、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社会精神病学深感兴趣，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对心理健康的关注也不断升级，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社会精神病学运动已经很少开展了。这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导致的：越南战争和选举尼克松总统导致了巨大花费，精神病药物学的普及，对社会精神病学本身存在疑虑等等。

社会精神病学的主要宗旨是预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经济形势阻碍了它的发展。毕竟，社会精神病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应对治疗精神疾病的巨大花费。社会精神疾病医生可能高估了社会因素在精神疾病中的作用，但广义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健康之间的关联依旧存在。

（作者：张莉、高石 )

参考文献：Lancet 2015;386:424-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