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医学院附属布莱根和妇女医院外科和公共卫生中心的Joel S. Weissman博士等人调查了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犹他州和佛蒙特州死于2004年～2011年的66岁以上的医疗保险受益人在生前接受的临终治疗强度，比较医师与律师（二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受教育情况类似）、医师与普通人临终前半年在手术量、临终关怀、入住重症监护室、院内死亡和医疗费用等五个指标上的差别，结果发现，医师在临终前很少进行积极治疗。

这七年，美国四州共有2396名医师、2081名律师、665579名普通人死亡。医师和律师中的男性和高学历人群比例更高。医师比普通人院内死亡的情况更少（27.9% vs 32.0%），动的手术更少（25.1% vs 27.4%），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情况也更少（25.8% vs 27.6%）。医师比律师院内死亡的情况更少（27.9% vs 32.7%），其他指标则无显著差异。

医师有三个指标比普通人低。虽然两者的差别不大，但说明医师在临终前较少积极治疗，原因可能是医师明白临终关怀负担巨大、收效甚微，了解姑息治疗和聘请在家中照料患者的专业护理人员等其他临终选择的好处和资源。

相比之下，医师和律师只有一个指标不同，说明学历和经济条件的确会影响当事人选择临终关怀的方式。也许医师可以在家中去世是因为他们有资源优势，但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亲身经历过院内死亡的场景，打心底不想让那一幕发生在自己身上。

临终关怀应该平衡治疗强度与生活质量，在这一点上理解得最透彻的人应该是医师。这是首次调查医师群体与非医师群体的临终关怀治疗强度的研究。尽管有回顾性调查的局限性，也没有很好地处理可能的混杂因素，而且个别州的资料不全，但透过这个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医师和病人可以如何讨论临终关怀的治疗选择。有时候，危重患者的家属如果知道医师也会做出同样的临终选择，就会放下心来。（作者：邱梅)

参考文献：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16;315: 303-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