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政府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大多怀着良好的动机，针对当下的问题及时政，组织专家，调研讨论，形成文字报告及规划，供决策层定夺，有时辅以公示，听取公众意见。总之，政策制定的依据大多是调研结果及专家意见。调研可以明确现状、确定要解决的问题及设定目标，但制定的政策是否奏效，投入的资金会不会打水漂，是无法预知的，缺乏科学的证据支持。在循证医学的证据链体系中，专家的个人意见属于最低等级的证据。而依据最低等级证据制定出来的政策，失败率是非常高的。近年来，政策制定者开始采用试点的方式，以期在推广新政前进行验证，但若不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试验结果是不可信的。

1996年，世界银行的美国专家，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心愿，说服了世界银行的决策层及中国政府，启动了“中国西南减少贫困项目” （the Southwest China Poverty Reduction Project，SWP） ，总投入4.64亿美元，覆盖广西、贵州、云南的1800个自然村。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道路、通电、通自来水；社区服务：改善学校、村诊所、培训教师及医务人员；学龄儿童获得学费补贴；发放低息贷款，可用于改善农作物产量、植树及畜牧。项目投入持续了6年，然而在项目启动后5年及10年进行抽样，得出的调查结果令人失望：与没有参加项目的村庄相比，项目覆盖村庄的家庭收入、消费水平、生活满意度、教育改善程度均无显著性差异。巨额投资打了水漂。

现实是残酷的，许多听上去动机美好、推断合理、设计完美、实施无暇的项目结果都令人极为失望。究其原因，是没有明确埋藏在问题下面的原因，更没有找到并且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专家们想当然地立项，成为裹挟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大忽悠”。近六十年来，尽管有16万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但是极少有数据显示这些钱是否确实改善了受援助国的民生，其中到底有多少成为了“大忽悠”项目，也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重新思考如何科学地制定政策，社会学家及经济学家应该思考如何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而不是权威的个人观点。循证医学依据证据的可靠性将研究方法进行了分级，通过随机对照研究（RCT）形成的证据偏差最小、证据等级最高，其次是队列研究及病例对照研究。

1994年，为了获得政府政策支持，帮助墨西哥贫困家庭，墨西哥经济学家Santiago Levy的团队开展了一项RCT研究，调查与传统的食品、能源补贴相比，现金补贴方式是否更有效。三年后，现金补贴组看门诊的次数比对照组多了60%，这一组的生病儿童减少了23%，贫血儿童减少了18%。这项研究后来被称为“前瞻者”（Prospera），逐渐扩展到墨西哥所有的穷人，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证据，也激发拉丁美洲和非洲开展了类似项目。如今，有条件的现金援助计划成为全世界效果最好、评价最高的项目。

2008年，肯尼亚的一千多名面包车司机参加了RCT试验，研究者随机将一半司机的车厢内贴上“提示标签”，鼓励乘客发现司机鲁莽驾驶后直言不讳地批评投诉。从四大保险公司的统计资料来看，面包车内贴了标签后，重大交通事故的索赔案件下降了50%。政府获知研究结果后，随即给项目拨款，支持他们扩大试验。规模扩大后的研究发现，面包车内的“提示标签”使索赔案件下降了25%～33%。最终，政府将车内张贴“提示标签”推广到全肯尼亚。

或许是受到SWP的启发及刺激，2005年，世界银行设立了发展影响评价（Development Impact Evaluation）部门，对援助项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价。2003年，以RCTs或其他方式正式评价过的援助项目不到20个，2014年增加到193个，其中绝大多数项目都分布在农业、卫生和教育行业。

反思我们的政策制定，大多缺少科学的验证过程及科学的证据，充斥着长官意识，专家观点代替了科学证据，草率地制定出“头痛医头”，甚至“头痛医脚”的政策，更不乏政策还没实施就在筹备庆功的现象存在。将不科学的政策加以推广，不仅仅是结果无法达到预期，还可能给社会及生态造成伤害。环顾我们的周围：药品零差价、低价药品中标、周末增加门诊、万众创业、P to P金融……是该停下来，冷静思考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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