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中国当代心脏病学奠基人陈灏珠

陈灏珠从事心血管内科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60余年，是公认的著名心血管病专家。主编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内科学》和《实用内科学》《心脏导管术的临床应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心脏病学》《实用心脏病学》《心脏病诊断治疗学》《心血管病鉴别诊断学》《心血管病新理论和新技术》《高血压及相关疾病》等参考书。培养了近百名硕、博士研究生。2003年获第四届上海市医学的最高奖——医学荣誉奖；2004年获上海市第一届优秀科研院所长奖；2006年获中华医学会“中国介入心脏病学终生成就奖”。2007年捐资设立“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助学基金”。

“流亡”学生的传奇求学经历

1924年，陈灏珠在香港出生。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陈灏珠的父亲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粤军中从事后勤工作，为了躲避军阀混战，于1922年将全家移居香港。尽管生逢乱世，陈灏珠的出生还是给处于混乱时局中的家庭带来了希望和快乐。

陈灏珠从小天资聪慧，学习勤奋努力，深得老师的喜爱。从1930年起，陈灏珠先后在民生书院小学、培正中学香港分校、西南中学就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是年，陈灏珠17岁，在西南中学读高三。

1942年，为了躲避战祸，陈灏珠随父亲以及弟弟、妹妹一起逃离香港，返回尚未沦陷的老家广东新会。陈灏珠因此而失学。

1943年，经过父亲的努力，陈灏珠得以进入韶关的琼崖中学粤北分校高中三年级继续学业。

1943年夏，陈灏珠中学毕业。由于成绩优秀，陈灏珠有机会被保送当时流亡至贵州的交通大学（现在上海交通大学）或中央政治学校就读，但终因日军封锁和对政治不感兴趣而未能成行。随后，陈灏珠报考了国立中山大学、国立中正医学院和广西大学等几所高等院校。

1943年秋，陈灏珠相继收到了国立中正医学院、中山大学和广西大学给他寄发的录取通知书。

“吾不能为良相，必为良医，以医可以救人也”，宋朝大文学家范仲淹的诗词，坚定了陈灏珠学医的信念。接到通知书后不久，陈灏珠便只身一人前往国立中正医学院所在地江西永新，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大学生活。为了躲避战火，国立中正医学院曾先后辗转赣州、长汀、南昌等地，直至抗战胜利。国立中正医学院创建于战火纷飞的年代（1937年），学校秉承“培植公医人才，倡行公医制度，增进民族健康”的办学宗旨，在艰苦条件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医学人才。在共计200多名毕业生中，先后出了包括陈灏珠、黎磊石、黎介寿、黄志强、程天民、王正国等人在内的共6位院士。“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是首屈一指的。”

1948年夏，陈灏珠5年级结业，由学校推荐，进入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大型综合性医院——国立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实习，时任中山医院的院长为我国著名外科学先驱沈克非教授。

1949年7月，实习期满，24岁的陈灏珠正式成为中山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

当时的上海医学院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医院里人才济济，很多还是国外留学归来的杰出医学教授。在这里，陈灏珠接受了最为严苛的24小时住院医师培训，全身心投入医疗、教学、科研第一线。

“虽然当时的住院医生训练很严格，甚至有些不人道，但是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看，却也是必要的。只有通过严格的训练才能打好扎实的医疗技术基础；只有通过全天候的观察，才能了解到患者病情变化的全过程，熟悉诊疗常规的每一个环节”。

防治血吸虫病、参与抗美援朝，年轻医生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新中国的医疗卫生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血吸虫病、黑热病、丝虫病、天花、疟疾、结核病等大肆流行，迅速消灭或控制严重威害人民健康的流行病与传染病是新生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其中，以血吸虫病的流行范围最为广泛、危害最大。（1958年6月，《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已完全消灭了血吸虫，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成果。）

1950年，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泛滥成灾。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能够尽早解放台湾，驻上海郊区和江浙一带的解放军在当地的河里练习游泳，演练登陆，接触了含有大量血吸虫病尾蚴的疫水，大批战士因此患上了急性血吸虫病。为了对驻地染病解放军进行救护，上海地方医科院校的医护工作者组建了一支血吸虫防治医疗队，在疫区开展血吸虫的防治工作。当时，陈灏珠是第一年的住院医师，他积极报名参加了由陶寿淇教授任队长的血吸虫病防治医疗队。患病的战士按所在病房分成几组，陈灏珠和医疗队的其他医师每人负责治疗一组病人。

当时治疗血吸虫病唯一的方法是采用三价锑剂——酒石酸锑钾静脉注射。锑对心脏和肝脏有很大毒性，可引起心室颤动，从而导致阿-斯（Adams-Stokes）综合征，病人死亡的风险很大。全体医疗队的成员和当地的军医一起齐心协力，全心全意救治患病战士。陈灏珠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勤奋工作，使所负责治疗的所有病员都痊愈出院，无一发生意外或严重并发症，由于表现突出，部队授予他三等功。

回到医院后，陈灏珠对此次医疗救护工作进行了总结，发表了他第一篇以第一作者身份写的论文“血吸虫病的临床观察”（医务生活 1952;2:12-48）。

参与抗美援朝医疗救护是陈灏珠任住院医生期间所从事的另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1951年夏，陈灏珠所在的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队第七大队受命驻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东北军区第二陆军医院开展工作。送到这里的伤员主要是从前线医院转移过来的病情比较复杂的病人，或需要施行特殊手术，如心胸外科手术、泌尿外科手术、骨科手术的病人。此外，还有些是内科病员，大都是患有慢性病的战士，最多的是肺结核，其中很多是开放性结核患者。

陈灏珠被分配在陆军医院的肺科病房工作，按照受训的三大原则：对病员如亲人、严谨工作以及技术上精益求精，尽力救治志愿军战士。在治疗众多按肺结核收治的病员中，陈灏珠发现，个别痰中带血的病员患的并非肺结核而是肺吸虫病。陈灏珠及时将这些病员迁出隔离病区，更改治疗方案，避免了交叉感染。

除了参与临床医疗工作，受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的委托，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队第七大队还协助部队建立了东北军区军医学校。陈灏珠负责寄生虫学的教学工作，任寄生虫学教研组主任。这一工作得到了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支持，学院给陈灏珠派发了全套的寄生虫学教学和实验标本，加上他和同事在医院收集到的标本，陈灏珠圆满完成了规定的教学任务，教学成果优良。此后，东北军区军医学校继续独立发展，改革开放后规模进一步扩大，南迁广州成为第一军医大学。

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开创中国冠心病介入诊疗之先河

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上已经有学者认识到冠状动脉血栓引起的心肌梗死的严重性，但直到50年代，我国冠心病还不多见，心肌梗死就更少见了。陈灏珠在临床工作中积累了一些诊治心肌梗死病人的经验。1954年，在陶寿淇教授的指导下，陈灏珠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了“心肌梗死”一文，在国内首先提出“心肌梗死”这一术语。从此他便与心血管病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创了我国此领域的一个又一个第一。

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协和医院的黄宛教授和中山医院心外科主任石美鑫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右心导管检查。1957年，陈灏珠被送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参加由黄宛和方圻两位教授主持的“心脏导管观摩班”，回到中山医院后，在陶寿淇教授的支持下建立了心导管室，除了进行大量右心导管检查，陈灏珠还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左心导管检查、染料稀释曲线测定、氢和维生素C稀释曲线测定、心腔内心电图测定、心脏内心音图检查等。上述侵入性心内检查极大地提高了各种先天性心血管病和风湿性心脏病的诊断，心脏外科直视手术也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快速发展。

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是陈灏珠对我国心脏病学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

1952年，瑞典医学家Di Guglielmo成功开展了全球首例非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1953年，美国医学家Sones开展了首例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此后，冠状动脉造影术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发展。但是，当时的中国医疗技术水平还相当落后，加之国际社会对中国施行的技术封锁，该领域一直鲜有人涉及。直到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学术交流开始逐渐恢复。一些受邀来华进行学术交流的美国学者在学术报告中介绍了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等心脏介入技术对冠心病等的诊断作用，这些学术报告引起了上海市卫生行政领导的关注，认为有必要组织上海市有一定基础的医疗单位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由于陈灏珠此前一直在进行心导管检查方面的工作，于是，上海市卫生局便将开展冠状动脉造影研究的任务交给了他。陈灏珠接下这项任务后，结合国外文献报道，在动物和新鲜尸体上进行了大量实践，初步掌握了冠状动脉造影术的技术要领。

1973年4月23日，一位患者因胸痛住院，经各种检查怀疑有冠心病，但不能确诊。为了明确诊断，陈灏珠决定为病人施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尽管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对手术方法也已了然于胸，但首次在患者身上实施这种手术还是让陈灏珠有些担心。顶着巨大压力，陈灏珠成功将心导管送入了患者的冠状动脉，注入造影剂后，目标冠状动脉顺利显影，整个手术宣告完成。这一手术开启了我国现代冠心病介入性诊断的先河。目前冠状动脉造影术已成为冠心病诊断的“金标准”，凭借造影结果，医师可以清楚地看到患者冠状动脉的病变，进而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对病变冠状动脉予以扩张、放入支架或施行动脉搭桥手术。此后，在陈灏珠等人的带领下，国内的心脏病介入诊断和治疗获得了快速发展。陈灏珠因此也被誉为我国心血管病介入诊断和治疗的奠基人之一。

临危受命，成功抢救急性心肌梗死外宾，中国医生的心脏病急救水平获国际认可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重新实行对外接触政策，国际交往有所恢复，来华访问的外宾也开始增多。国宾和重要外宾在我国访问期间的医疗保健工作由外交部指定国际交流组织部门统一协调负责。当时，陈灏珠已经是国内心血管届知名的专家，是外宾保健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在陈灏珠救治过的外宾中，巴茨博士（Dr. Paul Basch）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巴茨博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寄生虫学家，系中美建交后美国科学院派出的第一批访华医学代表团——血吸虫病代表团的副团长。1975年4月22日上午，在参观位于无锡的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时，巴茨博士突发胸骨后压榨样疼痛、出汗、面色苍白、手指脚趾麻木。他随即被送到该研究所的治疗室，通过心电图检查，证实有急性前壁心肌梗死。陈灏珠接到紧急通知，前往无锡抢救病人。当天下午，陈灏珠和他的两位上海同事赶到了无锡。上海市和无锡市的卫生行政领导任命陈灏珠为医疗组组长，全面负责病人的抢救工作。陈灏珠用流利的英语向美国代表团介绍了病人的病情和治疗方案，他提出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进行治疗，推荐应用中药丹参加入低分子右旋糖酐中静脉滴注，以促进微循环和灌注受累的心脏组织。那是他以前主持的一项研究课题的科研成果，所以他对此很有信心。

当时中美才刚刚恢复外交接触，交流时间不长，彼此还不甚了解，美国代表团想从美国请专家来主持救治工作。但是，考虑到外宾是在我国考察期间患重病，抢救他应该是中国医师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取得卫生部领导的支持后，陈灏珠婉言谢绝了美国代表团请美国专家的要求。最后，美方同意由中国医护人员负责病人的治疗，但由于对丹参的药理作用不熟悉，美方婉言拒绝采用丹参治疗。陈灏珠虽感遗憾，但还是尊重美方的意见，放弃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办法。经过一周24小时不间断的监护后，病人度过了病情最危重的时期，转危为安。又经过几周的治疗和修养，巴茨博士得以痊愈。

1976年，美国权威杂志《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内科学文献)对这次救治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该文在讨论部分写道：“由于美国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次数增加以及美国人患冠心病的多见，使美国旅行者在中国访问期间难免会发生心肌梗死。我们报道这一事件，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心脏病学家的优良技术状态……”“虽然冠心病和其后发生的心肌梗死直到最近才成为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心脏病学家们在此病的诊断和治疗的趋向保持与西方并驾齐驱……”美国著名心脏病学家Dimond E.G.教授对此进行了良好的评价：“中国医务工作者纯正的热忱，良好的愿望和他们的献身精神提醒了我们，不论政治制度如何，这些品质是可以而且应该坚持的。”

开展心血管病的流行病学研究，阐明国人心血管病的变化趋势

陈灏珠刚开始选择从事心血管内科专业时，临床所见病人以风湿性心脏病为主，这是一种链球菌感染引起的疾病，而现在最常见的冠心病、高血压在当时却不多见。1959年，已经工作了10年的陈灏珠开始有意识的关注心脏病病种的变化。在统计和分析了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两所综合性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在20世纪50年代每一年的心脏病病种构成比后，陈灏珠发现，就诊患者中冠心病所占比例在逐年增高，这种趋势虽然微弱，但引起了陈灏珠的注意。在参考了国外的相关文献后，他大胆预测，未来冠心病必将取代风湿性心脏病成为心血管病的主流病种。这一推论最终得到了确证：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冠心病已成为我国最常见的心脏病病种。

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我国大多数临床医生和基础研究人员还没对血脂研究意义重视时，陈灏珠就和同事在上海市健康人群中开展了中国首次大规模健康居民血脂水平调查。他们发现，国人的血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β脂蛋白水平低于西方人，而高密度脂蛋白高于西方人，这可能是我国动脉粥样硬化病远较西方少的主要原因。

1982年，陈灏珠在出席联邦德国西柏林举行的第六届国际动脉粥样硬化会议时，报告了他们对上海市健康人群血脂水平调查的结果。他的大会报告引起了与会医生的广泛关注，西方一些专家怀疑“中国健康人群的血脂水平太低了，可能是营养不足吧”。但是此后，随着对血脂研究的日益深入，大家逐渐认识到当年陈灏珠所言是实：2001年美国胆固醇教育计划提出的血胆固醇理想水平便与陈灏珠当年报告中所提到的数据相差无几。

此后，陈灏珠每年都要对上海地区健康人群血脂水平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他发现，我国健康人群的平均血脂水平在逐年增高，血脂异常的人越来越多。与之相对应的是，冠心病发病率也在逐渐增高。这一系列健康人群的血脂调查报告为我国血脂水平的变迁和疾病谱变化提供了依据，并为预测冠心病的发生和趋势提供了参考。陈灏珠多次指出：“我们观察发现，中国人群的血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均值水平近年来较前有所提高，饮食习惯也从吃的比较清淡到高脂肪、高热量饮食。如不加以关注，可能会重蹈西方国家高血脂水平、高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冠心病患病率增多的覆辙。”

著书育人，国内心血管病学的播种者

1978年，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多年动乱后，陈灏珠晋升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革后的首批硕士生导师）。

1980年，陈灏珠被破格晋升为教授，第二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文革后的首批博士生导师）。

在50年余年的教学生涯中，陈灏珠承担了包括临床医学院、预防医学院、药学院、留学生办、继续教育学院、护理学院等有关循环系统内科学和诊断学的教学工作。此外，他每年还要承担大量临床医生继续教育项目的教学，包括全国心内科进修班、全国心电图学进修班、心血管病诊断技术进修班等。他主持的并已经坚持了30年的“全国心血管内科进修班”已将近千位进修医师培养成为心内科专科医师，许多医师回到原单位后都成为心血管内科的骨干或领导。

从1978年招收首批研究生至今，陈灏珠共计培养了近百名硕、博士研究生，他的学生，甚至是学生的学生，很多都已是国内知名的心脏病领域的专家、学者，其中不乏姜楞（美国心脏学院院士、Tufts大学教学医院无创心脏科主任）、葛均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舒先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医学大家。

1982年，为了表彰陈灏珠对上海医学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上海市高等教育局授予他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其主持的“心血管内科继续教育十九年”课题，获得1996年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除了教学工作，陈灏珠还主编了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内科学》和《实用内科学》《心脏导管术的临床应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心脏病学》《实用心脏病学》《心血管病诊断治疗学》《心血管病鉴别诊断学》《心血管病新理论和新技术》《高血压及相关疾病》等参考书。曾担任国内多种知名学术杂志主编、编委、顾问，包括《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内科杂志》《中华心血管病学杂志》《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中国内科年鉴》《新药与临床杂志》《心电学杂志》等。

传承和弘扬——见证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的辉煌发展历程

1958年，著名心胸外科专家、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的黄家驷教授克服重重困难，在中山医院创建了上海市胸病研究所（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建所的宗旨是开展我国的心肺血管病临床、科研工作，同时为普遍缺乏师资的医学教育与再教育提供高水平师资，为全国心肺血管病医生提供进修的机会。

1963年，“胸病研究所”改称为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研所”），我国著名外科专家沈克非教授出任所长。研究所由心脏外科、心脏内科和研究室共三部分组成。

1973年，石美鑫教授出任所长。黄家驷、沈克非、石美鑫等三位教授的开拓性工作，使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在心脏外科领域，成为国内最先开展心血管手术的单位之一，并成为上海瓣膜研究中心所在地。

1976年，卫生部和上海市共同投资在中山医院内修建了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大楼。

1978年，陈灏珠被任命为心研所副所长。随后，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创建了国内第一个临床心脏病毒研究室（后成为卫生部病毒性心脏病重点实验室）。1980年，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心血管病研究和培训合作中心，石美鑫教授出任中心主任，陈灏珠受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心血管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1984年，陈灏珠出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

1994年，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被批准为上海市医学领先专业重点学科，1997年又列入原上海医科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

2002年，经过公正选拔和严格评审，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成为第二期获得批准的临床医学中心之一，目前经过多年的建设，其总体临床水平已达到国内一流，并向亚洲领先及国际先进水平迈进，成为全国及亚洲的临床医学中心之一。

刘：您觉得国内的心血管病研究和国外还有多大差距？

陈：就临床实践而言，国内外的差距并不大。文革之前，差距也就1～2年，文革期间，国内心血管病研究几乎停滞，甚至倒退，我们落后了不少。文革后，特别是近10年，国内临床医生对心血管病的认识和诊疗水平都得到了迅速提高，我们做得并不比国外同行差。但是，国内的心血管病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现在国家对研究的投入多了，能做的工作也多了，只要能够踏实开展研究，相信国内的学者可以做出非常杰出的研究工作。

刘：对于青年医生，您有何建言？

陈：“勤学获新知，深思萌创意，实干出成果。”医学科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专科，青年医生唯有踏实工作，务实科研才可能有所建树。

刘：据您预测中国未来流行病的趋势将会是怎么样的。

陈：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跟代谢有关的疾病也会越来越多。以往高发的，诸如风湿性心脏病、地方性心脏病的发病率会越来越少，代谢性心血管病的发生率还会进一步增多。除此之外，病毒感染导致的心脏疾患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

（作者：刘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