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圆满完成我在德国柏林世界眼科大会（WOC）的发言之后，当地时间2010年6月11日凌晨3点不到，我就被自身的生物钟唤醒，简单吃了点早餐，在网上发了我在德国的最后一贴，然后乘坐经过事前踩点的109路公交车顺利抵达柏林机场。为了尽可能在法兰克福逗留较长时间，我特意预定了从柏林到法兰克福的最早航班和由法兰克福至北京的最晚航班。
法兰克福机场不愧为欧洲最为繁忙的中转中心，规模远远超过柏林机场，我费了好大劲才乘坐有轨火车抵达市中心，除了已经办理托运的两件行李外，我不得不双肩背着旅行包，拖着会议发的提拉包开始了我的10小时法兰克福之旅，购物、拍照、摄像，一切看起来都那样平静。在议会广场前，我被一群孩子们的课外活动所吸引，主题是太阳能，有利用太阳能在煮香肠的，有做赛车的和水上模型的，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我更是追寻着《少年维特的烦恼》的足迹来到了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作家、诗人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故居。
时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下午2点，想想距离晚上8点起飞还有一段时间，饥饿感似乎也发出了信号，于是我决定再次返回市政厅广场，因为在那附近有类似于国内“小吃一条街”的用餐场所。我的另一个想法就是再拍摄一张更为满意的市政厅广场照片，因为上午抵达广场的时候，最能体现该广场建筑风格的那面恰好是逆光。我想到下午稍晚些再拍几张，然后就直奔机场。没有想到，危险正在向我靠近。
下午2点钟左右，我途径BUCHEREER门前（事后得知这是一家始于1888年，专门经营名表和珠宝的奢侈品店），或许是过于疲惫和放松，我卸下双肩包，拿出地图，由于刚参观完歌剧院，不知道该如何返回市政厅广场，见店门口有一身着西装的门卫，我急忙上前打听路线。而当我转回身的时候，我的双肩包已经无影无踪，只留下会议发的提拉包孤独地立在那里。
我无法获知自己当初发现丢包那一瞬间的表情，或许店门口的监控能够有所记录。我急忙询问门卫，他没有注意到，于是我本能地选择3条路线中的一条追了一段，没有发现任何踪迹，赶紧向店里人员求救，要求报警。两位亚洲面孔的一男一女走了出来，他们均会讲中文，其中霍女士是店里的工作人员，而那位男士则是当地旅游接待人员。我请求他们赶紧报警，但很遗憾，“德国警察不爱人民”，他们不出警，取而代之的是要我们亲自到警察局且要带着所谓的“证据”。
在店方忙于调看监控录像期间，稍稍平复心情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借用人家的电话给家人联系，挂失我的两张信用卡，要知道虽然在国内刷卡都需要密码消费，但在国外购物人家从来不需要。此时大约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半，这期间该店的总经理——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也来过问并表示同情，一杯水和一个该店的纪念品似乎能够使我暂时从悲伤中感受到了德国人民的善良和友好。由于能够证明我身份的所有证件包括复印件都随包丢失或在托运箱内，身无分文，老人表示只要我能作出书面承诺，他们店方愿意提供2000欧元作为应急。因监控被店前的一根粗大柱子所遮挡，没有找到所谓的直接证据，于是我、霍小姐以及该店一位副经理一起前往法兰克福警察局。
警察局大门紧闭，只有先按门铃与屋内通话后人家才允许进去。一位女警官接待了我们，然后就该事件进行了详细的笔录，这期间我又请求警察允许我使用他们的电话与家人联系，确认了银行卡被成功挂失。女警官询问得非常仔细，包括包的颜色、品牌，包内物品以及电脑及摄像机的牌子及型号等。由于一切交谈都需要借助霍小姐的翻译，因此整个过程对我而言显得异常冗长，而我则希望尽快切入正题，那就是如何确保我4小时后能坐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至于丢失的钱财已经无所谓了。在我与店方证明人先后签字后，警察才开始先后与机场及大使馆联系，记得那天恰好是周五下午，大使馆的电话始终没有人接……
大约4点左右，正在女警官与各方联系忙得不亦乐乎之时，一对德国老年夫妇手持我的瑞士军刀威戈双肩背包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第一眼瞟过去就断定那就是我的包，因为它外挂了一个色彩鲜艳的指南针。打开包，真是谢天谢地，护照、登机牌、钱包及信用卡都在，手机也在背带的小包里安然无恙，只是丢失了上网小本、DV摄像机、一点欧元及一千多元人民币和一些刚买的物品。这对于在场的我们而言，真是不可思议，只能用幸运和奇迹来形容。幸亏我的心脏足够强大，否则很难在短时间内经受得住这种冰火两重天、如此跌宕起伏的折磨。霍小姐不知何时在擦拭着激动的泪水，而我的眼角也不禁淌下了感动的眼泪。德国女警官显然也感觉事情来得太过离奇，显出一脸的惊愕。霍小姐告诉我，女警官说她想以德国的庆祝方式拥抱我，于是我与大家一一拥抱，身处异国他乡的我再一次被人类善的光芒所照耀，感受到了人类大家庭的温暖。我虽然留下了两位捡包人的名字和住址，但令我遗憾的是在两位德国活雷锋离开之前，我没有用我仅存的、挂在脖子上的佳能相机留下那珍贵的瞬间，至今想起来都万分后悔。
在找到我被盗的包后，我想就地将人家借我的2000欧元还给人家，被婉言拒绝，毕竟回来的钱包空空如也，两张信用卡也都成了摆设——我曾经再次与招商银行联系看看能否再次开通，对方说那张卡不能再使用了。此时已经是当地时间4点半左右，再也没有心情到议会广场拍照，表店两位陪同我来到地铁站，送我启程前往机场。
事后得知，两位老人在一辆大众车身下方首先被我那外挂在包上的指南针所吸引，顺手一抽发现了我的包，一看有护照等证件，急忙送到了警察局，而我们恰好还没有离开。真是老天助我，假如没有我那指南针、假如没有老人的路过、假如发现得再晚些、假如他们去的时候我已经离开警察局......每当想到这些，我至今都有道不尽的恐惧。
记得离开警察局的时候，女警官给了我一些文件，要我回到国内将丢失的电脑和摄像机的详细资料发传真给他们，那意思是说万一某年某月某日破案，缴获赃物，还可能物归原主，我也心存侥幸地照此传真过去了。现在距离事发已将近两年，假如有一天我在家中接收到来自德国警察局的包裹，我想我将无言以对。
在机场赶紧用公用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很快办理完海关盖章进入候机区，想想几小时前所发生的一切，宛如一场跌宕起伏的好莱坞大片，看着瘪下去的双肩包，忽然想通了，为何不再潇洒一回，再到机场免税店购物将包包填满呢？当我确信自己已经稳稳地坐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时，我想我既是不幸的，也是有幸的。首先从物质层面来看，我最值钱的佳能单反相机因当时挂在脖子上而幸免于难，大家所看到的所有图片均是它的功劳；其次，尽管我的西铁城表作出了牺牲，但替朋友捎回的据说国内价值6万多的劳力士表就在我的手腕上，而该表600多欧元的退税单也静静地躺在包的夹层里。虽然拍摄的会议录像资料（特别是开幕式）完全丢失，但我每天晚上都会将当天所拍摄的照片进行U盘备份，我想这些图片对我而言更是无价之宝；从精神层面讲，透过整个丢包事件，我更感受到普通德国大众的善良和仁爱，而这在没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普通人是很难体会到的。略有遗憾的是我丢失了我的获奖DV机，要知道那是我参加2009年全国眼底病图片比赛所获得的一等奖奖品，是具有纪念意义的。
抵达北京机场，翻遍了所有行李却发现只有区区500元人民币，不够北京到烟台的机票钱，咱不怕，因为咱有来自BUCHEREER的“免息贷款”。
至于回国后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猜得出来，只是通过正规渠道还给店家的钱颇费周折，最后还是托德国的朋友将钱替我还给对方；而我寄给对方的4份礼品在历经数月的长途跋涉，在法兰克福海关待了1个月后，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我的办公室，对此我和家人一直耿耿于怀。幸好，去年10月，霍小姐随丈夫出差路过北京，我托人将东西交给了她，也算了却了我们一桩心事。
（作者：高磊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 眼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