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2005年，全球共发表了1575项与“癌症预后标记物”相关的研究，其中有1509项研究（96%）宣称发现了至少一个有意义的癌症预后标记物。但是，这些研究结果很难被后来的研究证实，并且很少被应用于日常的临床实践中。这些一开始被认为是很有应用前景的研究结果，最后却没能促进医疗卫生领域的进步。这一现象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屡见不鲜，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成功地设计出本应该给医疗带来改革并解决实际健康问题的科学研究呢？

目前，全球正在进行的生物医学研究和公共卫生研究，涉及的资金达数十亿美元，涉及的人数达数百万。2010年，生命科学研究的支出总额达到2400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是生物医学研究。美国是投入最大的国家，平均每年有700亿美元的商业资金和400亿美元的政府与非营利性的资金被运用于此，占美国医疗卫生总支出的5%以上。尽管巨额投入已经显著地提高了全民的健康，但是如果能够解决其中涉及的浪费和低效，将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如何选择值得进行的生物医学研究？被选中的研究该如何设计、执行、分析、监督和管理？相关的研究结果又该如何传播和报道？

2009年，Chalmers和Glasziou明确了在生物医学研究中浪费的主要来源。他们评估了生命医学研究的累积效应，得出以下结论：大约85%的研究投入被浪费，这相当于2010年科研经费中有2000亿美元被浪费。他们在计算这一数值时并没有纳入研究监督和管理中存在的低效因素。尽管目前在减少已明确的浪费来源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以目前进展的速度，仍需要多年的努力才能完全杜绝浪费。

生物医学研究现状及形成因素

生物医学研究是由众多不同的研究者参与的复杂的并相互依赖的行为，这些参与者各自承担着本系统的风险与激励机制。这些行为可以被认为是“能力”、“机会”和“动机”相互作用的结果。“能力”是指个人在智力及体能上处理问题的能力；“机会”是指使个体获得行动能力的外界因素；“动机”是指促使行为发生发展的驱动因素。这些由一组参与者介导的行为影响着其他参与者。通过动机的分析，就能很好地理解构成研究环境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的驱动力是最大的。企业通过新产品的上市，通过维护和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商业动机能够控制“企业资助临床研究”的实验设计和对照，因此，这类被形象地称为“播种试验”的研究是为了销售目的而被实施——其研究目的是为了增加人们对新药物的熟悉程度而并非增加新知识。企业的盈利动机将“健康”刻化成可以购买的商品，这歪曲了其他参与者的动机。企业所有行为的中心就是为了获利，包括与看起来独立的研究者和临床医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同样的，广告费、出版费和再版费使得出版业成为高利润的行业，因此出版商在追逐收入最大化的同时并不一定只出版高质量和高相关性的文章。虽然同行评议的出发点是保证出版的质量和基金的支助，但这个系统的花费不菲，因此也引起了公众对其成本效益的质疑。

政治因素

政府和政治家也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些保护和恢复人类健康的重要领域的研究，其商业价值非常微小甚至无商业价值，这时资助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英国卫生技术评估方案”组织实施了评估治疗面神经瘫痪（Bell’s palsy）的两种低廉药物疗效的研究，这项研究证实了糖皮质激素的确切疗效，否定了阿昔洛韦的疗效。除此之外，美国的“神经疾病和中风国家研究所”资助的28个随机试验中有6个促进了医疗卫生的重大进步，4个有效地削减了医疗卫生成本。因此，这个整体公共研究项目被认为是极具成本效益的。

尽管绝大多数的非商业性资助者的动机是非营利性的，但是其中某些问题仍值得重视。国家资助机构从政府获得资金，而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控于政治家的。资助政策的成功，从而使被资助研究人员的工作得到保障；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研究结果的展示，即每4或5年，科研工作者能够完成一些有用的研究。由于战略性研究需要很多年才能看到清晰的结果，因此担负着发放政府资金的个人往往只能通过间接手段来评估科研质量。不幸的是，这些代理人往往受到“资助金额数量”和“发表杂志的影响因子”的过度影响，而这两个因素都不是检验研究质量的可靠指标。

研究监管者的动机是为了保护研究参与者，铭记过去生物医学研究人员与战犯相互勾结所导致的暴行（例如：欧洲国际军事法庭中审判之事，又称纽伦堡审判）。但是，这往往又导致监管矫枉过正，令研究经常被似是而非的因素干扰，最终危害研究人员解决某些重要问题的能力和动机。

社会和文化因素

与经济和政治因素一样，社会和文化因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科学并不是由道德模范来进行的，而是由每个关心自身利益的个体来承担的。在商业或者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研究者就会向惯常的严苛标准妥协。当资源稀缺，竞争也很激烈时，他们可能会寻求最简单和最快捷的，而不是最好的方式推进研究。相对于“获得真相”，他们更加在乎“获得第一名”带来的荣耀。大多数的研究者如果预感到自己的研究可能是错误的，他们会选择进行下一项研究，而不是花费心力去报告阴性的结果。因此，研究者们可能更愿意选择那些他们感兴趣的课题，而不是那些能够使大众获益的研究。某些科学家的自鸣得意和粗糙的实验技术导致了这些行为。如果保持现状仍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资助并且发表文章，研究者们为什么要改变？这个时代的科学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并为下一代的科学家提供自己的肩膀，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呢？并且，如果他们确实不够优秀，不够认真，不够精确，又有谁会知道呢？

资助者和学术机构给科学研究添加了过多的社会和文化比重，同时，学术奖励和晋升体制也左右了科学家在其学术生涯各阶段研究方向的选择。为了发表高影响因子的文章，并且成功获取科研经费，科研工作者倾向于选择耗时短但容易获得成功的研究，而不是那些谨慎、精细并且稳健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耗时长，结果可能没那么令人振奋但却又是非常权威的。更有甚者，学术界没能建立可靠的机制来调查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制药业，2013年，英国的一位科学家因为伪造实验室研究数据而入狱。

在基金评定、文章发表和晋升过程中的“同行评议”和“同行决策”策略给公众造成一种“独立”的错误印象。在不同的职业阶段中，每个个体都受到不同动机驱使。对成功、进步和基金的渴望，促使科研工作者选择跟权威和现状合作，而不是挑战。学术圈正是由那些在现状中取得成功的人领导，因此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科研者很可能会认为：与体制合作而不是挑战体制更可能会获得那些前辈所定义的成功。然而这种想法很可能是错误的。

改进措施

那么，怎么做才能改变现状呢？建立一个与这些扭曲的动机截然相反的平衡体系。即学术界应该根据科学研究方法的严谨性、科研成果的推广性、文章的质量和科研结果的重复性来综合评定研究的水平，而不是仅仅依靠发表文章杂志的影响因子。如果这些评定要素能够真正地在晋升、基金申请和文章发表等方面发挥作用，学术机构应该进一步审核员工的表现，对于那些不合格的，更要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延续性和学术团队的评估。

所有的研究参与者都认为自己才是那个能够让研究有效进行的人，这也常常增加了浪费，减少了产能。应该复兴科学流程，颁布指导原则。监管体系应该促进严谨，保护科学流程的完整性，避免科学家受到不正当的影响。幸运的是，目前有一些学术典范可供大家参考。只有自始至终地灌输学术的严谨性，学术圈才能远离政客的诡辩，从获利和科学精神的冲突中解脱出来，避免浪费纳税人和慈善家的金钱，从而创造出真正的价值。

后记

在这期的《柳叶刀》杂志中，一共推出了5篇相关文章作为专题。在第一篇文章中[Lancet. 2014;383(9912):156-165]，Iain Chalmers等人提出获得资助的研究应该立足于大众的需要，讨论了相关的评定方法。第二篇文章[Lancet. 2014;383 (9912):166-175]，John Ioannidis等人提出如何合理地提高科学研究的设计、方法和分析。第三篇文章[Lancet. 2014;383 (9912):176-185]，Rustam Al-Shahi Salman等人提出如何提高科学研究的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性。第四篇文章[Lancet. 2014;383 (9913):257-266]，An-Wen Chan等人提出科研信息可完全访问的必要性。最后，Paul Glasziou等人[Lancet. 2014;383 (9913):267-276]讨论了无偏倚的、合理的发表文章的重要性。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展示了生物医学研究中存在的部分最紧急问题，推荐了提高产能并减少浪费的方法，并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能够监督这些方法实施的指标。

（作者：马驰、贺利军）

参考文献：《Lancet》2014;83:1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