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是由政治家们制定的。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新的方案多由新的领导班子提出，争取在很多地方否定及改动以前的政策内容，以显作为；同时，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及社会矛盾，主管部门会紧急推出应急政策，达到“头痛医头”的效果。前者，常常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和讨价还价；后者，多是病急乱投医的举措；前者，往往邀请名人组成强大阵容的专家团队，反复论证，并增加公示，征求民意；后者，往往是遵照领导指示，仓促出手。无论哪种情况，政策的出台均冠以“经专家的科学论证”，但从未说明如何循的证。

    在美国，小布什总统曾经听取专家意见，并出于其宗教信仰的考虑，认为教育青少年节制性欲，可以减少早孕和艾滋病的传播，反对发放避孕套。他在执政期间，下令投入数十亿美元搞了一个针对中学生的“节欲”教育，结果显示毫无意义，浪费了纳税人的金钱，更令人失望的是，由于他对证据确凿的科学预防方式的否定，造成了青少年早孕及艾滋病传播加剧的后果。因此，政治家们选择性的听取专家的意见，无视科学证据，从而制定出错误的政策，会给社会造成损害。

    如何寻找科学证据？以往的随机对照试验、队列观察、回顾性对照研究结果均可荟萃参考，并可汲取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我们遇到的多是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没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国外的经验或是不适合国情，或是不成功。因此，我们必须实施我们自己的科学研究，产生制定政策的科学依据。科学研究需要端正的态度、严谨的设计、不苟的实施、不偏移的分析、全面的报告。近期，我国多个地方政府针对看病难看病贵，出台了许多政策。例如：某城市为了缓解看病难，推出了自动挂号机，并建立了网上挂号系统，但这一举措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还加重了看病难：出现了抢号的现象，而那些真正需要看病的人失去了机会。这些政策均冠以“经专家讨论”的字眼，以显示其“科学”。但是，在循证医学划分的科学证据等级中，专家意见所处的等级是最低的。在初级医疗分诊体系缺失的情况下，这些高科技手段的滥用，适得其反，摧毁了政策制定者的良好初衷。

    欲解决看病贵的难题，北京先在数家市属医院取消了药品加成，摆脱以药养医，让利于民，代之以政府对医院补贴，以解医院亏损。这一举措，如同实施一队列研究，将新政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得出科研数据，据此制定新的政策。这一依据科学证据制定政策的行为值得赞赏。但是，不偏移的分析试验数据，不受偏见干扰的制定出符合科学规律的政策并非易事。可悲的是，已有多个地区在没有科学证据的情况下，经专家讨论，已一刀切的实施了取消医院药品加成。

    即使有了科学证据，政策也不能仅凭这些证据制定，还要综合考虑到伦理、人权、公平、资源等因素。例如，在传染病疫情爆发时，最有效的应对方法是将疫区的人统统隔离，但是，这样会侵犯人权，并可能造成暴力事件及国际争端；制止犯罪的最有震慑力的方式是将罪犯判死刑，但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文明；在资源短缺时，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是采取公民抽取彩票的方式，但国家功能的运转需要一些特殊群体优先获得资源。

    因此，政策的制定需要科学证据，科学证据来自科学的研究，而不是一些专家的观点及建议。但是，科学证据不是制定政策的唯一依据，还要顾及社会、人文、经济等因素，需要政治家与科学家共同参考科学证据，针对当前的问题，寻找对大多数人有利及公平的解决方案，制定出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否则，仓促间制定的政策只能是“头痛医脚”了。

    请关注：本期有争议的话题《如何看待制定卫生政策的科学证据》

(作者：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