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大部分美国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学者认为：“不称职的母亲和关系不良的家庭导致年轻人精神分裂”。一些优秀的民营医院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提供精神分析心理强化治疗，了解年轻人患病的病因。在治疗中，对患者的母亲进行个性测试，以了解她们在日常养育的过程中通过何种特定的方式导致了子女精神分裂。同时，为了进一步了解确切的患病诱因，他们也对“怎样的家庭沟通方式导致儿童患病”进行研究。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大脑功能紊乱性疾病，最好的治疗是接受药物治疗。当初每次告知患者的家庭尤其母亲是他们自己直接导致了子女精神分裂时，精神病学专家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和痛苦，至今思来仍觉胆战心惊。那么精神分裂症理论是怎样从心理性理论学说进展到生物学理论学说的呢？

当精神分裂症心理性理论再也无法解释精神分裂症许多临床表现时，一些新的精神分裂症生物学研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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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研究者提出，精神分裂症可能是一种大脑多巴胺水平超标的生化障碍性疾病。一部分原因是，氯丙嗪能缓解精神分裂症状，也能降低大脑中多巴胺水平。另一些研究者认为，精神分裂症可能与脑室扩大等神经解剖有关。20世纪70年代初，Seymour kety发表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精神分裂症儿童收养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所生的孩子即便出生后由其他正常人抚养，其患精神分裂症的几率与被精神分裂症母亲亲自抚养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研究是在精神分裂心理性理论鼎盛时期开展的，心理疗法非常盛行。

    尽管精神分裂症本质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精神分裂症是心理性疾病还是生物性疾病仍是悬而未决。许多教科书和医学院校的课程仍是以精神分析的心理理论占主导地位，相关的生物学观点常遭冷遇。然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发展改变了世界对精神病疗法的看法，心理疗法开始显得捉襟见肘了。

    1972年，美国女权主义的心理学家Phyllis Chesler 写了一部具有影响力的书。她指出，儿童患精神分裂症不应归咎在他们母亲身上（母亲们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主要是与他们所生活的父权社会有关。精神分裂症儿童母亲也是受害者，她们所受到的伤害一点也不比孩子们少。在同一时期，苏格兰激进派精神病学家Ronald Laing 指出，家庭环境对精神分裂症孩子的影响不可忽视。一些激进的治疗师尝试将这类政治性言论转化为一种新的治疗干预措施。主张新的治疗措施者大多并非是精神卫生专业人士，而是一些左翼反意识形态人士。

越来越多的人对“母亲及家庭是精神分裂症的罪魁祸首”这一观点开始质疑，而且，他们还质疑在70年代被广泛应用的两种精神分裂症治疗方法——心理分析和家庭疗法。

    1977年，精神病学世界大会前，有位精神分裂症患者家长提出：为什么白血病患儿父母能赢得同情和理解，而精神分裂症的患儿的父母却遭到鄙视和谴责。

    1983年，Thomas McGlashan 在Chwstnut Lodge精神病医院开展精神分析法治疗精神分裂症研究，共纳入446例患者。研究结果显示，心理疗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无效。并在有500名临床专家到会的大会上公布该研究结果。该研究动摇了精神分裂症是心理性疾病的观点。

    1981年，社会学家Carol Anderson Gerard Hogarty公布了一项新家庭疗法——心理教育治疗精神分裂症研究。研究证明：当给予精神分裂症儿童家庭支持和同情，并授予他们如何更好与患儿进行更好沟通和情感交流的技巧时，患儿精神分裂症复发率得到有效降低。与当时家庭疗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项新的家庭疗法，并不是把患儿家庭看作是患儿患病的根源，而是与患儿的家庭协作，共同为更好治疗患儿和照顾患儿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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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儿母亲和家庭洗脱“罪名”最重要、最关键的是患儿母亲和家庭长期照顾在有效缓解病情和预防复发方面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受“如果患儿找到适合自己的药物，他们完全可以在社区接受治疗和自由生活”的非机构化思潮的影响，一些激进派将大量的精神分裂患者从医院中放出，结果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一些患者丢弃药物或拒绝服药，导致许多患儿流落街头或入狱。较幸运的部分患者经父母及家人长期的精心照料和细心呵护，病情得到有效缓解。但是相当讽刺的是，这些父母相当一部分曾受到精神病学专业人士严厉谴责！患者父母开始聚会并讨论他们对“母亲及家庭是精神分裂症的罪魁祸首”观点的失望和愤怒之情。他们发现了问题，并和精神病学生物学派建立联盟，从中了解到精神分裂症跟其他疾病一样是一种疾病，不是某个人的错，至少不是他们的错。至1979年，美国开展了一个大型的精神病国家联盟（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NAMI）的全国运动 ，宗旨是为了保证精神分裂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和照顾，建立并完善对患者及家庭造成误导和伤害的问责制。 许多精神分裂儿童的母亲加入该联盟。

    1984年美国公共广播服务纪录片《疯狂》非常具有代表性，该纪录片主要向人们传达“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脑部疾病”的理念。该片主要的内容包括精神科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以及对参加了NAMI患儿母亲的访谈。突出心理医生E Fuller Torrey于1982年撰写的第一本手册中所强调的理念——医生提供的专业性帮助不是针对患儿，而是这个家庭。总体而言，该片着眼点并非是向大家输送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学基础理论，而是向家长们公开道歉。

    这些精神分裂症患儿的母亲确实应该获得这份道歉。在当今社会，我们应当理性地来对待这些患者家属。在精神分类症的治疗过程中，医疗人员乃至整个社会不仅需要考虑心理生理疗法，同样需要关注这其中涉及到的人伦问题。

    尽管到目前为止，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病因仍未明，但精神病学研究进展已经显示：儿童青少年精神分裂症与遗传、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生化代谢异常及社会、家庭、心理因素有关。

（作者：钱宇、沈颖）

参考文献：《Lancet》2012; 379: 1292-1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