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学影像学事业的开拓者—— 访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刘玉清院士

1923年生于天津市宁河县。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医学影像学专家，我国心血管放射—医学影像学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48年毕业于原国立沈阳医学院（医本科），1952年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毕业。从医60余年来一直从事放射学和医学影像学的医、教、研工作。先后在原国立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科、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科医院（后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放射科工作。曾任阜外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副院所长和放射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1993年）、放射学会主任委员（1989年～1992年）、首任名誉主任委员（1993年～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委员、美国哈佛大学放射学客座教授、日本医学放射线学会名誉会员以及北美放射学会通讯会员。

编著和主编出版《支气管造影术》、《心血管造影术及诊断》、《临床心脏X线诊断学》、《放射科管理和技术规程》等7 部专著，前3部曾获1978年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临床心脏X线诊断学》于1991年获协和医大首届教材一等奖。参加高等医药院校教材《X线诊断学》、《国际心脏病学教本》（英文，美国出版）等15部专著的编写工作，并校译《骨与关节X线诊断学》、《放射诊断检查的合理应用》等4部专著。《中华放射学》杂志和《心血管和介入放射学》（英文、美国出版）等国内外14种杂志的顾问或编委。

一、与X线结缘

刘玉清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原河北丰润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5岁时举家迁往东北辽宁。其父刘伯谦曾念书念到中学，但终因家境困难而辍学，继而从商，他深感学识不足之苦，于是每每教育儿子要好好读书，以求上进有所成就。

1943年，刘玉清考入了沈阳满洲医科大学（后改为国立沈阳医学院）。遵从父亲的教诲，他一直都把功课摆在重要位置，养成了沉静内敛的性格以及阅读的习惯。在接触到放射学的时候，刘玉清情不自禁地被这种在当时非常先进的技术——“X线技术”所吸引，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距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教授发现X线仅有40多年的时间，而X线技术传入我国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20世纪40年代已发展为一个明确的专业，在当时确是一项非常年轻而尖端的技术。正是看到了X线技术的先进性及未来的发展前景，所以尽管毕业时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热门的内、外科，但刘玉清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个崭新的领域，开始了他的“放射学旅程”。

二、科室创建者

1948年，刘玉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进入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放射科工作，2年后又调入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工作（6年）。他工作认真负责、努力钻研，8年期间所作研究涉及骨、泌尿、消化和胸部等各系统的普通放射学研究，发表了十余篇论文，打下了深厚的普通放射学基础。

1956年，刘玉清被调入解放军胸科医院，创建了该院放射科并负责科室工作。为了让放射科医生不只做“读片员”，刘玉清在科室创立后即提出X线—病理对照研究，并形成制度，借此深入了解X线诊断的病理基础，让放射科医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极大提高了放射科整体水平。1959年，他结合X线—病理对照、总结医教研工作经验，所发表的《支气管造影术》是国内首部领域内著作，填补了当时的国内空白。

1958年，胸科医院划归中国医学科学院建制，先后成立阜外医院和心血管病研究所，逐步转为胸部和心血管专科医疗机构。为了配合医院转型的需要、进一步提高心脏X线诊断水平，刘玉清一面将“X线—病理对照”升级为“X线—手术对照”，一面逐步创建了“X线—临床—心电图”三结合的心脏X线诊断思维，使放射科医生能发现一些临床医生未注意到的诊断相关问题，明显提高了诊断水平。

三、敏锐把握学科“脉搏”

自从刘玉清踏入放射—医学影像学这一专业之后，他就一直牢牢把握着学科发展的“脉搏”。

1972年，CT开始开发并应用于临床，使放射科进入了体层成像、计算机图像重建的新技术时期。“在CT问世之前，照个胸片就前后都有了，后来有了CT就变为横断面成像、体层成像，而且图像要经过计算机重建以后才能出来，不像原来照个片儿就出来了。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这样一个国际影像新时期到来的同时，却正值我国的文革后期，文献资料、与外界的交流都寥寥无几，以致这一新时期的到来未被大多数人所察觉。刘玉清的阅读习惯使他在看到有用文献的基础之上，敏锐地注意到了CT，并于1974年前后在国内首先提出了“医学影像学”的学科新概念。“由于CT成像的特点——体层成像、计算机图像重建，使X线诊断有了影像的概念，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与此同时，核医学、超声学也逐渐开展起来。在它们进入临床以后，也是应用体层成像计算机重建的技术来进行影像诊断，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使影像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称之为‘医学影像学'。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于是在阜外医院的一次会议上，我就提出来X线学已经向医学影像学这个方向发展了，这是一个发展趋势，应该引起广泛注意。”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引进CT设备，尽管刘玉清所在的医院当时并未引进CT，他也并没有使用过CT，但仅靠钻研文献，他于1977年便在国内最早撰文介绍了CT临床应用的概况。

刘玉清敏锐的触角还使他准确把握住了现代微创外科届的宠儿——介入诊疗学。20世纪70年代中期，介入放射学在国外开始广泛应用于临床，刘玉清为这项新学科在我国的推动、拓展作了诸多贡献。在刘玉清1989年担任中华放射学会主任委员后，他组建了介入放射学组，推动了相应学术活动和我国介入放射学的发展。1996年，他在国内首次提出介入诊疗已成为同内科、外科治疗并列的三大诊疗技术之一，使介入诊疗学获得了足够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面对将介入独立出去自成一科的说法，他及时提出介入放射学应为医学影像学科的组成部分，介入与影像诊断优势互补，更有利于其发展。2001年，他的这一观点被美国放射学会发布的决议案所证实——该决议案也称介入放射学是大放射学家族的组成部分，比单独成立介入科对其发展更有利。

此外，他的敏锐还体现在很多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和磁共振成像（MRI）相继应用于临床。刘玉清也向所在医院申请了引入DSA和MRI设备，但由于经费不够，刘玉清只获准引进DSA。自从刘玉清1984年在国内率先引进DSA后，他就开始开展相关研究，于此同时，他还念念不忘MRI，他意识到MRI作为无创、非射线成像技术，对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有着潜在的优势，他觉得“尽管当时我们没条件引进MRI，但我们这方面的研究不应该落后，能赶的话我们要尽量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于是，他带着他的博士研究生到已引入MRI设备的天坛医院去开展心血管系统的磁共振研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老的表述令人不禁莞尔：“当时我跟天坛医院商量好一个礼拜去1到2个下午，到那儿我们只做心血管，这也不会影响到天坛医院——天坛对心血管不大感兴趣，就这样我们在国内最早开展了心血管MRI临床应用研究。”1986年和1988年，刘玉清先后发表了心血管疾病的DSA及MRI临床应用研究，为国内影像学新技术作了开拓性工作。

刘玉清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而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新概念、新技术，主要归因于他涉猎文献众多，即便现在也是如此，他每周都去图书馆，“已经养成了习惯，总是想了解些学术动态。”他现在每周还会到科里去阅片，“这也是为了了解学术动态，另一方面为病人解决点疑难问题，帮年轻大夫把工作做做。”

四、学术外交

为使我国放射学融入世界，刘玉清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学术外交策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84年，刘玉清应邀到美国去访问，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Brigham妇女医院做专题学术报告，成为当时少有的几个在那里做专题报告的中国专家。作为WHO放射学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刘玉清先后四次参加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WHO有关影像诊断的专题研讨会，并在1988年的那次WHO临床影像诊断专题研讨会上担任副主席。1990年4月，在日本第49届放射医学大会上，刘玉清应邀在大会上做专题学术报告，他应该是第一位在日本全国放射学会议上做报告的中国人。随后，1999年9月，第16届日本磁共振医学大会，刘玉清又被邀请做专题报告，并获荣誉称号和证书，是获得这些殊荣的第一位中国放射—影像学专家。刘老风趣地给记者讲述了日本之行：“我到日本的那次演讲用的是英文，当然我也会日文，但我想我到日本去当然用英文更好——日文我说得再流利也不如日本当地人呐。”他爽朗地笑起来。其实，刘老的英语和日语都非常流利。早在上中学的时候，刘玉清所在的学校（南满中学堂）就开始教授日语和英语，进入满洲医科大学后更是推行全日语教学，除了每个礼拜有一节中文课外，其他从基础到临床的各种课程全部用日文教学。后来刘玉清又在协和医院工作了6年，而协和主要使用英文，这样一来刘玉清练就了熟练的日语和英语，为他日后阅读文献和与国际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他在日本的会议上以流利的英文结束演讲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89年，刘玉清被任命为中华放射学会主任委员，这以后他开始了为整个学科谋发展的道路。“我一直认为，把影像学科列入辅助科室不利于放射影像学科的发展。当我在满洲医科大学学习一直到我在协和医院工作的时候，这一学科是既有诊断又有治疗的临床科室，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学苏联以后将这一科室变成了医技科室/辅助科室，我觉得这不适合于整个学科的发展。”为了让放射—医学影像学重新回归到临床科室，从而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刘玉清与卫生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反复沟通，经过多方努力，半年后，即1990年，卫生部终于批准：具有一定条件的放射科（有介入的放射科）改为临床科室。

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放射影像学、促进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刘玉清先后40多次到世界各地参加国际同行们的会议、做讲演，他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融入亚太、进入国际社会”。我国放射学会先后于1991年和1992年加入亚洲太平洋（后改为大洋）放射学会和国际放射学会，这其中刘玉清做了大量的工作。举例来说，当时台湾早已开放并已加入亚大放射学会及国际放射学会，而我国外交工作上有个原则：凡是台湾地区加入的国际学会，必须以Chinese Taipei/Taiwan加入，而不能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否则大陆地区的学会拒绝加入。刘玉清于是跟台湾放射学会的秘书长联系，要求将其学会名称改为Chinese Taipei，但被拒绝了。然后通过1990年4月日本放射医学大会以及随后在印度召开的亚大会议，通过与台湾放射线医学会的理事长张遵教授的沟通，数次重申了我方的要求，后来此事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从那以后，我国放射学会才加入了亚大放射学会、国际放射学会，使我国放射影像学走向了亚太、跻身于世界。刘玉清与张遵教授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数次到台湾访问，为拓展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过度应用的问题

放射、影像、介入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为医生诊断和病人治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刘玉清注意到新技术的出现不止带来了方便，还有随之而来的过度应用问题：“当一项新的技术开发应用以后，好多临床医生由于不充分了解新技术的优势和劣势，便不问病情如何，动辄使用最新的影像检查，以为新技术能诊百病，甚至对同一病人要求做多种检查，以为这样可以得到更全面的诊断。比如MRI刚进入临床应用以后，其使用频率急剧升高。实际上，各种影像学技术包括普通的X线、CT、MRI、DSA，无论最普通的或是最先进的，各种技术都有优势和不足，没有一项技术是万能的。例如一个儿童，患有肺炎，照个胸片满可以解决问题了，根本用不着做CT更用不着MRI，MRI根本不能看肺。所以多年来我一直主张：综合诊断、优选应用，就是说根据病人病情的需要，优选最适合于特定病人的技术——病人是什么病，根据病情、根据临床诊治的需要，来选择最适合于病人的影像学技术，而不是用最先进的技术。比方如果是颅脑病变，首先应该做CT，但是CT有所不足，那就做MRI，这就最好了。优选的一个原则是病人的需要、病人的病情，另外一个原则是在能够解决病人诊治问题的前提下，选择最适宜的、最常用的技术，而且价格效益比要尽量减轻社会负担、减轻病人负担。此外过度应用对病人一方面会造成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会带来健康负担——比如，放射性检查过度应用会给人体带来过多的电离辐射，从而引起细胞损伤甚至DNA断裂，最终导致肿瘤形成。让病人负担最小、花钱最少、解决问题就达到了目的。”早在1990年，刘玉清就在其论文中提到了“综合诊断、优选应用”，此后他在学会发言、发表文章时又多次提到了这方面的内容，并一直倡导开展相关研究。1996年，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组织开展大型诊疗设备临床应用规范化研究，刘玉清负责医学影像组（共7名专家），提出了CT、MRI和心血管造影三类大型设备临床应用的主要、一般和非适应症等，就是根据“综合诊断、优选应用”这一思路完成的，得到了肯定。近年来，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关注，并被称为“比较影像学研究”。

六、医学影像学发展历程

据刘老介绍，放射—医学影像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 1895年伦琴发现X线后开启的普通X线学阶段。在发现X线是种电离辐射后，X线学被改为放射学。2. 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CT、MRI、数字化成像（如DSA和数字X线成像）、超声成像、放射性核素成像等相继被开发应用，构成了综合的影像诊断，进入了“影像时代”。3.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介入治疗学迅速发展，与影像医学共同构成了诊治兼备的现代医学影像学。我国现代医学影像学体系的形成时间比国外发达国家晚了大约10年，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刘老一直关注着我国影像学的发展，他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家大发展的整体环境下，放射影像学也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影像诊治水平在临床应用研究方面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当然这指的是在三甲医院和发达地区的郊县医院，在乡镇医院和欠发达地区还相差比较大，而我们的实验/基础研究则相对薄弱、滞后，缺少原创性的研究跟新的进展，这是我们不足的地方。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医院间的差距也较大。这提示了我们今后的发展和研究方向——在发达地区、在有条件的单位应该开展原创性的基础、实验研究，以弥补我们的不足，尽快地列入国际先进水平。同时，为欠发达地区、为广大基层群众提供优质的影像学服务，还需要发达地区成熟的技术尽快地普及给欠发达地区的基层从业人员。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后的两个发展方向。”

七、寄语年轻医生

“我个人觉得，从X线学发展成为现代医学影像学的整个过程可以总结为，新发现、新知识和新技术产生和促进了现代医学影像学的发展。这个学科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新设备、新技术和新知识，比如X线的发现、CT的发现、磁共振的发现以及对他们的认识和应用。希望今后真正把原创性的科研工作和临床应用研究更好地提高一步，这个希望就要寄托于中青年骨干来实现了。我作为老一代的专业人员也愿意发挥余热，但是中青年骨干是今后放射影像学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应该认准整个现代医学影像学的发展方向，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

（作者：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