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免疫学是研究宿主免疫系统识别并消除有害生物及其成分的应答过程及机制的科学。“免疫（Immunity）”一词源于拉丁文“Immunitas”，原意是免除赋税和差役。传统的免疫学起源于人类对传染性疾病的抵御能力，研究早期多集中在对机体抗感染能力方面的研究。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逐渐突破了抗感染研究的局限，而对各种抗原、微生物的作用进行研究，并且发展了基础的免疫学、临床免疫学、免疫学检测、医学免疫学等多个分支。因此现代免疫学将“免疫”定义为：机体对“自己”和“异己”识别、应答过程中所产生的生物学效应的总和，正常情况下是维持内环境稳定的一种生理性功能。在人体存在一个负责免疫功能的完整的解剖系统——免疫系统。与其他系统一样，有着自身的运行机制，并和其他的系统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维持着生命过程的生理平衡。
免疫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疫苗的接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预防疾病的观念；单克隆抗体技术的产生引发了疾病诊断和生物制药的变革；将来，免疫活性细胞的应用研究还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疾病治疗理念，引发新的疾病治疗革命。
免疫学发展简史——从经验到分子
与其他学科一样，免疫学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而逐渐发生、发展和成熟的。免疫学的发展可分为原始、传统和现代三个时期。
1.原始免疫学时期
此时期是人类与感染性疾病长期斗争的经验应用阶段，人们在与天花的长期临床实践中形成了初步的预防免疫概念。我国古代医师在医治天花患者时发现，康复后的天花患者及护理者或穿过沾染患者痘痂的衣服的人不再患天花，于是就大胆创用了将天花痂粉吹入正常人鼻孔的方法来预防天花，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疫苗。据考证，这种人痘苗在唐代开元年间（公元713年～741年）就已出现，至10世纪时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并逐渐传播到国外。
之后，约在15世纪，人痘苗法传到中东。当地人把鼻孔吹入法改良为皮内接种法，免疫效果更加显著。1721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Mary Montagu把这种接种法传入英国，并且很快遍及欧洲。但是这种经验性的人痘苗虽然有一定免疫效果，却不十分可靠，而且还有人工感染的危险，所以未能为人们普遍接受。
到了18世纪末，英格兰乡村医生Edward Jenner从挤奶女工多患牛痘（一种轻型的局部痘疹）、但不患天花的现象中得到启示，于1798年成功地创制出牛痘苗，并公开推行牛痘苗接种法。这是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疫苗，为人类最终战胜天花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当时微生物学尚未发展起来，人们尚不认识天花和牛痘的病原体，所以这种孤立的成功并未得到理论上的升华。此后一个世纪内，免疫学一直停留在这种原始的经验状态。
2.传统免疫学时期
19世纪后期，微生物学的发展为免疫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80年，法国微生物学家Pasteur偶然发现接种陈旧的鸡霍乱杆菌培养物可使鸡免受毒性株的感染，转而成功地创制了炭疽杆菌减毒疫苗和狂犬病疫苗，并开始了免疫机制的研究。1883年，俄国动物学家Metchnikoff发现了白细胞的吞噬作用并提出了细胞免疫（cellular immunity）学说。1890年，德国医师Von Behring和日本学者北里发现了白喉抗毒素。1894年比利时血清学家Bordet发现了补体。这些发现支持体液免疫（humoral immunity）学说。两种学派曾一度论战不休，直到20世纪初英国医师Wright发现了调理素，德国学者Ehrlich提出侧链学说，才将两种学说统一起来。1901年，“免疫学”一词首先出现在《Index Medicus》中，1916年《Journal of Immunology》创刊。作为一门学科，免疫学至此才正式为人们所承认。
于此同时，研究抗原体反应的血清学（serology）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1896年Durham等人发现了凝集反应，1897年Kraus发现了沉淀反应，1900年Landsteiner发现了人类ABO血型，Bordet发现了补体结合反应。这些实验逐渐在临床检验中得到应用。此后的几十年中，血清学研究代表了免疫学发展的主流。
3.现代免疫学时期
20世纪中期以后，免疫学众多新发现频频向传统免疫学观念挑战。1945年Owen发现同卵双生的两只小牛的不同血型可以互相耐受，1948年Snell发现了组织相容性抗原，1953年Billingham等人成功地进行了人工耐受试验，1956年Witebsky等人建立了自身免疫病动物模型。这些免疫生物学现象迫使人们必须跳出抗感染的圈子，甚至站在医学领域之外去看待免疫学。
于是，一个免疫学的新理论——克隆选择学说（clone selection theory）于1958年由澳大利亚学者Burnet提出。该学说认为：体内存在识别各种抗原的免疫细胞克隆；抗原通过细胞受体选择相应的克隆并使之活化和增殖，变成抗体产生细胞和免疫记忆细胞；胚胎时期与抗原接触的免疫细胞可被破坏或抑制，称为禁忌细胞株（forbidden clone）；部分免疫细胞可因突变而与自身抗原起反应。这个理论虽不十分完善，但解释了大部分免疫现象，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并被后来的实验所证明，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免疫学理论。
嗣后，细胞免疫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再度兴起。1956年Glick发现了腔上囊的作用，1961年Miller发现了胸腺的功能，1966年Claman等人区分出B细胞与T细胞，并且发现了它们的免疫协同作用，以后又相继发现了T细胞中不同的亚群及其鉴定方法，以及免疫细胞间的作用机制和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的限制性。
同时，体液免疫继续向纵深发展。自20世纪40年代初确认抗体是血清丙种球蛋白之后，1950年Porter用蛋白酶水解获得了抗体的片段，Edelman用化学断裂法得到了抗体的多肽链，共同证明了抗体的分子结构；20世纪60年代统一了免疫球蛋白的分类和名称；1957年Kǒhler和Milstein等人用B细胞杂交瘤技术制备出单克隆抗体；1978年Tonegawa发现了免疫球蛋白的基因重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的细胞因子相继被发现。对它们的受体、基因及其生物活性的研究促进了分子免疫学的蓬勃发展，有人称之为“分子免疫学时期”，但从理论上并未突破克隆重选择学说，只是从技术手段上把免疫学研究推向一个新水平。
疫苗改变世界——征服感染性疾病依然遥远
疫苗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痘术”，正式成型于1798年Edward Jenner 发明的“牛痘”，到现代的蛋白和基因疫苗，已走过了几百年的历史。疫苗的发明与发展，不仅体现着生命科学和医学的进步，也交叉渗透于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明的发展，以不被人完全熟知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着世界。目前，疫苗仍然是对抗肆虐的病毒感染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但是，疫苗的研究与开发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类通过疫苗征服感染性疾病的愿望还很遥远。
1.牛痘：一个乡村医生的发明
牛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于预防天花的疫苗，它的发明者是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 (Edward Jenner) （1749年5月17日—1823年1月26日）。12岁时他跟一位内科医生学徒，后来在一家医院里边学解剖边工作。1792年在圣•安德鲁大学获得医学学位。
詹纳熟悉他所在地区的奶场女工和农民当中的一种公认的说法：牛症是牛患的一种轻度病，但也可以传染给人，人若传染上牛痘，就再也不会得天花病（牛痘本身对人来说没有危险，虽然其症状与极轻度的天花病有点相似）。詹纳认识到如果农民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给人种牛痘就是使之获得天花免疫的一种安全的方法。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仔细的调查研究，之后詹纳在《天花疫苗因果之调查》里公布了他的结果，证实了牛痘接种可以预防天花的结论。在他的努力下，这种牛痘疫苗接种法迅速在英国传开，不久就在不列颠陆军和海军中强制实行。最终它被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所采用。
詹纳无私地把他的接种方法奉献给世界，使得人的生命不再受到这种可怕病毒的威胁，他的疫苗接种理念也为我们开启了免疫学研究的大门。鉴于詹纳医生在研究和推广牛痘疫苗方面的杰出贡献，他也被后人称为免疫学之父。
2.乙肝：国人的尴尬
乙型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乙型肝炎感染是一个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国是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高流行区，人群感染率为60%，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人群携带率为10%。全世界共有3亿HbsAg携带者，中国就占其中的三分之一。人类是乙肝病毒唯一的宿主。
虽然人们知道肝炎这一疾病已经几个世纪了，但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医生还不知道它是由什么病毒引起的。在20世纪40年代，一位专门从事肝疾研究的英国医生MacCallum最先解开了这个谜。当时他负责研究生产黄热病疫苗，有一个现象令他大为不解，即许多接种了黄热病疫苗的士兵在几个月后出现肝炎（在黄热病疫苗中含有人血清）。结合之前的文献报道，MacCallum猜测在人的血液当中含有引起肝炎的病原微生物。之后，MacCallum及他的同事对一批志愿者进行了一系列的观察研究，研究结果证实了他的假设（但是当时还没有能够分离出肝炎病毒），同时还搞清楚了肝炎不仅可以通过血液传播，也可通过其他途径传播。MacCallum将由被少量粪便污染的食物和水经消化道传播引起的一型肝炎称为甲型肝炎，由污染血液经输血传播引起的一型肝炎称为乙型肝炎。
1963年，Baruch Blumberg和Harvey Alter发现了乙型肝炎相关抗原—Aa（澳大利亚抗原），即后来的乙肝表面抗原（HbsAg）。
1970年，Dane用电子显微镜发现了血样中的乙肝病毒颗粒。
1980至1981年，由Hilleman和他的同事研制的由血清乙肝病毒亚单位制成的疫苗被证实有效，并通过鉴定，广泛使用。
1983至1986年，William Rutter等从酵母菌中制备出乙肝病毒亚单位疫苗。
我国从20纪70年代即开始研究开发乙肝疫苗，之后历经数年，先后开发出了血源性乙肝疫苗和重组乙肝疫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逐步在人群中推广乙肝疫苗接种。
2005年，中国公布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对全国所有新生儿，全部实行免费乙肝疫苗接种。“中国要把肝病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在2007年中国科协年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如是说。
但是，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人群乙肝感染率仍居高不下，重组乙肝疫苗的保护效应也开始受到学者的质疑。除了保护性乙肝疫苗，我们还研发了治疗性乙肝疫苗，后者是针对既往感染乙肝病毒的患者，通过接种治疗性乙肝疫苗，激发机体的抗病毒免疫反应，达到抑制或清除体内病毒的效果。
2007年，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病原微生物所所长闻玉梅教授主持开发的治疗性乙肝疫苗研究开始进行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有望在2010年底揭晓，如果结果良好，这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针对乙肝患者的治疗性疫苗。但是，从已完成的二期临床结果看，该疫苗只能使患者血清中的乙肝病毒核心抗原和核心抗体转阴，并不能完全消灭体内的病毒。
看来，中国要想摆脱乙肝大国的命运还尚需时日。但是，只要乙肝病毒一天不被消灭，我们研发乙肝疫苗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3.艾滋病：路在何方？
“基于艾滋病病毒复杂的变异性，研究者至少在25 年或30 年之内不可能找出有效的、适用于人类的艾滋病疫苗来......甚至人类可能永远也找不到这种艾滋病疫苗了。”2009年5月，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生物学教授David Baltimore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开幕致辞中如是说。
艾滋病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后，因免疫系统受到破坏而引发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HIV是艾滋病发病的罪魁祸首。自1981年6月5日首度证实以来，艾滋病已夺去了超过2500万人的生命。
自人类分离出艾滋病毒之初，科学家就开始研发HIV疫苗，然而近30年过去了，艾滋病疫苗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些耗费巨资研发的艾滋病疫苗相继宣布失败，艾滋病疫苗研究重回原点。
2007年9月，全球瞩目的美国默克公司艾滋病疫苗临床II期试验（STEP计划）宣告失败，这种被寄予厚望的“希望之星”V520艾滋病疫苗无法保护接种的志愿者免遭艾滋病病毒的侵害，也不能减少艾滋病感染者体内的病毒数量。对疫苗失败原因的进一步数据分析显示，在778例对Ad5病毒免疫力较强的男性志愿者中，多达21例感染艾滋病，这一数据是对照组的2.3倍。尽管缺乏充分的证据，但是质疑已经无法避免——Ad5载体疫苗不但不能有效防御艾滋病毒，反而可能使接种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增加。
2009年12月24日，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Adel Benlahrech等通过体外试验证实，Ad5血清阳性自愿者体内分离的淋巴细胞，与Ad5感染的自体DC相互作用后，会导致Ad5特异性记忆CD4+T细胞活化/扩增。活化的Ad5特异性记忆CD4+T细胞上调表达a4b7 integrins和CCR9（粘膜-homing表型），及CCR5（HIV-1感染所必需的趋化因子受体）。更重要的是，该CD4+T细胞对R5 tropic HIV-1的易感性明显增加。
2003年9月～2005年12月，赛诺菲公司研发的艾滋病疫苗在泰国Rayong和Chon Buri省开展了以社区为基础的随机、多中心、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研究数据证实，重组canarypox载体疫苗重组gp120亚单位疫苗能够降低人群HIV-1感染风险，总体有效率超过25%。但是，疫苗对既往已经感染HIV-1的患者无治疗作用，对患者血清HIV-1滴度和CD4+T细胞亚群无明显影响。
艾滋病病毒不同于其他病毒，很容易产生变异，这就使得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人群的个体差异性也是疫苗疗效不确定的主要原因。
难道我们要抛弃艾滋病疫苗吗？
4.结核：无法消逝的梦魇
结核病是由结核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病，结核菌可能侵入人体全身各种器官，但主要侵犯肺脏，称为肺结核病。结核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结核病，它曾在全世界广泛流行，曾经是危害人类的主要杀手，夺去了数亿人的生命。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卡介苗一直是预防人类结合的唯一疫苗。卡介苗疫苗的发明是来自牛痘的经验。1882年德国的Robert Koch首次发现结核杆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细菌学家Calmett与他的助手Guerin研发了“卡介苗（Bacille Calmette-Guérin，BCG）”，1919年移交给巴黎巴斯德研究所，1921年首次使用于人体上。之后，卡介苗开始在全球推广接种。
卡介苗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使用最多的疫苗，但是它的有效性在近三十年来倍受质疑：在欧洲，结核病盛行率在卡介苗广泛应用之前己明显下降；从没有广泛使用卡介苗的北美，结核病的盛行率也自然下降。广泛应用卡介苗数十年的国家，如印度和中国，结核病的盛行率并没有因为卡介苗的使用而下降。多个大型的流行病学研究也无法证明卡介苗可以预防肺结核。目前比较肯定的是，卡介苗可以预防婴幼儿的进行性原发性感染（progressive primary tuberculosis），如结核性脑膜炎和栗粒性脑膜炎。因此，在结核病中高度流行区，为新生儿接种卡介苗还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但不应作为控制结核病的主要措施。
由于牛痘的接种，人类消灭了天花。相似的疫苗——卡介苗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感染结核的格局：全球仍有近十分之一的人为结核感染者（绝大多数为隐形感染），其中5%～10%的感染者会发展至活动性结核。
抗生素的滥用、抗结核药物的不规范使用、器官移植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以及艾滋病感染等也加大了特定人群对结核的易感性，结核菌本身也会产生相应的基因变异，变成超级耐药结核菌株。当然，既往已感染结核者，卡介苗接种是无效的。
也许是时候抛弃卡介苗了。
单克隆抗体技术——免疫学浩瀚大海中的明珠
19世纪末，白喉毒素的发现宣告了第一代抗体诞生，随着现代免疫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发展，第二代抗体——单克隆抗体、第三代抗体——基因工程抗体分别于1975年和1984年问世。一个多世纪以来，抗体作为体内最奇妙的蛋白质分子，一直是生命科学，尤其是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为人类多种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做出了巨大贡献。
1.单克隆抗体在诊断检测中的应用
免疫荧光技术(Immunofluorescence technique)又称荧光抗体技术，是标记免疫技术中发展最早的一种。它是在免疫学、生物化学和显微镜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项技术。Coons等于1941年首次采用荧光素进行标记而获得成功。抗原-抗体结合反应是该技术的基础。该技术的主要特点是：特异性强、敏感性高、速度快。主要缺点是：非特异性染色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结果判定的客观性不足，技术程序也还比较复杂。
酶联免疫吸附技术(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是用来检测蛋白质（抗原）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抗原（蛋白质，如基因表达产物、病毒等）和抗体的特异结合的特点，将抗原直接或间接地固定（吸附）在固相（如聚苯乙烯板壁上），然后使其与酶标抗体反应，使抗原与抗体结合，再加入酶的底物，利用酶与底物的呈色反应，来判断抗原的存在及浓度。利用已知的单克隆抗体作为媒介，可以检测患者体内相应的抗原表达情况，据此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状态。ELISA的特异性和灵敏性均较高，而且操作简单，是实验研究和临床免疫检验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可用于多种疾病的辅助诊断，包括各型肝炎、自身免疫病、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等。
流式细胞术(Flow Cytometry，FCM)是将流体喷射技术、激光技术、空气技术、γ射线能谱术及电子计算机等技术与显微荧光光度计密切结合的一种细胞检测技术。该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抗原-抗体特异结合的特点，并据此分析样品细胞靶抗原的水平。检测用单克隆抗体需要用特定的荧光进行标记（目前应用的荧光抗体都是已标记好的单克隆抗体商品），待检样品细胞与特定的荧光单克隆抗体共育后，如样品细胞表达有相应的抗原，荧光抗体便会与之相结合，这些细胞在通过流式细胞仪时，细胞的荧光信号会被探测到，通过特定的分析软件，检测者即可获知样品细胞中阳性细胞的比例，以及特定抗原的表达量等。目前，常用的荧光标记物包括FITC、PE、Cy3、Cy5等。
其他包括ELISBOT、Western blot、放射免疫等，均是利用抗原-抗体特异性结合的特点，结合不同的显示技术，检测样品中特定抗原/抗体的表达情况。
2.生物导弹——单克隆抗体药物
抗体药物是以细胞工程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为主体的抗体工程技术制备的药物，具有特异性高、性质均一、可针对特定靶点定向制备等优点，在各种疾病，特别是对肿瘤和自身免疫病的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备受关注。当前，抗体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已成为生物技术药物领域研究的热点，居近年来所有医药生物技术产品之首。从分子构成来看，抗体药物可分三类：（1）抗体或抗体片段。完整的抗体包括嵌合抗体、人源化抗体、人源抗体；抗体片段包括Fab等。（2）抗体偶联物，或称免疫偶联物，由抗体或抗体片段与“弹头”药物连接而成，可用作“弹头”的物质有放射性核素、化疗药物与毒素。（3）融合蛋白，由抗体片段和活性蛋白两部分构成。自Kohler和Milstein创立了生产单克隆抗体(简称单抗)的淋巴细胞杂交瘤技术以来，抗体药物的研究不断深入，临床应用也不断发展。噬菌体展示技术的应用也为单克隆抗体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以噬菌体展示技术为核心的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使得单克隆抗体药物，特别是全人源化单克隆抗体药物的研究和开发成为可能。
单克隆抗体是生物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继重组蛋白后，单克隆抗体引领了第二次生物医药产品浪潮。它在疾病治疗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已被成功用于治疗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和移植排斥反应等多种疾病，成为生物制药的最大产品类别。
1986年，美国FDA批准上市了第一个抗体药物Orthoclone，用于治疗移植物抗宿主病，翻开了生物医药历史崭新的一页。时隔8年，美国才批准了第二个抗体药物上市。进入21世纪，抗体药物研发上市的速度明显加快。20年后的今天，全球共批准上市21个抗体药物。进入临床验证的数量也直线上升，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70个，到90年代新增140个，2000年至2005年6月又增加了130个。
2009年，全球销售前二十位的药物中，有6个为单克隆抗体药物，包括依那西普、英夫利昔单抗、阿达木单抗、贝伐单抗、利妥昔单抗、曲妥珠单抗，总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超过20%。
免疫活性细胞——未来生物治疗的发展方向
免疫活性细胞是机体免疫系统发挥正常功能的载体，是免疫学研究的基石。现代免疫学观点认为，免疫活性细胞的功能异常是多种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根据疾病病理机制的不同，调节/干预机体自身免疫活性细胞的功能，可逆转或延缓疾病的进展；此外，还可以将特定的免疫活性细胞在体外进行条件培养、扩增，并进行合理的“改造”，如抗原刺激、细胞因子刺激、基因导入等，“生产”出针对特定疾病的免疫活性细胞，过继转输至患者体内，用以疾病的治疗。其中，肿瘤过继免疫治疗即是近年来发展最为快速的研究领域。
肿瘤过继免疫治疗始于20世纪70年代。1982年，Rosenberg等提出了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lymphokine-activated killer cell，LAK细胞）的概念，并在后续研究中对LAK细胞的临床应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后，LAK细胞被广泛用于多种肿瘤的临床治疗。但是，由于LAK细胞的杀肿瘤作用相对较弱，且体外扩增能力有限，往往需要在输注LAK细胞的同时，应用高剂量的IL-2（100000U/kg，q8h）才能够在患者体内取得一定的抗肿瘤效应。高剂量IL-2的毒副作用（顽固性体液潴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LAK细胞的临床应用。
1989年，Yun YS等在《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发表论文称，该研究小组利用CD3单克隆抗体扩增出一群特质性细胞，即CD3诱导激活的杀伤细胞（CD3 induced activated killer cells），该细胞在体内外的肿瘤杀伤作用较LAK细胞更高。1991年，斯坦福大学骨髓移植中心的Schmidt Wolf等以IFN-g、IL-2、CD3单抗和IL-1共培养外周血单核细胞，获得了一群具有强大抗肿瘤活性的细胞（抗瘤效应是LAK细胞的10倍～100倍），即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ytokine induced killer，CIK）。而且，CIK细胞在体内无需依赖IL-2，因此可以完全避免大剂量IL-2应用所致的各种不良反应。
此后，Lu PH等进一步证实，利用外周血单核细胞扩增的肿瘤杀伤细胞系来源于T细胞，同时表达CD3和CD56分子，前者系T细胞的表面标志，后者在NK细胞高表达。
自1993 年美国发表CIK治疗肿瘤研究报告以来, CIK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均开展了相关临床研究和应用。国内的一些临床研究机构也相继开展了这方面的临床研究工作。
除了CIK细胞，其他免疫活性细胞，如DC细胞、NK细胞、NK-T细胞、调节性T细胞、抗原特异性CTL细胞、Th17细胞等在恶性肿瘤、自身免疫病、感染性疾病、器官移植等方面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009年6月，国家卫生部公布了《首批允许临床应用的第三类医疗技术目录》，目录即包含了《自体免疫细胞（T细胞、NK细胞）治疗技术》，并公布了自体免疫细胞（T细胞、NK细胞）治疗技术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医疗机构需获得卫生部第三类医疗技术审核机构的审核论证，方可开展该类新技术的临床应用。2010年3月，卫生部决定由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牵头，联合解放军302医院、中国科技大学、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等单位开展《中国体细胞免疫治疗行业标准》的研究。该行业标准将详细论证体细胞免疫治疗项目的准入标准（体细胞治疗基地评审标准），以及免疫活性细胞的制备标准和质量控制标准。该行业标准有望在年内出台。
展望
21世纪是生物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免疫学的领域也突破了传染病领域，延伸至免疫性疾病、肿瘤的诊断与防治以及新药的研发等。免疫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将是推动这场生物技术革命的中坚力量。
（作者：刘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