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还没准备好如何应对下一个流行病，但是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留给人的恐慌可能会让事情有所不同。

如果说2014年有什么事让公共卫生专家们倍感震惊，那就是一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利比里亚人在七月飞到了尼日利亚旧都拉各斯。在西非的贫困国家，埃博拉疫情一度处于失控状态，一半的感染者因此丧命。后来，这位病毒携带者径直来到了非洲最大的一座城市，那里有21万人，住贫民窟的不在少数。想到埃博拉疫情可能在这座城市暴发，而且可能通过这个国际旅游中心传播得更远，专家们后怕了。

幸运的是，这种世界末日的景象并没有发生。由于全球已在尼日利亚投入大量卫生资源根除小儿麻痹症，那里有相当好的病毒学实验室和流行病学专家，有能力应对公共紧急事件。当地政府立即利用这些条件对抗埃博拉病毒，最终将感染人数控制在了二十例。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每周的埃博拉感染新增病例已从高峰时的几百例下降到二三十例。但是恐惧还在，或许未来的某个时刻，世界上又有一个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的致命性疾病横空出世，导致比现在的埃博拉更惨烈的大流行。

埃博拉疫情促使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呼吁全世界寻找方法应对流行病威胁。全世界都需要更好地监控疫情，无论是新发还是复发。在流行病重灾区的许多贫困国家，尤其需要补贴卫生资源。疫情发生后，要有能迅速反应作风硬朗的工作小组出面协调，全世界要筹措数十亿美元资金赞助相关药物和疫苗的研发以备不时之需。

如何探测流行病

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来自蝙蝠。与此类似，未来的大多数传染病病原体都可能来自动物；人类新出现的疾病中大约四分之三都是这种模式。科学家们怀疑，埃博拉病毒是从果蝠（热带大蝙蝠，以水果为食）传播过来的，因为事情的开端发生在几内亚南部的一片森林里，一个两岁的男孩在玩耍中接触了果蝠，后来就染上了这种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是2012年出现的病毒性感染，很可能来自骆驼传播。2015年夏天，三名德国的松鼠饲养员受到松鼠携带的一种新型博尔纳病毒感染，最后死于脑炎。

从理论上讲，这方面的知识人们积累得越多，就越可能准备得更好。科学家们可以对动物种群和居民区附近详加监控，找到潜在的病原体威胁，不放过任何有可能在不同物种间传播的病毒。这种基础研究也许能让科学家在研发疫苗和药物时领先一步，只是这样的科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动物携带的病原体怎么感染人，又怎么在人群中传播，科学家们知之甚少。这些传播过程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病原体要能进入人体细胞，并在细胞内复制。“我们现有的知识中，最大的缺口就是对发病机制所知甚少。”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传染病专家David Morens说。

更糟糕的是，绝大多数传染病研究和监测都在发达国家开展，但疾病发生地点却在发展中国家。说起为何要去几内亚研究埃博拉病毒，Morens回答：“我们需要亲赴前线研究疾病的来龙去脉，而不是坐在美国的实验室里闭门造车。”

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地理、气候和文化等因素可以帮助确定疾病高发地区，其中大多数都集中在低纬度地区。而且很明显的一个主要诱因就是人与动物的接触。科学家们从传染病高发地区取回样本，已经分析出了几百种病毒，但是很难确定哪种病毒将是主要威胁。当初，人们也没有料到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流行病艾滋病会由逆转录病毒引起，这个家族的病毒以前从未引起过任何重大传染病。

分析病毒与人体细胞受体的亲和力，在实验室中观察病毒在动物中的传播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当地建立医疗和科研系统，一旦一群人突然生了重病就可以快速查找原因。这样的系统需要当地有训练有素的微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和临床科学家，需要能广泛检测各种疾病标本的诊断实验室，可惜贫困国家都很欠缺资源。

如何应对疫情爆发

2005年，全球196个国家通过了《国际卫生条例》，希望在世界范围内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但是埃博拉疫情暴露了条例的薄弱环节。条例为疫情所在国家设定目标加强疾病监测，但不对那些最贫困的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条约生效后十年，三分之二的缔约国都没有达成目标。

该条例也没有成立一个国际紧急应对小组处理大规模的疾病爆发。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的国际和国家安全法律专家David Fidler说：“我们在埃博拉危机中看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疫情后，全球的公共卫生组织都鞭长莫及。”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在考虑许多提案，预防下一次疾病暴发演变为大流行。这些提议包括为低中收入国家提供经济支持，加强疾病监测，提升紧急卫生事件应对能力；改革世界卫生组织，它在埃博拉疫情中的表现已成为众矢之的。还有人提出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成立一个自治的紧急筹备与应急中心，摆脱一切政治迂腐和官僚作风。该中心将与其他联合国机构、世界银行、慈善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医疗产业密切联系，成为疾病爆发后可以快速部署的国际后备力量，可以随时出调飞机和直升机把大量的医疗物资即刻运往灾区。

如何研发疫苗和药物

2015年5月，首席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们提出成立一家国际性的非营利制药公司，把有意向的研究机构、政府、慈善机构和私人制药公司都团结起来，致力于研发没什么市场但却是捍卫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亟需的药品和疫苗。

公私合作模式就是一个例子，这十五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包括被忽略疾病药物研发组织（Drugs for Neglected Diseases Initiative，DNDi）的成立。该组织的宗旨显而易见：每年筹措100亿美元资金赞助，不仅针对新发流行病，也针对被忽略的疾病，研发临床亟需的抗生素。这样的合作模式可以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确保资金支持，有空间作连续的长期规划。英国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所长Adrian Hill说：“现在还没有针对暴发疾病病原体的公私合作机构，是时候成立一个了。如果不抓紧时间，机会就没有了，但问题还在那儿。”

制药公司普遍支持这一建议——赢得他们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这样的合资企业通常需要实力雄厚，既有大量的药品，又有研发疫苗的技术平台，还有庞大的生产规模，只有形成产业才能面面俱到。

Hill倾向于立即加快疫苗研发，尽快控制中东呼吸综合征和马尔堡出血热等已经发生的疫情。他建议放下那些进展缓慢代价不菲的动物实验，转而研发一小批疫苗直接进入Ⅰ期临床试验，在人体中测试安全性和耐受剂量。如果疫苗是安全的，能在人体内产生很好的免疫反应，那就很可能有效。随后储备一些疫苗，一旦下次疫情暴发就马上开展Ⅱ期有效性临床试验，把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未知的病原体，无法事先准备好疫苗。有一个解决办法是，在疫情暴发后把幸存者的血浆输给患者，幸存者的血液中富含病毒特异性抗体。在许多情况下，采用这种手段可以快速找到针对某个未知病原体的现成疗法，不必花费多年时间苦心研究。

该方法在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已经得到重视。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恢复期血浆疗法”临床试验已于2014年12月在西非启动，结果即将揭晓。目前贫困国家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血液的采集与处理很成问题，有待解决。

研究人员说，理想的情况下，临床试验设计应在疾病暴发前得到监管部门批准，这样才能随时直接启动试验。总部设在牛津的国际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和新发感染联盟已经这么尝试了，专家们想开发出一套适用于任何疫情的通用临床试验方案。

改革全球的流行病应急系统不是朝夕之功。当埃博拉淡出人们的视线，改革的动力也可能随之消失。但公共卫生专家们相信，西非人民在埃博拉疫情中遭受的深重苦难，尸横遍野、全国检疫、经济瓦解，无不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西非的疫情已经改变了世界各国应对严重传染病的方式。希望灾难过后，万象更新，全世界都以新的姿态迎接挑战。

(作者：龚银花、邱梅)

参考文献：Nature 2015;524: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