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沟通难题？

沟 通是指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良好的沟通有助于实现既定的目标，不仅仅在人际交往和工作中需要，也应该存在于科学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为了 促进人类的健康，科学家们会不断推出新的观点或者举措，但这些美好的想法和行为，不一定立刻就会被全盘接受。当公众不能理解时，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往往能 够成功平息一场公共危机。如果做不到这点，这些问题则被称为“科学沟通难题”（science communication problem，SCP）。

科学沟通难题第一次引起关注是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心理学家开始试图解释专家与公众舆论之间在核能问题上的分歧。而眼下对于儿童疫苗的争论，也是一个典型的科学沟通难题。《Science》杂志在2013年10月发表了耶鲁法学院Dan M. Kahan教授的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之 所以选择儿童疫苗的沟通来进行分析，是因为这个话题很有代表性：在讨论的过程中，不但可以解决一些对于危机的争论，而且还可以预测、管理乃至在理论上规避 那些可能引发危机的条件，从而很好地诠释科学沟通的要点，用实践来阐述科学沟通难题的解决之道。因此，Kahan教授在文章中对由儿童疫苗——具体来说，是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疫苗——所引起的争论，进行了分析。

沟通难题的根源：文化认知

在科学推广的过程中，引起争 论的根源常常就是所谓的“文化认知”。 持有不同文化认知的人群，会对同样的事情有着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为了避免在自身所处的群体里出现不和谐的声音，人们会有从众效应，来确认那些能够将 自己区别于其他竞争群体的感知风险，从而维系与群体内其他成员的纽带，防止自己被孤立；另一方面，人们往往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固守着对某 些事物的原有认知，用先入为主的态度，来反对新生事物。这些，都是文化认知上的偏见，而且，公众越是具备“科学素养”，这种偏见越深。

文化认知的不同，曾经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争论的一个主要因素，现在，这个因素还引起了对儿童疫苗的新争论。

由于HPV可以通过性传播导 致子宫颈癌，2006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CDC）全面推荐为青春期的女孩们接种可以预防HPV的疫苗。然而，这一措施却引起了不曾预料的政治争端，并导致美国所有的州都暂停了对 该措施的立法授权。导致这场争端的根源，就在于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文化认知”。心理学试验的证据表明，对于疫苗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的信息，人们更倾向于以 一种能够反映他们文化倾向的方式来选择信任或者不信任。

科学 vs 道德，孰是孰非？

在这个案例中，争论的焦点就 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否应该接种？拥护者认为这将保护女孩们免受病毒的侵扰，进而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反对者则旗帜鲜明地表示：接种HPV疫苗会让她们 因为有了保护而无所顾忌，从而导致更加猖狂的危险性行为。于是，无论是直截了当的新闻报道，还是隐晦的、各种不同面目的虚构倡导者，都向人们传递后面这条 信息。最终，对于是否应该给儿童接种HPV疫苗，人们的观点愈发趋向于两极化。

如果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来看待 这一争端，进行换位思考，就可以理解反对者和科学家们的出发点。试想，一个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女孩，去接种一个能够预防性传播病毒的疫苗，究竟有多大的必 要？而不接种的话，那些真正发生了危险性行为的孩子们就面临着被HPV病毒感染的风险。用道德去约束，还是用科学去保护？这确实是个值得辩论的话题，难免 会使持有截然相反文化导向的人们产生分歧。

诚然，公开推行HPV疫苗很 有可能引起文化冲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是不可以避免的。科学家们出于好意的发明和发现，是用科学的方法在保护人类的健康。当然，在向公众推行 的过程中，需要一个知识传播和理念被逐渐接受的过程。科学界一蹴而就的强推方式固然不可取，但作为接收方的公众，也应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转换自己的 固有思维，权衡利弊后再做出理性的判断。

HPV疫苗的商业利益纷争

在儿童疫苗的推广上，除了从科学的角度看待问题，还要考虑到商业利益。

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快速审批程序仅限用于治疗人类重大疾病的药物。2006年，HPV疫苗“Gardasil”的生产厂家——默克公司曾向FDA申请，批准Gardasil进入快速审批程序，并获得成功。随后，默克公司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游说团体，试图说服各州立法者将Gardasil列入入学前疫苗接种要求列表中。

当时，默克公司显然想要抢在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竞争产品——“Cervarix” 获批之前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因此，这是一个利益驱动的选择。要不是Gardasil进入了快速审批程序，Gardasil和Cervarix都很可能要在 3年后才能够获准上市。在那个时候，这两个疫苗很有可能立即可以投入使用，甚至并不需要私人保险的授权以及一大堆保证用药权力的各种程序来确保儿童疫苗的普及。

显然，关于HPV疫苗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科学的沟通难题，里面也掺杂了商业利益的纷争。

乙肝疫苗的成功经验：专家推广

回头再看其他疫苗的推广历史。当年，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引进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疫苗时，一切都波澜不惊。假如HPV疫苗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投入使用，那么它也有可能经历风平浪静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 CDC签署批准全国儿童全面接种HBV时，并没有招致太多的反对论调，更没有什么政治争论。相反，各州还非常乐于通过常规的机制将HBV疫苗添加至强制性疫苗接种目录。当时没有高调的立法介入，公共卫生管理部门也是在政治领域之外进行例行的指南颁布。

值得注意的是，HBV与 HPV一样，都是通过性传播并且可以致癌；只不过，HBV疫苗能够预防的是肝癌，不分性别；而HPV疫苗则只针对女性，这个细微差别，是产生争论的根源。 或许，如果没有在立法活动中以这种“强制性的、仅针对女孩的”性传播疾病的形象出现，HPV疫苗也可以跟随HBV疫苗的脚步，得到顺利的推广，毕竟，最容 易提出反对声音的宗教团体，在本质上并不反对FDA批准该疫苗。

但更重要的是信息的来源、传 播的途径和载体。在HBV疫苗的问题上，家长们的确信任他们的儿科医生。研究表明，如果暴露于群体冲突中，持有不同文化认知的人，态度会更趋于两极化，而 当问题莫衷一是时，所有群体的成员都会遵从专家的意见。因此，关于HPV疫苗的信息，家长们本应该是从儿科医生那里获得，而不是现在从效力于某个党派的新 闻机构那里获得。

许 多专家和医学团体都曾经发出警告，称HPV疫苗的推广方式很有可能使其深陷争论的泥潭，从而导致接种率的低下。遗憾的是，这些担忧并未得到重视，在HPV 疫苗的推广过程中，对于那些能够使得公众获得决策相关科学信息的各种渠道，FDA或者CDC始终没有做出他们内部程序对于这些渠道的影响的循证评估。最 终，专家们的担忧果然变成了令人惨不忍睹的现实：女孩的HPV疫苗接种率仅仅为33%。而在儿科医生的推荐下，在各州立法机构为HPV疫苗法令争论不休 时，HBV疫苗的儿童接种率达到了令HPV无法企及的90%。

麻腮风疫苗的失败教训：无谓的恐慌

类 似地，对于科学沟通环境质量评估的疏忽也使得其他疫苗更容易招惹争议。1998年，Andrew Wakefield的研究称：麻疹、腮腺炎、风疹（measles，mumps and rubella，MMR）疫苗可导致自闭症。虽然这个研究现在已经被证明为虚假的，但在当时确实引起了不小的恐慌，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导致了MMR疫苗乃至其他疫苗的整体接种率下降。受到影响的典型代表国家是英国。现在，英国的儿童疫苗接种率才刚刚从这个恐慌中慢慢恢复过来。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疫苗接种率下降——MMR、百日咳以及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接种率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维持在90%以上，达到了这些疫苗的目标水平；此外，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儿童比率也一直维持在1%以下。然而，仍然存在被那些强烈反对疫苗接种的人所“占领”的地域。在那里，接种率甚至已经达不到全国水平，直接带来的风险就是儿童疾病的爆发时常发生。

从疫苗引发的思考

公众对于疫苗毫无根据的恐慌会带来一系列影响，而基于事实证据的风险沟通策略对于及时发现并且消除这些影响至关重要。讽刺的是，有一种影响称为未基于事实证 据的风险沟通。大众媒体以及一些倡导团体总是为那些容易引起错觉的CDC统计数据而恸哭：“我们越来越不信任疫苗了，因此我们的接种率也越来越低了。”本来应该传播正能量的大众媒体和倡导团体，在这件事情上，起到的是反作用。

从理论上讲，当人们认为其他 人也和他们一样在为公共产品做出贡献时，他们也更倾向于自愿地出一份力，比如在群体免疫力的问题上。但是当他们觉得其他人都在“搭便车”的时候，他们对于 公共产品的贡献也将会有所节制。因此，如果各方面都误导性地宣称其他家长都拒绝为孩子接种疫苗，那么这种对疫苗的恐惧和抵抗也将愈演愈烈。直接带来的结 果，就是接种率的下降，本可以预防的疾病却一再爆发，真正遭受危害的，是那些拒绝让孩子接种的家长和他们本来想保护的儿童。

凡事都有两面，科学界确实也应该反省，那些言之凿凿的“科技没有危险”的断言，实际上却加强了对于风险的感知。此外，有些人由于不相信细菌的进化而将耐药性与儿童疫苗联系起来，甚至将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不同观点也 比作是公众对于科学的不信任，这些言论也是欠考虑的。毕竟，批评强制性疫苗接种的人数量很少，而且他们对于疫苗的敌意并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对于规模比较 大的文化群体来说，进化和气候变化是比较具有吸引力的话题。参加那些宣称儿童疫苗是政党立场的一系列方案的一部分的演讲，并不一定会激怒那些阻止公众理性 参与HPV疫苗的同一文化认知动力。

在缺乏一个系统性的、基于证 据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不基于事实的、以及适得其反的风险沟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数十年的研究表明，对于决策相关科学信息的公众争议的根源并不是单一 的，而且呈现出多样性。然而，依然有一个连接他们的单因素：人们并未意识到决策相关科学信息可以为他们谋福祉，而民主社会无法利用科学知识来保护科学沟通 环境免受与由于人们缺乏“科学信息造福人类”意识所带来的影响。

儿童疫苗接种在中国

回顾Kahan教授的这篇文章，是从HPV疫苗的推广来探讨科学沟通难题的产生根源及解决方案，然而我们还想了解的是中国的HPV疫苗发展现状。

我国HPV预防性疫苗的基础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目前国内有多家公司也在进行HPV预防性疫苗的临床前研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HPV预防性疫苗的潜在市场份额巨大，亟待受保护的人群总数为世界第一。但我们的起步的确比较晚：HPV预防性疫苗的基础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目前国内有多家公司在进行临床前研究；暂时还没有国产疫苗成功上市。

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除了我国与美国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医学的基础和水平均存在差异之外，也存在着文化认知的问题，其中，政府和民众的重视程度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根 深蒂固，对“性”相关的话题讳莫如深。如果一个家长为其只有14岁~16岁的孩子接种HPV疫苗，去预防因性行为而产生的疾病风险，这样的推广阻力何其巨 大？除了观念不同，还有科学素养的差距，不容否认的是，我国民众对于自我保健和预防方面的认知和重视程度尚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试问，有多少家长会想到给自 己的孩子接种HPV疫苗？或者，又有多少家长知道HPV疫苗是什么？因此，我国的传统观念和重视程度不足或许会成为HPV疫苗在中国市场推广的重要阻力。

随着改革开放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我国年轻人的性观念也逐渐突破传统观念，性生活的年龄也开始提早，甚至愈加频繁。然而，众所周知，性生活的过程中具有多种疾病的感染风险。就HPV而言，避孕套是无法阻止感染传播的，而HPV疫苗是目前唯一能够预防宫颈癌的手段。

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推广HPV疫苗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美国的失败教训值得吸取，在推广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预防文化冲突，避免科学信息的误读和沟通不畅。政府应该针对我国各民 族不同的文化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推广策略和政策，必须借助科学的证据和手段，科学而又客观地向大众解释相关风险。

（作者：费正弦、贾玉华）

参考文献：《Science》2013;342: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