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那一年的6月份，我到天津血液病医院血液病研究所进修学习，开始了一年的异乡生活。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三年，是血液内科的住院医生，充其量也就是临床医学的初入门者。
我是河南人，土生土长的河南人，没有留过洋，没有出差到过海外。但因为工作的关系，也曾经到过祖国不少地方；因为工作的关系，以前即便到了向往已久的地方也不能尽兴，因此印象大多寥寥，早已云淡风轻了。
可是，在内心的深处，仍然有一处地方于我是特别的。
香港回归那一年的6月份，我到天津血液病医院血液病研究所进修学习，开始了一年的异乡生活。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三年，是血液内科的住院医生，充其量也就是临床医学的初入门者。
天津血研所是一个专科医院，专门收治来自全国各地的血液病患者，其中以白血病居多。门诊、病房，总会看到面色苍白的患者、一脸焦虑的家属、行色匆匆的医务人员，这其中就包括我。
医院的病房楼还好些，好多实验室所在的楼已经很破旧了。从外面看，窄窄的窗户有三米高，窗棱还是木质的，油漆斑驳，走在木质的楼板上，“咣咣”的声音传出很远，听上去让人感觉心里空落落地。院子正中间，有一处被高高的围墙围起来，还上着锁，从铁栅栏门望进去，里面杂草丛生，一派破败的景象，还有几间破房子。据说里面是当年日本人关押囚犯的地方，常有人在里面被拷打致死。每天自食堂打了饭回宿舍都要经过那里，不免有阴森可怖的想象自心底泛起，通常我们都会结伴而行。
虽然已经工作三年，对血液病已经有所了解，但是一下子来到这里，却还是手足无措。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每天都在看显微镜下那些面目狰狞的细胞，带着死亡的气息。气氛是压抑的，心情是灰色的，就连医院上方的天空都透不出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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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第一步是认细胞，形态学扫盲，历时一个月。我从一个纯粹的“盲人”到有一定视力的“明眼人”，经历了三百多套骨髓片的考验。
接下来被分成若干组到各个病房。我的第一站是红细胞病组，当时在五楼，又叫血五。
科主任是邵宗鸿，典型的北方人，以严谨、严厉著称。个子不算高，体格健康有力量，方方正正的脸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道剑眉，浓到不怒自威，让人看到就肃然起敬。最令人叫绝的是他的记忆力。五六十号病人，每个病人的血常规指标、骨髓结果、治疗方案、服药剂量、加减的时间与程序他都一清二楚。我只负责六个病人都得翻病历。当时觉得好惭愧，即使现在也自叹弗如。
邵教授对病历的书写要求非常严格，他的习惯是早上交班的时候审核前一天新入院的患者病历。
记得有一次，一名复查的病人住院，主管的医生头一天白天未来得及写，晚上又临时有急事，所以，第二天早上空白的病历赫然呈现在邵教授的面前，只听“啪”的一声，病历夹子自邵教授的手中飞出，径直摔到了那名进修女医生的面前。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出，更是不敢抬头看他生气的样子，至少我没敢。一时间，办公室里静极了，只有空调的风声在耳边。——自那以后，再未有人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包括后来轮转到那里的其他组。
以后，多次在很多场合又见邵教授。我真想有一天鼓起勇气告诉邵教授，他是我的好老师，教会了我怎样从最基本的事严格要求自己，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及时完成病历的习惯我也保持到现在。那名女医生如今也早已在当地独当一面了，相信她也受益匪浅。
天津血研所的医生也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其中有一个医生和我比较投脾气，山东大汉的体格，戴一副度数不浅的近视眼镜，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样子，刚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家医院，偷偷喜欢上一个在隔离病房工作的小护士。进隔离病房查房要戴帽子口罩，换隔离衣，换鞋子，很麻烦，可是为了能在里面多看人家两眼，天天早早就进去啦。他最不喜欢做骨穿，但却每天都有，心烦时全部交给我去做。当时感觉他就像个大孩子。
我们是自己看骨髓片。经常是白天忙着收病人、看病人，晚上到病房写病历、看片子。显微镜下数细胞的活儿干多了也头疼，就得不时地出去透透气。有空的时候，我也出去走走。在天津大学的校园听他们的教授讲美学，在电影院里看泰坦尼克，在背街小巷吃当地特有的煎饼馃子，在大悲院里感受佛家的暮鼓晨钟……在天津“走走”的范围越大，感觉天也似乎越蓝。旧书摊上，劝业场里，都有我的足迹。狗不理包子铺，包子和开封的黄家包子有一拼；大麻花中的巨无霸，得抬着在大街上走；还曾几人结伴去过蓟县的盘山，没有台阶，一步一步爬上去，汗湿衣衫，风景无限。
冬天来了，气温比河南要低一些，屋子里的暖气烧得倍儿热，空气干得我流鼻血，每每裹着寒风从外面回到宿舍，看门的大姐就会问：“是不是比你们家里冷？”
这时就会想家。
想念我在河南农村的老家。冬天，烧火的时候选两个形状瘦长的红薯放在火边，饭烧好了，将半熟的红薯埋进灰堆，吃饭的时候留点肚子，吃完饭从仍有余热的灰里扒出来喷香的红薯，和妹妹两人一人一个，掰开来，那味道啊，真好！冬天的农村虽说萧条，但不忙。家中的缝纫机开始工作了，母亲踩着她的“蝴蝶牌”缝纫机帮人做衣服、做枕套，还给我们做新年的新衣新裤，往往还会绣上漂亮的花啊朵的，看得同学和朋友直羡慕，买也买不来的呢。这时喜欢在母亲身边，袖着手看，帮忙递个剪子纫个针线啥的，沉醉地听那“嗒嗒嗒”的机器声，直到母亲轻叱：“去，看书去”。便取本书来，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冬天是冷的，回忆是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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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地，其实很要紧的还有件事，那就是吃，民以食为天嘛。在海外的同胞可能不少人常常会感叹于自己的中国胃难以适应西方菜，那我权且认为我的河南胃很能接受天津菜罢。单是食堂的菜就真的很好吃，我的体重是最好的证明，在那里我呆了一年，离开天津时我整整重了十二斤。也可以说，我这人不娇气，好养活。
早餐是鸡蛋、豆浆、稀饭之类的，倒没有太特别的。午餐会不断变花样，菜式周一到周日不重复，我最爱吃的是红烧带鱼、炒莴笋、宫保鸡丁，最绝的是烧茄子愣是能吃出肉味儿来。天津的小站米焖出的米饭好吃，大师傅自己制备的馅儿包出的豆包好吃，还有那一周一次的素锅贴、肉锅贴，规规矩矩排队不一定买得到，得抢。最壮观的是夏天的中午，排得最长的队伍一定是对着卖捞面条的窗口，而且是清一色的北方男性。南方人嘴里会咕哝一句：“真不明白捞面条有什么好吃的？”不屑一顾地从旁边走过。队伍中偶尔会有人回一句：“懂什么，大口吃面条的风度你有吗？”其实，能唏哩呼噜豪吃面条的男人真的很爷们。
晚餐，我知道不能多吃，偏偏会有诱人的八宝粥啊、小米粥啊的等着你，配上点小菜，不知不觉会把两份都喝掉。为了消耗热量，久不锻炼的我在那里竟然开始跑步了，结果虽然看上去没胖，体重还是增加了。
十二年后，我又来到天津血研所，一住又是半年多。
医院的布局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初的旧楼基本都拆掉了，除了以前的门诊楼。日本人的“囚室”没有了，新盖的两座病房楼很漂亮，楼里面的病房设施、实验室设备也非常完善。
食堂是在A座的最高层，十楼。我是早上到的，先在那里吃过早饭才去报到，饭还是一样的好吃。
但人有了很大的变化。邵教授已于几年前离开血研所，去开辟新的天地了，不知风格是否还像当年一样凌厉。一脸笑眯眯模样的朋友也已不再当临床医生，再也不用做他不喜欢的骨穿，完全换了一种活法。有了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那个甜美的小姑娘最终也没能成为他的妻子，他们的故事不得而知。我也从当年的初入门者渐渐成为一名术业有专攻的医者。
又是两年过去了，天津生活的点滴都印在了记忆里，我对天津已没有了异乡的感觉，那些亲切的回忆浸染了家乡的气息，不时拿出来回味一番，也是对自己的整理吧。我愿意再回到那里，看看每一位师长和朋友，告诉他们，感谢所有的一切！
（手牵手网友 北方有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