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于2012年6月20日至22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简称为“里约+20峰会”。本次会议是1992年同样在里约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20年后的再聚首。那次“92地球峰会”诞生了27条指导原则和21世纪议程，它们都专注于可持续发展。《科学》杂志邀请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领域的专家，对目前我们取得的进展、预期的挑战和面临的机遇展开了讨论，重点是科学和技术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分析可持续发展目标
Lidia Brit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科学政策和能力建设部主任，法国巴黎
里约+20峰会的议程已经从两项平淡但必不可少的话题：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发展成一个混乱的装满世界难题的垃圾桶。由于这两个议题无法吸引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注意，因而就无法确保会议取得成功。不过近几个月来，一个有前途的想法出现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univers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这是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的提案。SDGs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并提供了一个会议急需的“大观点”。大量工作需要实施以确保成功，其中包括科学的早期参与。
由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2015年到期，新的目标可能会加以拓展。但SDGs有几个关键的不同点。首先，千年发展目标以七个社会目标和唯一一个环境目标为中心，而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对环境密切关注。其次，MDGs聚焦于发展中国家，而SDGs需要所有国家都买账。第三，MDGs在没有经过细致透彻的分析情况下就匆忙提出。尽管如此，MDGs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尤其在一些定量指标上，比如普及初级教育和饮用水安全。而SDGs则需要对目标、指标、取舍和目标间的相互联系和协同作用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三月份“压力下的地球”会议上举行了SDGs的第一次重大科技政策对话，这次会议是与2015年后MDGs的指导团队共同组织的。“地球宣言组织”（State of the Planet Declaration）赞同SDG提案，但大会的最终结论是，没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深入对话就匆忙制定目标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MDGs的执行时间还有三年，没有借口来回避深入的分析。全球科学界已经准备参与共同制定SDGs和相关措施，“地球未来十年”（10-year Future Earth）提议关注全球可持续发展就表现了他们及其资助者的承诺。
城市化的挑战
David Fisk，伦敦帝国学院莱恩奥洛克系统工程和创新中心主任，英国伦敦
“城市化的挑战”是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一章。这一问题在里约+20峰会上依然熟悉得令人沮丧。城市化进程一直在世界各地上演，但社会和环境投入有减无增。城市人口已经从那时的20亿增加到了如今的35亿，但自1980年代开始有三个无法预料的新因素改变了世界的城市景观：交通运输全球化、信息技术和清洁能源。一些城市的全球化规模史无前例，推动因素是物流和运输技术的飞跃。现代都市已经与它们的连接方式密不可分，其生产和消费规模令人叹为观止，但也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污染。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找到能满足我们所有人的持续性清洁能源，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我们需要对城市化进程和土地利用模式进行重新配置，以尽可能地废物利用，并尽量减少运输花费。
以前那种使用铅笔纸张来寻找最优解决方案的传统城市总体规划早就跟不上日益发展的现代都市的步伐。越来越多不断完善的计算机软件决策工具被用来减少城市的内部运输需求和防止高端能源材料用于低端用途。但目前，即使是工业中使用的最强大的配置优化软件也无法解决现代都市中无数资源流动网络带来的整体规划难题。
不过，如果现在使用的主要资源减半，是有可能实现目标的。一项基于全球数据的研究发出警告，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创新周期必须持续加速以跟上节奏支持增长，从而避免体系停滞或崩溃。现代的都市人已经没有喘气的时间了。
#p#副标题#e#
充分利用新科学的力量
Alice Abreu，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名誉教授，巴西里约热内卢
举世公认，1992年地球首脑会议上决议的21世纪议程已经远远不够了，里约+20必须开启所有国家承诺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体系的进程。但这需要清洁能源、创新和坚实的科学。SDGs必须包括构建和处理现有项目中应对可持续发展主要挑战的国际科学合作和协调研究机制。最近几十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团体发展迅猛，他们一开始就应该将现有知识整合，与公立、私立、非营利性机构合作共同研究关键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经济问题，并促进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其他设计、实施和交流研究方面的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这种机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和协调科学技术的能力建设。为了推动这些目标，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ICSU）及其合作者将在里约+20推出新的10年全球性倡议：“未来的地球：全球可持续性研究——来自科学技术社区的自愿承诺”。这些举措应该能使可持续发展更为有效地向我们希望的方向转型。
从工业化走向生态化的中国
潘佳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北京
自从1992里约首脑会议以来，中国一直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车道上，从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许多人，包括胡锦涛主席在内，都承认目前的常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是不可持续的。虽然中国已经达到了减少贫困的千年发展目标，但贫富之间、城乡之间、沿海内陆之间的差距却加大了。水的供应和污染、土地退化、消耗性资源枯竭等方面的担心与日俱增。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2007年，中国倡议生产和消费从传统型转向环保型和资源节约型。第12个5年计划（2011〜2015）的17项强制性指标中有12项是关于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其余的是关于社会福利改善的，没有一条是关于经济增长的。虽然进展缓慢，但行动已经开始：电价采用阶梯式计费；能源消耗定额制，排污指标分解实施并受到监控；排污交易计划试行；生态城市和低碳城市举措的制定和实施；建筑法规的升级和实施。此外，GDP的增长率不再被作为考评当地官员执政能力的主要指标。官方将GDP预期增速设置为7%，而不再像过去的几十年一样设为两位数。在许多方面，中国正在加速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可持续发展在中国不单纯是一个口号或愿景，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
创建新的发展生态系统
Alex Dehgan，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科技顾问，美国华盛顿
地球首脑会议之后的20年里，我们继续面临生态、人类和国家安全的巨大挑战。发展是前线防御，但传统的干预措施已经不够。发展干预措施一直被极少数双边和多边机构所主导，由他们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实施范围有限的解决方案。虽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这不足以扭转环境恶化或克服根深蒂固的问题。要将巨大的挑战变成巨大的机会，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全球的创造力来推动新的解决方案。
USAID及其合作者汲取世界智慧，应用科学、技术和创新来克服困难，解决巨大发展挑战（Grand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GCDs）并促进全球行动以达到规模化、可持续性和影响力。关于前两个GCDs（救助新生儿和消灭文盲）有25%〜50%的解决方案来自发展中国家。USAID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间新的合作关系（增强型研究参与伙伴）从符合条件的79个国家中的63个产生了488条提案。在这些国家中，USAID将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和NSF资助的美国科学家聚集到了一起合作解决共同的全球发展问题。这些项目和其他像开源药物开发之类的项目证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都是方案和理念的来源。环境资源的匮乏要求创造世界一流的成本更低、环境破坏更小的有效产品。
全球一体化中的科技民主化和更高的数据可用性将促进这场运动从屈指可数的传统发展机构转向70亿大众。例如手机，已经成为转化工具，帮助社会超越了传统的基础设施屏障，为服务和学习、远程医疗诊断、腐败鉴定中心提供平台，并成为社区和生态系统的分布传感器。我们地球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共同协作，跨越200年的工业化并利用科技的力量创造以知识为基础的新革命，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国家。
#p#副标题#e#
科学系统化以资政策评估
Pavel Kabat，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主任和首席执行官，奥地利拉克森堡
狭隘的、单一专业的科学不能单独作为政策和方案的基础来解决重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科学在应对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必须迅速将智力和经济上的投资重新指向多尺度、综合性、跨学科的方案，同时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和环境，要超越国界和行业，要在方案制定前明确政策或管理决策的回报或共同利益。
这种系统方案的一个例子是全球能源评估（GEA），这是一项持续数年的跨学科的研究（IIASA负责协调）。GEA将能源与气候、空气质量、人类健康和死亡率、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土地使用以及其他因素联系起来。GEA发现到2050年能源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同时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内、提高空气质量和人类健康、在绿色框架内刺激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类似的对水源的分析将由IIASA、联合国水组织和世界水理事会开展。
基于对GEA的经验，我们认为实现里约+20的可持续性目标需要对全面理解地球系统（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综合分析进行投资。这必须由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大幅增长来推动，这一伙伴关系能够刺激和资助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间的合作，激励从构思到执行研究周期中的所有阶段用户群体中的关键利益相关者。此外，需要评估和奖励综合的、多学科的“系统科学”成果，奖金和任期不再以单一学科评定。最重要的是，成功需要清晰的引导和确定的目标。
人类行为的严格评估
Esther Duflo，Abdul Latif Jameel扶贫行动实验室主任，美国剑桥
科技的进步和国际协作的技术传播对贫困国家的生活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抗生素和疫苗显著延长了预期寿命；新种子带来的“绿色革命”使一些亚洲国家实现粮食自足。目前的一些发展问题无疑将受益于新技术。世界还需要疟疾和艾滋病疫苗以及更适合非洲的粮食作物。
科学对发展和扶贫的贡献不应仅限于新产品的开发。许多技术是有效的但没有被广泛采用，比如蚊帐（防疟）、氯气（水消毒）和铁剂（补血），而另一些在现实世界中则被证明是无效的，像低价笔记本入校计划。我们需要分清阻碍计划的是因为不能执行计划还是不能正确使用，然后设计适当的政策来解决问题。例如最近失败的炉灶改进实验，是由于人们不能正确使用和维护。这足以超过在实验室发现的炉灶改进对健康具有的令人鼓舞的影响。
过去15年中，社会科学家们采用随机对照试验（RCT）的方法来评估发展政策。RCT是科学实践的重要工具，它使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能对干预措施进行严格的评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这项工具曾经很罕见，如今已是普及应用：数百项RCT目前正被开展以评估政策的影响，涉及范围从警察改制到营养强化食品对健康的影响。除了“发现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这种显而易见的用途以外，RCT还能将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整合进实验的设计和分析中，从而揭示个人行为的原因。这是好的科学风气，这些实验以从未有过的严谨程度来检验科学假说。这对设计人性化的政策也同样重要，是科学和政策间合作的新前沿。
（作者：程明、贺利军）
参考文献：《Science》2012;336:1396-1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