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yler Hammond的研究证实：死亡率和吸烟量呈正相关；每天吸烟40支以上的人，死亡机率是非吸烟者的2.23倍；除了肺癌，吸烟对身体其他器官也有影响。1954年，Hammond在美国医学学会的大会上宣读了初步结果。这在全美成了头条新闻，《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人均买烟量在这一年减少了6个百分点。
“吸烟有害健康”在当今的社会可谓常识，但人们将这条警语牢牢记住则用去了至少100年的时间。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20世纪的发达国家几乎70%的人抽烟，这意味着所有的男性，女性的一半每天吞云吐雾，也无法想象人们回到正确生活方式的过程究竟经历了什么困难。而这一切都要感谢历史上禁烟运动的先驱，还要感谢人类改正错误的勇气。
“有益健康”的香烟
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香烟曾被用来治疗哮喘，当时包装上写着“不适用于6岁以下儿童”，后来一些香烟被宣传有缓解精神紧张的作用。在这里，呼风唤雨的广告人员功不可没。他们开始兵分两路，一路针对医生，一路对公众进行洗脑。当时经常出现的词语是：许多（经常是几万个）医生推荐某种牌子的香烟，或对公众宣称医生们更加信赖某个牌子。然而事实上是他们不可能举出医生的姓名，因为可能会使医生丢掉行医执照；另外他们经常是在医学会会场的外面借机搭讪“嘿，医生，你抽什么牌子的烟？”然后给他们免费赠送，这种情形实际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停止。
当时所有的香烟广告都像是现在医学论文摘要一样，衣冠楚楚的男士手拿一份权威医生的报告，举出两组受试者抽不同牌子的香烟，宣称某种香烟无论是抽10个月还是10年，都会有好处出现在你的身上。一些广告则宣称吸烟有助于消化，原因是吸烟时口腔内产生比平时更多的唾液。甚至连牙医都不能幸免，有些烟草公司说他们的过滤嘴可以让你的口腔保持洁净，而这是38381位牙医共同的结论。另一些针对医生的广告则称让你的病人戒烟太难，换成某某牌子的吧，它更加健康。
该听谁的？
上面这张图里的这个人叫Cuyler Hammond，是美国的癌症流行病学家，1932年进入耶鲁大学物理系，后来转去学生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著名的卫生和公共健康学院学习，1947年加入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ACS），专攻统计学相关项目。
当时肺癌病人太多，ACS用很多钱来研究药物和疗法，分给流行病学的钱却太少。如何开展流行病学调查？Hammond的解决办法非常巧妙，他瞄准了ACS的志愿者。当时所谓志愿者只有一项工作，就是挨家挨户募集捐款。而他在4年时间里，培训了22000名志愿者，这些人每天在自己的周边跟踪10名50岁～69岁的普通居民，共计187766人。这些人的职业、生活方式和吸烟习惯都被记录了下来；如果死亡则收其死亡证明。
初步结果显示，那些随军过程中染上烟瘾的老兵们更容易得肺癌。虽然很明显，但这个结果却显然触动了Cuyler Hammond的神经。要知道，上一个赞同这个观点的人已经完全淹没在历史中了，没人愿意提起。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元首，一个恶魔和疯子。
虽然是个疯子，希特勒却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在还没上台的时候他就鼓吹要建立一个没有癌症（Krebs frei）的德国，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就要控制烟草。虽然这个富于野心的目标没错，烟草和癌症的关系后来也被证实，但听听他是怎么把这两者联系到一起的吧。“犹太人卖烟草和酒精赚钱，烟草酒精致癌。我要让德国没有犹太人（Juden frei）。”医学问题裹挟在政治观点当中，只能说是个遗憾的事。
在这项精神指导下的20世纪30至40年代，德国开展了空前严苛的、有战争色彩的抵制烟草运动。大多数防空洞完全禁烟，空军禁烟，工作场所、政府机关、医院、休息室禁烟，取缔所有的烟草广告，提高烟税，烟草配给券不能发给孕妇和小于25岁的女孩，1943年7月开始，18岁以下者在公共场所被禁止吸烟，火车、汽车从1944年开始禁烟，因为女售票员会被二手烟威胁健康——事实上被动吸烟，现在称二手烟（passive smoking），这个词正是在纳粹时代首次得到引用。
在希特勒的授意和暗示下，一名阿根廷医生在德国的医学期刊上不断地发表文章，文章的题目多是非常煽情的，如《一只吸烟的小兔子是如何患上癌症的》（The development of carcinoma in a smoking rabbit）。他实验的具体做法是烟熏兔子耳朵内壁，或者直接用烟的不同蒸馏组分抹在那块嫩皮之上，前者几年，后者只需几个月，就能让小兔子耳朵生疮长癌。实验的最大贡献是证明了烟里的焦油，而非尼古丁，是致癌凶手。 尼古丁的作用是让人上瘾，它们不怎么稳定，只要烧到100度以上就会分解，但上瘾的剂量很低。
这个结果并不正确，首先它忽略了尼古丁对于人体的危害，现在的我们知道，当时许多医生无法在小鼠及小兔子身上模拟“吸烟得肺癌”，原因是这些啮齿类动物都是鼻腔呼吸动物——无法用嘴吸收烟气，所以它们的呼吸道得以幸免。另外，虽然吸烟时可以将尼古丁分解，但并不完全，这些尼古丁与燃烧所产生的一氧化氮会在室内重新形成烟草特异性亚硝胺，即人们所谓的三手烟。
但是动物毕竟是动物，1939年的穆勒和1941年的夏尼尔首次使用病例对照研究流行病学，确认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关系。1939年，穆勒在一份颇为有名的癌症期刊上发表“吸烟者的肺癌病患者比例相对于不吸烟者来得高”的研究结果，穆勒也被称为“被人遗忘的病理学实验之父”。穆勒于1939年的医学报告是全球第一个掌握了肺癌与吸烟两者关系的流行病学资料，内容还提及除了吸烟外增加肺癌发生率的其他原因，包括肺结核、灰尘、汽车废气、X射线和工厂排放的污染物。穆勒的文件指出“吸烟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研究人员发现许多在东线作战的士兵有冠状动脉衰竭的问题，并认为是尼古丁所造成的。
但征服了德国的英美却不想将其科研结果纳为己有，当时欧洲的电台、电视台等各大媒体都大把大把接受烟草广告赞助。烟草行业一路绿灯、蒸蒸日上，它被标榜为健康活力的标志，取得着空前的胜利。相反世人厌恶纳粹医生所进行的一切科学研究，希望永不见到它们，更别提引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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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听谁的？
回到开篇提及的Cuyler Hammond的研究，研究证实：死亡率和吸烟量呈正相关；每天吸烟40支以上的人，死亡机率是非吸烟者的2.23倍；除了肺癌，吸烟对身体其他器官也有影响。1954年，Hammond在美国医学学会的大会上宣读了初步结果。这在全美成了头条新闻，《纽约时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人均买烟量在这一年减少了6个百分点。
烟草行业的反击
Cuyler Hammond的报告让烟草公司们如坐针毡，他们策划了异常宏伟的战役。面对日益增加的不利证据，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水搅得更浑。烟草行业马上组建起了烟草工业研究委员会（Tobacco industry research committee，TIRC）。这封恶名昭著的《真诚公告》（Frank Statement）同时刊登在美国258个城市448份著名报纸上，霸占整整一页，自称将探究和回答一切关于烟草安全性的疑虑。只是，它本质上是一则广告（见下图）。
TIRC建立伊始，就没干过正经的科学研究，公共关系却是到位，拨给大学、ACS和美国医学协会（AMA）数百万美元，只为了让他们坚持如下论调：“确凿的研究还需进行；因为，尽管得了肺癌的人都是吸烟者，但是并不是每个吸烟的人都得肺癌。”如果人们还熟知烟草工业的其他伎俩就会发现“真诚公告”还不算太无耻。
当TIRC成立后，烟草公司的操作手法更加高超了，他们有了更厚、更光鲜的外壳。当时，美国癌症协会的领导人是Liggett & Myers烟草公司的副总裁兼销售主任；芝加哥著名广告公司Foote，Cone & Belding的创建者也位列其一；各大烟草公司参与权威医学机构的会议。如此，证明吸烟有害健康的研究如何不会重重遇阻、举步维艰？
Hammond的调查在经济威胁和势力压迫下仍在继续——“未发表的结果总比没有结果强”。1957年，ACS大会一如既往地驳回了 Hammond的提议，拒绝公开警告吸烟有害健康。1959年，Hammond的调查扩大了规模：在志愿者发放的问卷里，不仅问及吸烟习惯，还有生活、身体等其他状况，研究拓展到100万人。显然，Hammond的战斗仍未能触及到烟草业界的根本，他的作战更像是孤独的游击队员。但实际上已经有人加入了他的斗争中，这就是禁烟运动的先驱，循证医学的倡导者之一：理查德•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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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有害健康
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众多医生一样，理查德•多尔注意到肺癌病例激增。他得到许可追踪了医院1000多个曾被诊断为肺癌的病人。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多数非吸烟者，基本上都是错诊；而重烟民很少被诊断错。如果再放眼世界看看：在那些物产发达、烟草充沛的国度，肺癌病例就多，而没有烟卖的地区，肺癌病例就少。同一个地区之内也呈现这样的趋势——男性吸烟通常多于女性，而肺癌集中在男性。完美的“巧合”说服了多尔，37岁的他立马身体力行戒了烟。要知道，多尔本人吸烟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8岁。
但这却不能让所有人信服，多尔开始想办法。想要劝人们不抽烟首先应该先劝劝自己的同事。1951年，英国所有男医生都收到了来自多尔的邀请信，请他们加入一项预期五年的试验。这一试验有非常巧妙的想法：医生只有登记在册，才能上岗开药，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死和死因最容易被追踪；另外，这项工作有可能需要试验对象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不厌其烦地汇报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为对公共健康最熟悉的一行，医生是最可能胜任这项枯燥工作的人选。全英国上万名男医生有2/3同意加入研究，共计34439人，年龄从21岁到98岁。 5年之后，结果已经具有统计学意义。1957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声明：世纪之初肺癌激增的始作俑者正是吸烟。在之后政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健康部部长宣布政府接受这份声明的内容。这就是著名的“肺癌与其他死亡原因和抽烟的关系”。
1964年，美国医政总署根据6000多篇论文，首次提出“吸烟与健康”的报告，结论是：吸烟是一种与疾病和死亡有关的重要因素，需要立即采取措施。1966年，美国香烟盒上开始注有一条警告说明：“注意——吸烟有害健康”。同年英国由市民创建的反吸烟运动组织，改为控制吸烟的官方机构。
1967年，在纽约首次举行吸烟与健康国际会议。其后每四年召开一次，以推动国际合作，加强戒烟工作。
1968年，美国成立烟草安全领导小组，国内有30个团体参加吸烟与健康的研究，国际上有英、德、日、瑞士等20多个国家参加。
1969年，世界卫生组织欧、美会员通过决议，指出：吸烟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禁止在世界卫生组织开会的场所吸烟。
1974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召集研究吸烟对健康影响的专家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向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提出减少青少年吸烟，帮助吸烟者戒烟的3条总建议和12条具体策略。1975年，第三次“吸烟与健康”国际会议在纽约召开。同年，挪威通过了关于限制烟品销售法，瑞典科研人员发现尼古丁可提高人大脑的功能。
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决议，制定了戒烟的政策。 同年法国掀起反吸烟运动，烟叶消耗量下降45％。同年芬兰在全国开展吸烟与健康教育活动，议会通过了烟草法令。
1977年，美国癌症学会发起并确定11日21日为全国范围的戒烟日活动，此后每年这一天就成了全美的戒烟活动日。同年英国皇家内科学会将“吸烟与健康”改为“吸烟或健康”，提出第三次报告。
197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第二次专家会议发出控制吸烟瘟疫的报告。该组织吸烟与健康技术委员会做出结论，在吸烟较为广泛的国家内，吸烟能导致死亡。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科伦坡召开的发展中国家控制吸烟会议上提出：为实现人人都享有健康，有必要实现2000年无吸烟者的目标。
1982年，中国轻工业部发出《关于中国烟草总公司正式成立的通知》，决定从1982年1月正式成立中国烟草总公司，正式确定了烟草专卖和集中管理体制。同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第三次专家委员会，制定发展中国家控制吸烟策略的报告。
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1988年4月7日，即该组织40周年纪念日定为世界无烟日。后来将每年的5月31日定为世界无烟日。
1996年，第4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大会发表了关于“吸烟与健康”的第一份世界综合性报告《警惕烟草》。大会通过一系列议题，要求各国实施与吸烟做斗争的总体计划；逐渐禁止烟草广告；加重对烟草的课税；加强对不吸烟者在公共场所的保护；减少被动吸烟对少年儿童的影响等。
“戒烟”运动的启示
实际上在多尔死后，人们发现这位曾多次出庭为化工厂辩护的专家长期接受化工行业的巨额“顾问费”，而其辩护身份不是任何公司的顾问，却是顶尖科研人员。鉴于化工和烟草行业一直致力于将肺癌激增的罪过推到对手身上，多尔的论点就被“掺假”了。幸好，这次人们看到了实际上的证据，吸烟的危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
人无完人，原因是每个人都在社会的环境中生存。在科学的疆界里，所谓“诚实”是应该对事实诚实，而非对观点。从烟草工业的100年里，人们见证了太多的欺瞒、哄骗、胁迫、自吹自擂。烟草业凭借着金钱把自己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最终仍不能逃脱明日黄花的命运，而留下太多令人遗憾的现实。这一切都应令当今的医疗、食品、生命技术等行业所警醒。
（作者：李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