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件回顾

    2009年3月21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报道：25年来我国博士数量年增23.4％，博士质量成新问题。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迅速地由研究生教育小国跨入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002人，年均增幅23.41％。截至2007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硕士学位180万人。报道援引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的话指出，博士“泛滥”不仅是教育界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国民教育资源的“滥砍滥伐”。

    2010年8月24日，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的新书 ——《中国博士质量调查》面市，该书通过调查披露了我国当前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统计显示，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从未与导师交流过。50%的用人单位认为我国博士培养质量10年来整体上没有进步，甚至还有下降趋势。在对新进博士创新能力的评价上，用人单位认为“一般”和“差”的占68%。

    2010年9月27日，《中国新闻周刊》以“博士工”为标题作为封面故事，深度分析了在现行培养制度下，博士培养体系沦为“博士生产工厂”，以及博士生沦为“博士工”的种种乱象。文章指出，博士生与博导构成的这个江湖，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学术和科研的诸多病态，令人深思。

    2010年12月6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博士质量报告》在武汉上市。《报告》披露，生师比偏高已影响到博士培养质量，其中半数导师每月指导学生不超过两次。《报告》中的数据来源于2007年9月启动的一项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和人事部主持的问卷调查。调查涉及全国所有博士培养单位(不含港澳台)，共回收有效问卷69133份。

    2011年4月21日，《Nature》杂志以“The PhD Factory”为题分析了全球多个国家博士培养的现状。文章指出，1998年至2006年，中国、墨西哥、丹麦、印度、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波兰、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博士培养人数逐年增长，其中，中国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40%。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博士制造国，是名副其实的“博士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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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质量报告》：博士生教育的成就和问题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人才培养水平，对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以质量为核心的发展要求，从而为进一步提高博士质量提供政策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于2007年9月成立了《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在全国所有博士生培养单位和部分用人单位开展了博士质量调查工作。《中国博士质量报告》即是在此调查基础上形成的统计分析报告。

    《报告》认为：①我国已步入博士生教育大国行列，基本实现了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②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稳步提升；③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1981年，我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共有151个，涵盖了812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点。截至2007年，经过十批学位授权审核，我国共有博士学位授予单位346个，其中高等学校291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378个，其中高等学校1293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739个，其中高等学校1626个。

    1981年以来，我国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逐年增加。截至2008年，我国已累计授予博士学位近28万人。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1996年超过韩国，2000年超过印度，2002年超过英国和日本，2005年超过德国，2008年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大国。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模还有一定差距。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为43759人，同年美国授予博士学位数为63712人。

    在博士质量评价方面，博士生和研究生教育负责人对博士生基础和专业知识、科研能力、思想道德水平、学位论文质量四项指标评价相对“较高”。但是，超过半数的博士生导师认为，博士生的相关学科知识、外语水平、创新能力和责任感，以及组织协调能力相对欠缺。对于博士生培养质量近年的变化趋势，绝大多数博士生导师和研究生教育负责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整体发展状况有所提高或与以往持平。

    纵向比较表明，我国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近30年来有了显著提高，主要表现在选题更具前沿性，参考文献更全面，写作更规范，成果更有创新性。

    2000年至2006年，博士生在学期间人均署名发表SCI、EI检索论文的数量和在全国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总数中的比例均呈现明显增长趋势（注：可能存在个别重复统计的问题），表明博士生已成为我国学术论文产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内外顶级学术期刊论文发表中，博士生也已经成为一支相当重要的力量。2005年，中国生物学学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世界三大著名期刊《自然》、《科学》和《细胞》上共发表9篇论文，其中5篇论文的第一作者为博士生。

    但是，《报告》也承认，我国现行的博士培养体系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①优秀生源流失较为严重；②创新能力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比还有一些差距；③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制度创新需要进一步加强。

    2006年，在美国授予的45596名哲学博士中，留学生所占比例为35%，其中自然科学领域和工程科学领域分别达到了51%和64%，来自中国（含香港，不包括台湾）的学生4774名，占10.5%。根据美国学者的统计，在美国2006年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其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人数均多于500人，超过伯克利大学成为美国博士最大的生源来源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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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能力不足是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博士生导师认为博士生创新能力“较高”、“一般”和“较低”的比例分别为29.7%、62.7%和7.6%，在所有9项指标中列第八位。许多专家指出，原始创新不足是我们与教育发达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最大差距。

    比较周光礼撰写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我们不难发现，后者对中国博士质量的质疑之声更大。《调查》认为，中国“不伦不类”的博士生培养模式是导致博士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导师变“老板”，博士生沦为“廉价劳动力”，正是这种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催生了各种乱象。但是，《调查》的样本量相对较小，仅回收有效调查问卷1392份，调查结论的代表性、可靠性、可信度、科学性存疑。

    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办公室主任王琳和原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张文修在《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之我见》一文中提及，国人对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评价过于简单，是一种错觉。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符合正态分布，学位平均质量基本稳定。由于招生数量的增加，质量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肯定会越来越多，这就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我们培养的博士“一代不如一代”了（要知道，质量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比例并没有明显增加；而且，优秀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也比原来多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年9月）

“博士工厂”：改革或关闭？

    博士泛滥，学界精英光芒不再。

    1998年至2008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成员国中，科学博士的数量每年增长近乎40%。2008年，OECD成员国共“出产”博士34000人。而且，没什么迹象表明这一增长速度会慢下来。由于受教育的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各国政府和教育机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建设高等教育系统。但是，在世界很多地方，科学博士研究生可能从来没有机会充分发挥“博士”之长。

    在发达国家，博士供大于求的问题日益突出，包括美国和日本，耗时耗资培养出来的人才遭遇学术界职位的减少，工业界也无法吸收的局面。况且，即便有极少博士可以摆脱失业，人们也不清楚，为了高校教师之类的职位，辛苦多年获取博士学位是否值得。只有少数国家成功阻挡了这个难题，例如德国，他们把“博士”重新定义为学界之外的高级职业人才。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博士生产国，2005年共有7000人被授予博士学位。

    在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炮制出炉的所有博士都能被飞速的经济发展消化掉，但是，种蘑菇式的工业化培养模式最终导致的结果却是博士质量的参差不齐。中国的博士增长速率是所有OECD国家中最高的，近10年的博士培养年增长率高达40%。2009年，各个学科共有50000名博士生毕业。

    “相对来讲，在中国学术界找到职位比在美国容易得多。”清华大学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说，在工业界也一样。但是如果他们想跻身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学术机构，就会产生问题。在别的国家，取得顶尖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职位需要经过培养，比如说读博士后。许多研究人员不会回国，国家的精英就这样流失了。

    中国正在努力引进更多海外学者，这有助于改善博士的质量。施一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开始引入论文指导委员会和学术交流机制，以减少学生对层级系统内部单一导师的依赖。“主要措施正在全国各种研究生专业贯彻落实，”他说，“中国正在持续推进改革”。

    当然，提高博士质量，合理控制博士培养量是今后中国必须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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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同样面临博士太多的烦恼。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基于提高国家整体研究水平的目标，提出了扩大国内博士后拥有量（达到10000个的水平）的政策。如今，通过博士扩招，日本很快达到了上述目标，其科研水平也已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平。但问题是，这些博士后最终该如何安置呢？2010年，日本共授予1350人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仅一半（746人）在毕业时找到了全职工作。

    美国的博士产量同样在逐年增加，尽管如此，美国的政客还在宣称“博士短缺”。乔治亚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葆拉•斯蒂芬则认为这些政客的言论“令人愤慨”。美国颁发科学博士学位的数量仅次于中国，估计2009年生产了19733名生命科学和物理学的博士，而且产出还在增加。但是斯蒂芬说，没人会为这一趋势鼓掌，“除非国会愿意花钱创造职位，而不是只创造博士供给。”

    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博士找了并不需要博士学位的工作。“这是浪费资源，”斯蒂芬说，“我们正在花大钱培养这些学生，而后他们跑去干一些专业不对口的活。” 低迷的就业市场打击了一些潜在学生攻读科学博士的信心。尽管如此，由于蜂拥而入的外国学生的刺激，美国继续急速生产博士。

    安妮•卡朋特是哈佛-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的细胞生物学家，她一边尝试给现有的博士创造职位，一边劝学生不要来读博。四年前当她建立实验室的时候，跟熟练科学家签署长期聘请合同，而不是像通常那样招来临时的博士后和研究生。“整个科学界金字塔体制对我没有意义，”卡朋特说，“我不能违背良心在职业生涯中粗制滥造上百个研究生和博士后。”但是，聘请科学家的费用较之招收博士和博士后高出很多，卡朋特也坦承，这样的坚守她也不知道能够持续多久。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年的一篇有关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工作论文指出，在博士培养的总体趋势和模式方面，随着经合组织各国投入的增加，博士毕业生的数量激增。在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就业市场方面，博士生相比其他层次人员就业率最高，1990年～2006年间毕业的博士失业率不超过2%～3%，高教系统和政府部门是博士就业的第一大和第二大渠道，其中，从事研究的比例从 50%～80%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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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博士生教育

    基于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赵世奎和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的范巍以此为标题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年7月）杂志撰文认为，毕业博士普遍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较好地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是反映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指标，参与课题质量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是提高博士质量的最关键因素，国际视野和研究能力是博士生教育中最需要加强的方面。

    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的邹彤等认为，医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不能追求整齐划一的统一模式，而是应该允许多种模式共存，这也是世界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医学博士的培养需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先进教育思想和理念，并在对不同学位类型、学位层次研究生的培养进行定位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培养模式。此外，还需从多个层面，利用多种手段对培养过程和培养质量进行评估、评价和监控。（《医学教育探索》2010年6月第9卷第6期）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沈文钦和王东芳在分析了欧美博士生培养模式后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欧洲各国及澳大利亚纷纷启动博士培养模式的改革，主要表现为以下趋势：研究生院制度逐渐扩散，新的博士项目和质量标准相继涌现，跨学科、跨机构培养博士生兴起，指导方式从单一导师制走向联合导师制，博士培养更加注重训练过程，其总体趋势是从“欧洲模式”转向“美国模式”。中国博士培养机制的改革在很多方面与欧美的趋势相一致，但在强化学术训练、推动跨学科博士培养、提高国际化水平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迫切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外国教育研究》2010年第37卷第8期）

博士招生体制的完善与反思

    以下是国内几所重点综合性大学的博士招生机制改革探索情况：

    北京大学：以“选拔”方式代替“考试”

    从2004年开始，北京大学以“选拔”方式代替“考试”方式进行博士生招生工作。这一改革最关键的一点是降低初试成绩所占的权重。

    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生招生办法指出：决定考生能否参加复试的不再是简单的初试成绩，而是综合审查初试成绩和申请材料之后，统一决定复试候选人。将初试和复试分开，参加复试的人数将大为减少，如此一来，导师的面试对象更为明确，他们可以用更长时间与考生交流，真正将复试的作用落到实处。最终的录取结果是由初试成绩、申请材料和复试成绩一并决定的，可能最后的名次与初试名次有较大的差异。在学制上，自2004级开始，硕士起点博士生的基本学习年限由原先的3年改为4年。

    选拔的方式能够让那些真正对研究感兴趣，也具备一定科研素养的学生，而非考分高的学生被招收进来；而学制的改革，可以让博士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科研训练、搜集材料和做好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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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将考试制改为申请-考核制

    为进一步深化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积极探索和构建符合博士研究生培养规律的体制与机制，以提高研究生选拔质量为核心，不断选拔和培养适应现代科学发展要求的优秀创新人才。复旦大学于2007年开始逐步试点探索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直至2010年已对数学科学学院、物理学系、生命科学学院、化学系、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上海市肿瘤研究所、放射医学研究所、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现代物理研究所、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材料科学系、高分子科学系、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生物医学研究院、历史学系18个院系的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拔办法进行了改革。由原来的考试制改为申请-考核制。

    根据相关规定，考生在参加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同时，需提交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本科和硕士阶段课程成绩单、拟攻读博士学位的科学研究计划书、两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所出具的推荐信等材料，供学院评审专家组参考。专家组依据初试成绩及书面申请材料，按照一定权重，提出差额复试候选人名单，并报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批。在选拔考试方面，2008年以后，多个院系/所将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考试放在复试时进行，初试只考一门外语。

    清华大学：取消博导评聘制度

    2011年3月，清华大学对外宣称，学校决定全面取消博士生导师评聘制度，全校副高职称以上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均具有博士生指导资格，这意味着只要是副教授以上的教师都有资格成为博导。此举旨在打破以往博导评聘制度的束缚，让那些学术思维活跃、创新能力突出的年轻学者也能够指导博士生，践行“人才培养是教师的第一责任”的指导理念，促进年轻教师成长，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今后在清华，博导只是一个工作岗位，不再是一个特殊的资格。而遴选导师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有能力指导学生。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国家培养高层次的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是一国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将“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作为新时期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突出任务，将“质量和创新”作为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在完善现有体制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反思，依据自身特点进行改革，创设一套严格、科学、规范、合理的博士研究生招生体制，才能使具有突出学术专长和培养潜质的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作者：刘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