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的
郭迪教授大概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儿童的守护者。他几乎时时刻刻生活在孩子的问题里，哪怕已是期颐之年，他仍然拿着放大镜在儿童医学杂志上“漫游”，倾听孩子的声音。他用了80年的时间研究孩子。他是现代儿童保健医学的领导者，也是最先在临床医学中倡导预防保健概念的创新者。因为他，预防保健不再被看作是医学领域里可有可无的小开关，而是关乎中国未来一代健康成长至关重要的一环。
“我一生都在研究孩子，”郭迪说，“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孩子，他们长得高不高，胖不胖，肚子痛不痛，或许都与生理无关，而恰恰在于给他们什么样的环境。”
他悉心研究孩子，把自己的子辈、孙辈当做“小白鼠”，他亲自制作了一盘录音带，上面记录了孙女牙牙学语时每个阶段的语言，以研究幼儿智力发育规律。他从自己的孩子们身上抽血试验，研究他们的生长规律。为更多了解中国的孩子，他奔波在上海的工厂、学校里；他沿着海岸线南下，直到海南岛的渔村内。生长、营养、心理，每一个细节都是他研究的方向。他说：“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的。因为只要看到一个个孩子摆脱病痛，蹦蹦跳跳地站在你面前时，你就会有一种莫大的愉悦。儿科医生大多长寿，这得感谢孩子们，我们像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被他们所感染。”
郭迪的步履如今变得缓慢，可他的心却依然跃动。学生们给他从美国订购了原版《国家地理杂志》，他自己还坚持每天看时事新闻，他的心没有深锁在丽园路的家里，而是飞驰在他热爱的地方。
他说：“做医生、做医学研究工作不能闭塞，而是要接触最为先进的知识，了解社会的变迁。要预防疾病，必须要与世界同步。”
现任新华医院儿童保健科的主任张劲松是他的接班人，她把郭迪教授称为悟得“医学真谛”的人，“他总是看得很远，看得很准。”
郭迪的另一名学生金星明教授介绍，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数儿科工作者囿于单纯的生物医学观念，对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异常视而不见。直到郭迪先生打破了这样的刻板概念，是他第一个倡导这样一种理念——随着儿童身体的生长，其运动、认知、语言、社交等心理、行为能力也在发展，这些都是衡量儿童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
这样的理念，比当时医学界普遍的观念领先了20多年。此后，郭迪带领学生们走的每一步都要比别人早很多年。“现在的一些医生只注重看病的数量，另一些医生则困在实验室里做漂亮的实验，而郭迪先生却是两者兼备的人，多年来，他在这两方面的成绩都格外出色。”金星明教授说。
这源于郭老从不简单地对待病人，他在用心血看病、行医、著书、做研究。“最好的医生，不仅是技术意义上的，更是人格意义上的。因为医学不仅仅是技术，本质上更是一种精神事业。”
“当医生把病人看成‘动物’时，医学就只是单纯的‘生物学’；把病人看作是‘机器’时，医学就成了理化科学，看病就成了机械的过程。但是，医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人学。只有把病人看作是社会的人，医学才是社会的医学；只有把病人看作是有情感的人，医学才是人文的医学，才具有人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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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工从医投身儿保事业
郭迪教授，身高仅过1.5米，较瘦，看起来丝毫不引人注意。他不苟言笑，但面对孩子，就会绽放慈祥的微笑。他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飞快的步伐，直至80多岁，他的学生依然跟不上他。对很多人而言，他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他也许说着说着，突然就走开了，当学生还傻坐在办公室等他时，却发现他已出现在楼下的过道里。他不同意你的观点的时候，绝不会反驳你或者与你争论，而是不再接口继续这个话题，只有熟悉他的同事才知道，“老先生反对了，再怎么劝也没有用”。
郭迪之所以走上行医之路，也是因为他的个头。1927年，他抱着工业救国的愿望，中学未毕业就报考交通大学电机系，并被破格录取，可到了实习的时候，他的个头成为最大的阻力，一些工作无法胜任，郭迪只能弃工从医。大学毕业后，郭迪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进修学院进修儿科学，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儿童保健医学。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下决心从事儿童保健事业。
“西医儿科学是在l9世纪末才成为独立学科的，我国儿科学起步很晚，我当时读书的时候（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过专业培训的儿科医师几乎没有，大部分医院根本不设立儿科，儿科床位十分有限，更不要说儿童保健工作的开展，加上当时经济及卫生水平落后，疫病流行，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疾病夺走了许许多多幼儿的生命。我曾亲眼看到大批患儿被流行性斑疹伤寒、回归热等急性传染病夺去了生命，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骨瘦如柴。儿科医学应该在我们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儿科医学工作者理应成为儿童健康的保护者，在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更需要这样的人，这是我当初选择儿科的原因。”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刚在美国取得儿科硕士学位的郭迪想到灾难中的祖国，决定尽快回国。但他身边已没有多少钱了，此时又传来美国邮轮即将停航的消息。郭迪心急如焚之际，收到了母亲在上海辛苦筹措到的路费，终于登上了美国开往中国上海的最后一班船。那一年，素有“南高北诸”之称的两位儿科学泰斗诸福棠和高镜朗先生共同在上海筹建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高镜朗任首届主任委员。此后，各地的大医院陆续开始设立儿科，与内、外、妇科并列为四大科室。
也就在这一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郭迪在如今的愚园路万航渡路、靠近静安寺附近，开办了自己的诊所。这位小个子医生的“神奇”本领，不久就流传开来：他似乎能与还不善完全表达的孩子“心意互通”，再怎么闹的顽童，他一抱就不响了；各种哭声，大人觉得没有区别，而郭迪一听就知道是“为什么”；看看孩子的脸色和嘴唇，用捂热的听筒听一下，他就能准确地判断病因，并很快配出对症的药剂。当时，郭迪诊所挂号费是两个银元，而在诊所边上的德国餐厅里吃一顿饭也不过一个银元。此外，郭迪还为沪上一些大户人家做儿童保健医生，其中有著名的大兴公司、永安公司老板的孩子。虽然家境贫寒的病人来求医，郭迪往往少收费乃至分文不取，但日子还是过得非常殷实，出门有自家的汽车，住的是花园洋房。
收入丰厚，事业蒸蒸日上，郭迪却主动放弃了这种安逸生活，选择了另一条更宽广的人生之路。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三校合并，成立了上海第二医学院。新中国的医学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向他发出了召唤。郭迪几乎没有片刻犹豫，全然不听亲友的劝阻，就毅然关掉诊所，从此变成了公家的医生，学院的教师。
收入锐减，车子卖掉了，从洋房搬到了平房，然而郭迪却一点不“当回事”，而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实。“自己的小诊所虽然也能治病救人，但只有投身新的医学事业，才能将医术惠及更多的人。挣钱多少不过是私利，尽己所能让更多的生命转危为安，才是行医的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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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业：坚韧和勇气创出一片天
刚刚加入医学院，郭迪就接到了第一项重任——在上海第二医学院筹建儿科系。
解放之初，百废待兴。筹建儿科系工作一切从零开始，仅“艰苦”二字岂能形容。从选择院址、找实习基地，到成立各个教研室，郭迪和同事们四处奔波。1955年，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儿科系正式成立，同年开始招收儿科专业的本科生，成为全国最早建立的四大儿科系之一。1958年，市政府支持上海第二医学院发展儿科医学教育事业，结合上海市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将正在筹建中的榆林区中心医院扩建为二医附属医院作儿科系临床教学基地。同年10月，新中国上海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医院——新华医院建成开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整体迁至此，郭迪在这里落下了自己的根。
20世纪60年代初，包括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等全国四所医学院儿科系的教学和临床水平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却一直没有一部像样的儿科专业教材。文革期间专家教授靠边站，哪里有资格或心情去编写书籍，市面上可以购到的儿科医学书籍都是1965年前出版的。粉碎“四人帮”后，郭迪拿起了笔，他组织全国9个医学院的儿科著名教授，在一年内完成了121万字的《小儿内科学》。此后，他又主持编写了临床医生急缺的儿科工具书——《儿科症状鉴别诊断》、《儿科基础与临床》等6部书，总数达600万字。儿科著名教授许积德曾参与教科书的编撰，他说：“这真可谓是旱灾后的及时雨。郭教授对书籍的编写要求严格，精益求精，逐字逐句修改书稿，这些书的出版帮助当时国内众多儿科医生摆脱了知识上‘饥渴’、工作中‘无助’的困境。”
著名儿童保健专家金星明教授从1979年成为郭老的研究生起，一直陪伴在郭老的身边。她至今仍记得，老师当时住在淮海路附近的一处居所，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竟将案头的椅子坐垫坐穿了。
院系建立起来了，教材也出版了，但学科发展不能一成不变。此前，我国儿科系的教学重治疗轻预防保健。郭迪下决心重拾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学到的儿童保健学。1977年，他在新华医院首创儿童保健科。他说：“好的医生不仅能治病，更要防病。”
“当儿科医疗模式还是以生物学观点为主流的时候，我们就已率先将研究从生理拓展到心理、社会等层面。当人们只关心孩子吃得好不好、长得高不高的时候，我们将眼光落在了儿童的发育行为上，研究孩子说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脾气好不好。”
郭迪在全国第一个启动儿童生长发育的评测，其中包括有智能发育的测试。“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雷区’、禁区，给孩子测评智商被视为‘唯心主义’的做法。”著名儿童保健专家许积德记得，就是这个个头小小的倔强老头，顶着所有的压力，推动着测评的工作，最终制作出了全国首张儿童智力量表。 在郭迪眼中，为医之人必须具备完整的人格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行医：不仅看病更看病人的情感
郭迪看病时不仅看病，更要看人。面对生病的孩子，他总要询问各种看似与疾病无关的问题，如孩子的学习情况、家庭环境、行为习惯等等。在那些久治不愈的孩子中，不乏有因厌学而咳嗽，因厌食而肚子痛的，而他给出的最有效的药方，就是教会家长如何正确帮助孩子在心理上健康成长。
这种看病的方式，让郭迪总是走在别人的前面，陆续完成新中国儿科史上一系列载入史册的研究。
1986年至1990年，为了监测儿童的发育情况，郭迪率先在国内完成了《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的研制。在国外量表仅有体重、身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体格和心理两个方面。为此，他组织东南沿海地区的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对8000多名0至6岁的健康儿童进行体格及社会心理发育的调查，并根据实际调查资料，绘制了既有体重，又有社会心理发育测查项目的《儿童生长发育保健卡》。在国际专业性会议上，这份来自中国的保健卡，得到了国际权威专家的高度评价。
这份量表至今还在使用，指导着万千家庭如何正确养育孩子，关心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营养不良一度是我国儿童中常见的疾病。在郭迪的领导下，新华医院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儿童锌营养研究，并发现营养不良的儿童中有70%血锌过低，用锌剂进行治疗有助于这部分儿童的体重增加和身高增长。研究还发现，缺锌会降低儿童免疫力，引发上呼吸道反复感染，用锌剂治疗可以提高儿童免疫力。
20世纪80年代，郭迪以医学家的敏锐眼光，预见到新兴工业的铅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危害。他指导博士生在国内进行了首次儿童铅中毒系列研究。本着医生的高度责任感，郭迪带着弟子到处呼吁：为了下一代，必须改善环境！他的学生沈晓明教授所开展的有关铅中毒系列研究结果，最终停止了有铅汽油在上海的使用。10年后，一系列研究显示，上海儿童血铅水平明显下降，铅中毒比例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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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师：桃李不言，身正为范
郭迪教授是我们国家第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之一，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7名，所培养的学生很多已经成为国内著名专家教授，包括现任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发育行为儿科主任金星明教授、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静进教授等。他的学生们都有一个最深切的体会：虽然他的学生难当，但受益匪浅。请他审校一篇综述必须附上所有参考文献的复印件，请他审改一篇论文必须附上所有的原始资料。他往往能从文献中发现一些学生不曾注意的重要论点，往往能从原始资料中发现一些学生尚未注意的新结果。每篇文章经他逐字逐句、一丝不苟的修改和润色，往往从立意到措辞都会有明显的提高。
1988年，沈晓明考取了郭迪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在他的面前，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展开了。那时，儿童铅中毒研究领域尚属空白，这对时年26岁的沈晓明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他带领课题组先后负责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九五攻关项目等科研项目16项。2000年，当他领衔的团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时才37岁，在谈到获得成功的关键时，他这样说：“这得益于我的导师郭迪教授。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学会‘如何观察一个医学问题’。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从总体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总体。其实整个临床医学方法论也是这样要求的。比如对肿瘤，首先看大体，边界是否清晰，再用光学显微镜看，用电子显微镜看。没有人会倒过来做，这是临床思维。我沿着郭先生的思路走，得到的东西是很务实的。在我读博士时，选择了铅中毒的课题，我们走出实验室，在社会大体的‘显微镜’下，完成对人群的调查，加深了对课题社会学意义的理解。群体调查告一段落后，又回到实验室，在电镜下研究哪种基因类型有遗传易感倾向，研究如何影响的机理。我现在带研究生完全放手，一杯茶，一份饭，大家坐在一起‘高谈阔论’。我出点子出思路，大家一块‘吹牛’。如果做分子实验，他们可能比我强，只有在听我讲时，才真的‘鸦雀无声’。我对具体方法教得不多，主要想把郭老师的思想，把我的心得传授给他们，带研究生主要是传授思想。然后把工作分配下去，一人去做一块‘蛋糕’，交回来时就大不一样了。”
如今已是著名儿童保健专家的金星明教授说起自己的导师，话语中流露出崇敬之情，“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医疗模式还是以生物学观点来研究儿科，那时郭迪教授就已经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面来研究儿科疾病，学术成就非常领先。”而导师正直、正派、正统的人品，严谨的学风，也让她敬佩。每次去他家拜访，导师始终坐在小桌旁的一把椅子上，不是在看书，就是在批改论文。有一次她偶然发现，椅子上那块坐垫已经被坐破了……说到这里，金教授感叹道，“搞学术的人千万不能浮躁，这已经成了我的座右铭。”
虽然如今导师年事已高，但思路依然非常清晰。“到今天，我的研究生在做开题报告时，有时候还会去请教他，他也会提出自己的观点。虽然这样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导师还是很乐于被‘打扰’。有一次，我的一个研究生选的题目是‘遗尿症报警器治疗方法’，导师还能清晰地回忆出报警器使用的来龙去脉，指出报警器的第一次使用是在20世纪40年代。”
为人：同情心不是眼泪是心血
郭迪为人正直、诚实。他淡泊名利，从不与人争什么；他关爱后辈，对学生们倾囊相授。学生们说：“先生的医德让人敬佩。”
郭先生在给孩子们看病时，总是想方设法先驱赶他们的紧张情绪，随后再看病；在听诊前，他总是用手捂热听诊器；诊断完毕，一定会记得帮病人把衣服穿好。查房时遇到孩子们尿布湿了，他亲自为他们换尿布；碰上正午时分，这位和蔼的医生总是先给孩子喂饭，随后再查房，最后才轮到自己吃饭。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医院开始设立专家门诊，一方面满足一部分人的特殊要求，同时也可让专家的生活得到些许改善，但郭迪却坚持看普通门诊。他希望以此倡导不管是对特殊群体还是普通群体，都应该为他们提供同样优质的服务，弘扬我国社会主义公益性、大众性的医疗体制。
洋奶粉初入中国时，就有经销商希望利用郭迪在儿童保健领域的影响来打开市场。面对金钱，他非但毫不动心，反而到处奔走疾呼，提倡母乳喂养，并亲自组织出版了一本母乳喂养的宣传画册。
郭迪是一个孝子，他母亲60岁的时候，脚后跟部位长了一个黑色素瘤。当时病势极其凶猛，可做完手术后，老太太腿上的大量黑斑居然自己消退。多年后，又一个病人罹患了这种疾病，医生们认为，老太太的黑斑之所以能自行消退，说明血液内已经产生了抗体，于是请求郭迪能否将老太太的血抽出，为病人输血。那时老人已经70多岁了，早就超过了医学上界定的献血年龄，尽管内心挣扎，但郭迪依然决定，亲自给母亲抽血，为病人输血。
母亲去世后，类似的病人再次找上门来。郭迪听闻，非常后悔，他说：“蛮好把老人的血留下一点的。”
郭先生说，医学不是一项冷冰冰的自然工程技术，而是一项有着“人的温度”的事业。当医学的发展不能完全满足人类需要时，总会显露出一些“不完美”，留下几分遗憾。然而，医学中那份“人的温度”，却可以消弭这些遗憾，让人道主义的阳光温暖人们的心灵，并增强人们战胜疾病和灾难的信心。
在郭先生看来，医生必须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生病的时候，人们不免会有种种顾虑和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态度会对病人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些，很多医生往往都感觉不到。其实，只要医生的态度和蔼可亲些，病人就会从内心里感激他、信任他，可如果医生对病人很冷漠，病人的心就会郁结。善待病人，不但能挽救病人的生命，还能树立他对世界和人生的信心。
对于儿科医生而言，更是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生了病，孩子也表现不出来，这就需要医生懂得倾听孩子的声音，懂得观察孩子的异样。郭迪说：“医生对病人要有同情心，这种同情不是用眼泪，而是用心血。”
心愿：希望能够看到儿科的辉煌
如今的郭老先生谢绝了一切活动，可他依然关心现在的后辈医生。他督促学生们学好外语，因为做医生一定要掌握多种知识和技能，要更好地阅读外国文献，与最先进的医学理念接轨。
2005年9月，95高龄的郭迪教授向新华医院捐赠了10万元人民币，作为“儿科人才培养基金”，用于资助优秀青年儿科医师出国培训。
他常对学生们说，做医生不能有半点马虎，做学术必须认认真真。医生对于医学，要常怀敬畏之心，要秉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
问老人现在还有没有遗憾。他说：“我现在的遗憾是，儿科系没有了，应该要有啊，这是培养儿科医生的摇篮。”
从学生时代立志投身于儿科，到成为我国儿科医学的创立者之一，将研究重点转向儿童保健事业，指导推动发育与儿童行为学科的发展，郭老先生的生命之火，不仅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熠熠生辉，而且在精神矍铄的期颐之年依然流光溢彩。他的漫漫百岁人生经历恰是我国儿科医学事业发展的真实写照。
（作者：施敏 新华医院 宣传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