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不育，给许多家 庭带来了莫大的压力和难言的伤痛。导致女性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如宫颈因素（宫颈狭窄、宫颈糜烂等）、子宫因素（先天性无子宫、子宫内膜炎等）、卵巢因 素、内分泌因素等等。最近的一项研究，似乎让先天性无子宫或后天因手术导致无子宫的女性看到了一线曙光。

Mats Brännström教授及其同事在《柳叶刀》杂志发表文章，首次报告了一例移植子宫孕育出生的婴儿。接受子宫移植的是一位没有子宫（先天性子宫阴道缺如 综合征）的35岁妇女，在进行子宫移植手术1年后她植入了冷冻胚胎，并通过剖腹产顺利产下一个婴儿。这一报告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它使得先天性子宫缺如或 后天因手术导致无子宫的女性拥有了一个生孩子的机会。然而，这也引起了临床和伦理学上的思考。伴随着医疗新技术的发展，做好应对临床应用中可能出现问题的 准备也至关重要。在子宫移植中，这一点尤为突出，关乎生育能力和妇女健康。

捐 出子宫前，所有的捐赠者必须明白摘除子宫这个决定所带来的风险和益处。为了确保这一点，有效的知情同意环节必须到位。既往的报告已经表明了器官捐赠者可能 的和已经观察到的风险，如出血、感染、器官损伤的风险等。在子宫移植的情况下，还存在输尿管并发症以及发生瘘的风险。此外，正如Brännström及其 同事所报道的，摘除子宫需要10个多小时才能完成，也就是说，获取子宫的过程比其他许多移植器官所需的时间都要长，而长时间的手术和麻醉会将子宫捐赠者置 于风险之中。在理想情况下，捐赠者应该是一名已经生育过的妇女——事 实上，在Mats Brännström等所报告的这例移植病例中，捐赠者就是一名绝经期的妇女。由于绝经会导致子宫的改变，研究人员让捐赠者在手术前连续90天口服避孕药 来优化子宫的脉管系统。尽管研究人员的目的是增加手术成功的可能性，但这一措施增加了捐赠者在手术前以及手术刚结束后发生血栓栓塞的风险。

接受子宫移植的人也必须切实对这一过程进行考虑。正如报告中所陈述的，在9名进行子宫移植的妇女中，有2名因为动脉血栓的形成和宫内感染而不 得不摘除移植的子宫。这一报告也清楚地阐明了与移植手术直接相关的另外一系列重要问题。对先天性子宫阴道缺如综合征的子宫移植受者进行卵巢刺激本来就是个 挑战，这一人群的体外受精非常困难。尽管最终是否能成功生育可以归咎于移植本身的某些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该病症状不典型的患者卵母细胞和分裂胚胎的数 目比典型的患者要少。因此，对移植受者的选择非常重要，这不仅是为了移植，也是为了能使受者有足够数量的卵母细胞和胚胎，为以后的辅助生殖操作铺路。这也 引发了对伦理问题的讨论：即是否需要就卵巢刺激和卵母细胞筛选操作的风险和获益进行指导，从而增加可移植胚胎的数量；在移植受者无法提供胚胎的情况下，是 否能使用捐赠者的配子和胚胎；是否需要进行研究来阐明移植后妇女进行体外受精的安全性等等。

另外，还存在 一系列并发症，到目前为止，这些并发症的发生和严重程度只能进行推测而无法确定。Mats Brännström等的报告显示，这例移植受者在怀孕31周5天时出现了先兆子痫和早期宫缩，接着注射了类固醇并通过剖腹产提早娩出了婴儿。这些产科的 并发症是否与捐赠者的年龄、肾功能问题、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或其他因素有关，目前还不得而知。此外，尽管在子宫移植后产下活胎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功，然而，不 能忽略早产对于该婴儿的影响。在这一案例中，新生儿在出生后只用了最低限度的支持。然而，我们都知道早产是有后遗症的。因此，必须进行研究来了解这一报告 中所提到的产科并发症是否对于所有的移植受者都会发生。这些资料只能通过观察其他接受子宫移植并怀孕的妇女来获得。

尽管 Brännström及其同事称，他们想要去除移植的子宫来降低移植受者持续接受免疫抑制剂所带来的长期风险，然而，这一决定必须事先取得移植受者的知情 同意，由她们自愿做出抉择。尽管配偶可能会影响移植受者的决定，然而只能由移植受者本人做出是否摘除移植的子宫的决定。

子宫移植以后顺利产下活胎，这一案例带来了一系列医学和伦理学的挑战，其幅度之宽、深度之大都远超其他器官移植。子宫移植的特殊性要求人们对子宫捐赠者、移植受者、后代，以及这种“新型家庭构建模式”的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临床和伦理方面的多学科分析。

（作者：高石、白蕊）

参考文献：Lancet 2015;385:581-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