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发布公 报称，利比里亚发现的最后一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于2015年3月20日出现症状，3月27日死亡。自这名患者于28日被埋葬后的42天里，与该患者接触过 的人都未出现症状。根据WHO的规定，超过42天没有新增病例即可宣布疫情结束。我们在为利比里亚政府成功宣布埃博拉疫情结束而高兴的同时，也不能忘记赢得这场胜利的艰辛过程。

Kai Kupferschmidt近期在《科学》杂志上发文描述了在利比里亚邦县（Bong Country, Liberia）寻找潜在埃博拉病例的经历。而邦县正是利比里亚的中心城市。故事从利比里亚流行病学家Emmanuel Dweh出发寻找一名逃到偏僻村庄的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女性患者开始。

搜寻小队唯一能够用来指引他们寻找埃博拉患者的地图似乎出自一名儿童之手。在这幅地图的中间，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医院，各种蜿蜒的小道向四处蔓延而去。这幅地图用胶布粘在地图上所标记的那所医院的墙上，而地图所描绘的是邦县的一个小城市——Fenutoli。搜寻小队当天早上从邦加区域城镇（regional town of Gbarnga）驱车来到此地——他们走了90分钟的沥青路以及1小时的红土路，该小队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一名妇女。

这名妇女的姓氏可能是Washington，也可能是Moses。她可能已经怀孕了，也可能病了。搜索小组唯一能够确切掌握的信息就是——她与2名近期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接触过。乌干达的流行病学家Arthur Mutaawe Lubogo解释道：“我们必须找到她，并且把她带到县收容中心进行为期21天的监控。”

这名妇女的经历在非洲并不少见。她自己来到医院寻求医疗帮助，但是当医生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想要送她去检测埃博拉病毒时，她逃进了丛林，就此消失了。县监控官员、搜索小队的队长Emmanuel Dweh听说，该妇女已经逃到了一个名为Fenemetaa的村庄，就在这幅地图上蜿蜒小路的另一端。一名护士告诉该小队：想要到达那里，他们只能在丛林中徒步行走2.5小时。

于是，医疗人员组建了搜寻小队。该小队的主要成员有：Dweh、Lubogo以及另一名来自非洲同盟的流行病学家；2名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MSF）的人员以及一些记者。他们装了一些水，随后便出发了。

搜寻接触者

追踪接触人员 的工作是终结埃博拉疫情暴发的关键之一。你需要找到每一个患者，找到每一个他们接触过的人员，并且在埃博拉病毒的21天潜伏期内对他们进行严密的监控。任 何表现出疾病症状的患者必须在传染其他人前实施隔离。利比里亚官方的目标是：不能遗漏任何一个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以及与其接触过的人员。但是在埃博拉疫情暴 发最为严重之时，与患者接触的人员不计其数，根本难以统计，因此，利比里亚政府的这个目标可谓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现在埃博拉病例的数量已经大幅下 降（Science, 28 November 2014, p. 1039），寻找接触者的难度也变得简单多了。因此，终结这场埃博拉疫情也成为可能。

但 是，2014年11月末，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召开的一项卫生部会议上，追踪接触者的工作人员讨论了他们在追踪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他们理应告知那 些居住在蒙罗维亚的接触者不要离开家，但却没有合适的系统来给隔离区的人们提供食物。而且，那里也没有体温计来检查他们是否发热。

此 外，当地还有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对于接触者搜寻人员的恐惧绝不亚于对于埃博拉病毒本身的恐惧。由于害怕被搜寻人员带到医疗点，人们经常跑进丛林来躲避搜寻 人员。相反，他们更加倾向于寻求本地土医生的帮助或安慰。而这样的行为却又将那些土医生置于风险之中。领导蒙罗维亚接触者搜寻工作的Mosoka Fallah说：“这是一个我们没有遇到过的现象，非常令人担忧。”在几内亚和利比里亚工作的人类学家Almudena Marí Sáez则表示：早期的预防宣传甚至是在帮倒忙，因为这些宣传资料在不断地强调——埃博拉是致命的、是无法治愈的。他表示，“那么人们就会说：‘既然政府不能帮助我们，那我为什么还要来找政府呢？’”

搜寻小队在那 天早上出发前往Fenutoli的路上就看到了不恰当的预防宣传所造成的结果。在一个名为Telata的隔离镇里，马路两边平日里非常热闹的市场现在空空 如也。当月早些时候，该小镇的一个男性，因其姐姐在首都（蒙罗维亚）死于埃博拉病毒而接纳了她留下的孩子。在这些孩子因病毒感染而死亡前，该男子宣称，某 个想要他生病的人将他自己的灵魂转入了一只美洲豹，而这只美洲豹攻击了这些孩子。这种对于感染的传统理解，在当地仍然非常流行。该男子最后在出现不适时， 自己跑到邦县治疗点。而他周围的床位，不久后便躺着他的家人、朋友和邻居。更讽刺的是，他是少数存活下来的人之一。

启程

当搜寻小队出 发进入丛林来搜寻那名失踪的妇女时，他们就淹没在比他们还高的错综复杂的竹林里了。空气非常潮湿，而且有一股很奇怪的煮熟米饭的气味。搜寻小队穿过了各种 小溪和沼泽，这些小溪和沼泽上面都是非常简易的竹桥，只有极少的桥脚。有一次Kai Kupferschmidt就失去平衡，跌入了一条小溪。当他艰难地爬上去时，没有人帮助他，他的靴子全都湿了。因为，为了防止传染，他们说好谁都不碰 谁。一路上，许多村庄都已经被遗弃，只有一些小屋后面的影子和树木的摇曳在象征性地表明生命的迹象。在一个小村庄，有一个锅在火上沸腾着，但已经被遗弃。 村庄中有一名老者，非常瘦弱，有着一副饱经风雨的面容，花白胡子。他站在窗前，但并未从屋子里出来。Dweh问他是否知晓埃博拉，他点点头，称村中没有任 何人有症状，但是他并没有听说过我们正在寻找的那名妇女。

在另一个村 庄，搜寻小队找到了一个名为Leopold Glepoli的男子。Dweh听说他是一名治疗过那名妇女的本地医者。Dweh告诉这名男子，他们必须把他带到Fenutoli，因此他必须乘坐救护车 去埃博拉接触者收容中心（Gbargna一个体育中心的帐篷）并度过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要知道，如果一个接触者在偏僻村庄生病，那么把他们带到治疗点几 乎是不可能的。Glepoli是一个矮小的男子，他否认与任何患者接触过，并且非常愤怒地拒绝了该计划。当时已经过了下午1点，因此搜寻小队决定继续前 行。

搜寻小队手中 的那份地图大体上还是准确的，但是Fenemetaa远比那名护士所说的地点更远。经过4.5小时的艰难跋涉，搜寻小队到达了目的地。但是，除了4个穿着 T恤、短裤、凉鞋、四处闲逛的年轻男子，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尸体、患者、或者任何人。Dweh向他们打听那名妇女并且介绍埃博拉，将那名妇女身上可能携带的 埃博拉病毒描述为一种非常危险的毒药。

虽然搜寻小队 并不确定那4名年轻男子有没有听明白，但是他们说那名妇女已经不在这个村庄了。后来，他们又告诉Dweh说那名妇女曾经来过这儿，但现在已经离开了。 Dweh低下头，眼中充满了悲伤，说：“他们在说谎，我能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出来。”然而，当时天色已晚，搜寻小队几乎已经断水。几个小时后太阳就会落山。 因此搜寻小队开始返程。

返程

在 返程的路上，搜寻小队顺便带上了Glepoli。他虽然很气愤，但是他愿意随行仅仅是因为他想要证明他“并未染病”。黑暗渐渐侵入丛林，小路也越来越黯 淡，那些简易的竹桥也更加危险。幸运的是，Glepoli知道返程的路。在返程的路上，在MSF工作的挪威医生Morten Rostrup向小队成员们讲述了关于15年前第二次内战时期的一次多日穿越利比里亚丛林的经历。当时，Rostrup和一个同事就听说，在一个偏僻村 庄，一种奇怪的发热症状杀死了许多人。Rostrup说：“当时我们就怀疑是埃博拉病毒。”但是，当他们到达那个村庄时，已经没有病人了，到处是坟墓。

时间不停地流 逝，搜寻小队也越来越口渴、饥饿和疲劳。MSF工作人员Fran Miller给了Kai Kupferschmidt最后一口水。但是她说：“请别碰到嘴，把水倒进你的嘴里吧”。当天色完全暗下来时，搜寻小队利用手电筒、iPhone以及一些 可以利用的工具来试图照亮前方的道路。然后搜寻小队看到灌木丛另一端的另一队人马也亮着灯光。这队人马是来自Fenutoli的搜索小队，由于在预期时间 内没有等到搜寻小队，因此出发搜索。

30分钟后， 搜寻小队到达了一座小山的山顶，看到Fenutoli就在山脚下。当时已经是晚上7点了，整个村庄的人都出来迎接搜寻小队。当搜寻小队又脏又累地从丛林中 走出来时，大家用掌声欢迎了他们。即便是被村民包围着，Glepoli依然顽固地否认与埃博拉患者接触过。当时，远处一片乌云电闪雷鸣，Glepoli于 是再次暴怒，并咆哮着称他不愿意去收容中心接受监控。当然，当时也没有办法把他送到收容中心，因为救护车今天不会来Fenutoli。而村民们也并不希望 他留宿，因此Glepoli又迅速溜进丛林，返回他自己的村庄。

Glepoli 并没有生病。后来那个名为Washington或者Moses的妇女也被找到了。几个星期后，Dweh在发给Kai Kupferschmid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她向邦县的卫生队妥协了。”经过21天的监控，这名妇女并没有患病。在一个充满心碎和悲伤的传染病暴发过程 中，这样的结果是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而在那一晚，快乐的结局就像在丛林深处闪烁的萤火虫那样，让人捉摸不定、时隐时现。

(作者：马驰、高石)

参考文献：Science 2015;347:1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