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美历程：一生最受感动的话（一）

我叫丁云红，名字像是女孩子的名字，父母当时取名字并不讲究，只是为了做个纪念。我母亲是云南人，生我的时候父亲在西安炮兵学校读书，学校所在村庄的名字中有个“红” 字。1985年，我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留在学校长海医院实验诊断科工作了十年，1995年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做访问学者，之后就一直在北美生活。

前不久，有个同学问：“要名还是要利，你如何考虑？”我说，做自己想做的。不过，这让我想起一些曾经让我反复思量的往事。

2000年，我辞去在加拿大的医学研究工作，转而攻读计算机学位。2002年，我拿到计算机工程硕士学位，当时工作非常难找，到处都是被解雇的人，一起学习的二军大军医系的同学因此回国重新去做骨科医生，我又回到医学实验室工作。刚去工作，计算机工作机会就来了。我太太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他们小组招了一个人做计算机方面的合同工，星期一上班时，招的人没来，太太的老板就说把你先生叫来吧，我太太说他不会，老板说你教他不就行了。

这对我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刚去做医学研究工作的地方是神经外科实验室，我去那里工作，是因为他们有MRI相关的计算机研究工作，但我没有进入那个组，也发现他们不可能扩大，再回到实验室工作就没有意义了。因此，我迫切感到需要另图发展。尽管我是医学背景，但只要有进入工业界的机会，还是能胜任工作的。另外一位军医系的同学比我学得早，现在在通用汽车公司当程序员，也做得很好，有的同学甚至在美国开了计算机公司。

然而，这个机会却被我放弃了。之前我们在教堂里认识了一家人，女的原是上海瑞金医院的医生，姓裘，她正在学习药剂师专业，而且怀孕了。男的姓任，大学是机械工程的背景，有两个硕士学位，其中一个是计算机，两人都没有找到工作。她们家曾托我太太帮他们留意工作。我们家讨论的结果是，他们家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我们把工作机会给了他们家，而我也再无缘计算机工作，以后又改学专业。

当时做这个决定对我来说确实非常难，唯一的安慰就是对我最受感动的话的回报了。大学毕业后，我非常幸运地留在学校工作。一天，管分配的人对我说，你知道你为什么留校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我心里想，可能是实习的时候，大家都去泡妞，而我埋头写综述。他说，很简单，大学五年，没有人说你的坏话。

这对我是多么沉重的话！大学五年，同学间怎么可能没有过节，我还曾和贺辞同学吵过架。我真为自己能有这样的同学们感到骄傲。不是我优秀，而是他们成全了我。我想我也没有让你们失望，感谢大家给我一生的帮助和鼓励，今天把埋在心中三十年的话说出来了。

后来我工作的实验室老板到德州一大学实验室当主任，我不愿同去，于是换到骨科实验室工作。在那里从事人工关节相关的研究，其中部分是人工关节的图像分析，我原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但后来发现研究方向不理想，决定再去学习自己喜欢的法律。在我准备法学院入学考试时，一个突来的变化促使我考虑去读美国护士学校，于是我又辞了工作去上护士学校（以后会介绍缘由和中国医生在美国做护士的故事）。尽管我有中国医学院的学位，但还需补三门课。我申请到2006年9月底特律韦恩大学护士学校为期16个月的第二本科学位项目读书。

我离开实验室以后，实验室同一小组的另外一个来自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在美国拿了计算机学硕士学位的男同事问我这个实验室还有必要待下去吗？我告诉他意义不大，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骨科研究应该是力学方面的才最有价值和前途，而这个实验室现在的研究集中于人工关节磨损产生的并发症，属于被动研究，磨损生成颗粒导致关节炎，图像诊断出来还是没有办法治疗。如何减少人工关节的磨损才是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这类有工科和医学双重背景的人才会有所作为。我太太在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他们的工作是负责用有限元分析法设计汽车零部件，尤其是需要受力的部件，以保证产品的质量。他们的工作对我启发很大：人骨折了，医生复合的骨折位是医生凭经验认为的最好位置，但不是力学上的最佳位置。现在很容易获取病人骨折部位的三维图像，用有限元分析法模拟分析每个病人的骨折部位的情况，对指导骨折复位和人工关节个体化会有重要价值。半年后，这位同事把工作辞掉，也到护士学校读书。

大家也许会想，学医的转学护士肯定能学好，到法学院读书就难说了。如果你读完后续“我一生中最痛”，你们肯定相信我今后会去读的，也会鼓励我的。

“也许就是认识了一个人或是读了一本书或是一个经历，人的一生从此改变！”这是一位朋友跟我说的，对我而言确实如此。二十几年前，曾在国内一张报纸看见一则报道，大意是说，司法公正使得美国百姓什么都敢到法院去解决，特别是民告官。在“冤死不进衙门”文化中长大的我当时想，要是到了美国，不妨试试。没想到上帝真的给了我机会，不过太多了点。在北美10年间，我代表自己打了三宗民告官诉讼，也帮助了不少需要帮助的人。感谢上帝，让我经历人间的磨难。在我的纪实文学《有理走遍天下？》开笔前，先把一段缩影情节献给大家, 相信你能看到这就是“当兵的人”。

2005年 11月，一个中国移民在移民部签发对其的驱逐令后自杀，这是一个二代单传家庭，父母在打击下病倒，直到2007年3月，父母才来加拿大为儿寻求公道，想控诉加国政府及法律逼得他们的儿子走投无路。帮助他家的律师在当地号称“大侠”，公开表示移民部在驱逐案中是依法执行相关程序，无瑕疵。中国领事馆曾咨询律师，也是同样结果。一位长期从事移民业务的律师在报纸上表示，他们的要求中只有为儿子立碑为可行。另外一家报纸则说儿子犯事，父母来讨公平。

我关注着他们，因有家报纸提及死者是精神病人，我无法接受这种公开表态。于是，我通过报社联系到在温哥华的死者父母，我说我与政府和法院打过交道，自告奋勇来帮助他们。我问移民部，当时知道死者是精神病人吗？这是关键。他们说移民部知道，我要求他们把文件寄给我。原来死者患有精神分裂症，在与嘲笑他的人冲突时，用刀刺破对方衣服，被判犯有重伤害罪，得服刑一天，并接受为期三年的精神病强制治疗。在其治疗期间，移民局根据移民法“犯重罪就得驱逐出境”这一条驱逐他，驱逐令签发二小时后，该病人服药自杀身亡，年仅32岁。

读文件时，我的心情非常沉痛：精神病人被判重罪，把一个有高度自杀危险的精神病人置于极度紧张、危险和致命的境地，而又不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他和防范其自杀，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中国人身上。我说判刑的事先放一旁，移民部把精神病人当正常人处理是其首要错误。我用两天时间帮死者父母写完了20张纸的诉状，告诉他们，如果找不到律师，即便法院不公，他们用这份诉状也可以和加拿大斗到底。诉状开始是写父母代表他们的儿子，但后来我把父母也加入了诉讼队伍。我这么自信，是因为我控告过移民部，对相关事宜很清楚。

2004年，我申请加拿大公民时，移民部对少部分申请人搞居住背景调查(是否住满3年)，并且声称调查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搞得被调查的人很痛苦和失望，没有一丝尊严。大家都忍气吞声，唯独我不买账，把移民局告到法院。一位台湾朋友说你吃了豹子胆了，欧洲来的移民都怕他们。

我指控移民部 “居住背景调查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政策违反加拿大宪章第15条平等权，该政策歧视受居住背景调查的人。理由是：相比较不需要接受居住背景调查的大多数公民申请人，居住背景调查强加了对受调查的申请人的差别对待，这不构成在宪章15条下定义的歧视。然而，居住背景调查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却是有这样或促进这样的作用，即让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申请人，其个人的能力受损、或财富受损、或价值观受损、或认同感受损，让其作为加拿大社会的一个成员，得不到平等的关怀、尊重和考虑。我不说背景调查的政策歧视我，而说该政策歧视受背景调查的人，我作为受害人之一来诉求宪章权力，促使法院在大多数不需要背景调查的公民申请人与受背景调查的申请人之间寻求平等对待。我也指控该政策违反宪章12条：任何人有权利不被置于任何引起痛苦和不寻常的处理或处罚中。我声明该政策使被调查的人备受痛苦和失望，在受辱情形下成为公民等等。（未完待续）

（作者：丁云红)